中美首脑大阪会晤后的“百人信”，成为中美关系某种变化的重要征兆。整体看，百人信是在特朗普对华策略无法收到预期成效，美国反而因此面临经济受损，国际声望受损，盟友关系受损等三重损伤背景下出台的“理性”声音。这种声音折射出美国国内的“对华共识”有待更加精准和深度的分析。需要被注意的重要特点是美国虽然存在“威胁共识”（中国在整体上构成挑战美国的威胁），但“战略分歧”严重。这种分歧，不仅仅是应对中国威胁的手段选择的差异，还包括对美国自身在世界定位和战略选择的争议。当然对中国来说，实力以及坚定不移地坚持自身的战略，是应对进入变动和焦虑状态的中美关系的关键。

中美贸易磋商的重启不出意外地面临美方的新的不确定性的干扰。整体看，美国的对外战略具有显著的投机性和固执性。从认知和目标设定来说，是坚持与时代不符合的目标和方式；从手段和执行来看，具有显著的投机性和逐利性；除非面临不可逾越、无法否认也无法混淆的障碍，否则经常会反复尝试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谈判手段。在磋商中如何落实中方关注的对等与尊重，美方还需要在中国的努力下经历更长的学习、调整和适应时期。中方应该对此保持充分的定力和耐心。

中国外交继续坚定展示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崛起，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以及时空环境，共同决定了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和平、包容、富于弹性的崛起。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以开放心态，建设性的欢迎各方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而非努力构建排他性的独占的利益，是中国战略的鲜明特点。中国在和平论坛上的表态，在5G等新一代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表态，持续的在展现这一点。

日韩的摩擦，侧面折射美国作为“领导者”能力的相对衰退。初步的观察显示，似乎美方无法有效管理和协调其东亚次区域关键盟友之间的关系。从实力上看，当下美国很难说可以在东亚地区，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来应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韩国作为其地区战略支点，爆发激烈摩擦，甚至要动用贸易制裁工具，显示美国作为“盟主”的领导能力遭遇严峻挑战。而日本急于启用高技术产业链上的局部优势，对韩国实施制裁，在中长期，可能导致产业链的重新布局，这种布局的结果，很可能是削弱而非增强日本的影响力，甚至导致其进一步的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