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王骁：东北复兴，出路不在歌声里
以下文章来源于王骁Albert ，作者王骁Albert
王骁Albert
王骁Albert
大家好，我是王骁，在假期之前，9月22日，著名旅加华侨女歌手曲婉婷再次云带孝，被骂上热搜。这事儿之前没做，因为不想打扰大家放假的心情，现在可以聊聊了。云带孝没几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回应称，“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其实这个事儿的起因就是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是前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2014年9月因贪腐被批捕，涉案金额3.5亿。
曲婉婷争议微博
为什么一个副局级官员有这么大权力？其实中国互联网对于东北一直有着别样的关心，也不奇怪，东三省，曾经的共和国长子，新中国建国初期以一地之力带动全国发展。但是这几年东北经济凋敝，人口外流严重。2020年上半年全国31省份GDP，黑吉辽跌至26、25和17位，三省GDP加起来，高于第七位福建省，低于第六位四川省。
社会各界总结东北衰落原因时，永远绕不过“官本位”与“官僚主义”。往期节目我曾多次批判官僚主义，但客观上官僚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基础，一度让东北成为中国最现代化地区，性别和分配相对平等。本期骁话一下我们就聊聊，东北官僚主义的白与黑。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下岗就这样出现在工人的世界里。曲婉婷的歌声里，藏着数百家庭被贪腐官员破坏后的“沉默”。检方指控张明杰担任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时，非法使用公权力，篡改合同，贱卖国有资产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原种场拥有15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大小约合220个足球场，价值3.5亿。但厂子被作价6160万卖掉，原有566位职工的1146.7万安置款不翼而飞。
副局级干部随手一操作，就赚到了上百普通人一辈子的收入，张明杰还得以荣升，成为曲婉婷眼中的“英雄”，下岗工人饥寒交迫时，她在加拿大过着安逸的生活，将网友质疑归为“无知的血口”。其实大家一直以来就一个问题：如果跟你没关系，为什么6年不敢回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海南人，但是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原子化家庭，家里就是哈尔滨南下移民。团队的吉翁舰长是大连人。我们都对东北凋敝深感痛心，也都认同这其中离不开“官本位”的问题，但如果只是骂一通，那就没有意义了。我想用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东北的结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如果真的要展开来讲，能写几十篇博士论文了，所以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提供一个角度和结构，帮助大家有新的认识。
建国初期，甚至在建国以前，东北是“现代化”的代表，这要先从历史上找原因，主要靠的是“走出去”和“现代化”。清兵入关后，沿着明朝辽东边墙修建“柳条边”，禁止百姓开发东北。随着内地农业内卷、灾荒战乱，大批难民由陆海涌入东北，清政府也只能默许百姓开发“龙兴之地”。
柳条边示意图
张作霖割据时代，东北社会发展加速，大豆一度成为中国极少数国际贸易拳头产品，内地移民也进一步加速。东北地广人稀，军阀缺乏有效治理，这片土地上要乡贤没乡贤，要宗族没宗族，百姓只能自组织。那年头能跑到关外的人，往往要经过“弱肉强食”的考验，活下来，你就是农业社会“精英”。张作霖本人就是“胡子”，乱世时“精英”占山为王，自封等级，背后说明了边疆人对“力量”的追求，越是“武德充沛”越期待稳定的秩序。
九一八国耻后，抗联浴血牺牲，日本全面殖民东北，兴建铁路和城市，试图将东北打造成“满蒙生命线”。最后日本“招了核”，但客观上东北也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解放前，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北则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秩序混乱，中国惟一的现代化组织，共产党，就抽调近百万天降猛男出关，剿灭原来盘踞在“东北”的旧社会精英，重建秩序，《智取威虎山》大家都听说过，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就不多说了。东北局后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比如建新公司就是大连市委的马甲。最终四野三兵营出兵、华野靠大连大炮弹和山东小推车，碾压了国民党。
日本占领时期的长春规划
建国后东北条件最好，苏联援助的156工程，三分之一布置在这里，“共和国长子”的实质是新中国工业心脏。现代化工业需要现代化组织配套管理，那什么是现代化组织形式？官僚科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等级清晰，权责分工明确，理论上是效率最高、最理性的人类组织形式。但是要注意，这说的是官僚制、不是官僚主义。
新中国初期总体呈现了“强政府-弱社会”形态，由“全能主义”政府主导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和经验，庞大的工业基地想要高效运转，得靠官方科层制组织领导。计划经济时代，这类大型国营企业管理着工人的方方面面，困难时期东北国营厂能自产零食和冰淇淋，作为工人福利发放，员工有子女，工厂就要为职工配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设施，企业还要负担职工养老。当时这叫做“企业办社会”，也称“单位制”，所以就有了那句，“你哪个单位的？”
举个例子，黑龙江鹤岗在中国东北的东北部，前段时间因5万一套房全国闻名。其实最初156工程里4个项目布置在这，年产煤上千万吨，十几万煤矿工人组成的巨型煤矿联合体，连带家属新形成了百万人的居住区，行政需求促使黑龙江省政府在这建立了鹤岗市政府，属于一个典型的功能型城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魏昂德将国企体制定义为“组织化依附”，工人依附于工厂，国企掌握个人生活发展的资源和机会。也就是说，国企提供社会服务职能，因此大企业生态就是社会秩序。
现代工业体系既需要高强度体力劳动者，也需要脑力行政人员。国企的劳动力需求，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女性就业。女性有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直接提高家庭地位，有力保障了平权。所以说东北女性“彪悍”，并不是指体能强，而是说东北更早保障了男女初步平等。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东北的观众应该都有体会。
科层制社会下，东北形成了两套“领导”机制。一套管企业、一套管行政，比如鞍钢是副部级国企，而鞍山市却是地厅级行政区。因为没有传统宗族，官僚制代替了祖宗和血缘辈分的社会功能，既是社会管理者，也是秩序维护者。两口子闹矛盾，直接点，亮明级别，所以在东北家庭，夫妻不是按照性别来算一家之主，而是谁的级别高，谁就是一家之主，如果级别相同，那就找领导，俗称“闹到单位去”。
所以“东北”现象不是东北独有，越是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明显。刘冰主演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重现了北京“科层制”四合院，居民自组织按照各自社会级别，一大爷原来是八级钳工，院子里地位最高；二大爷是普通车间钳工，是个官迷，院子里排第二；三大爷是小学老师，坐第三把交椅。这三人构成了四合院长老会，定夺大事小事。
今天是市场经济，所以很多人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经常会指责老国企说效率低下，浪费社会资源。但是特殊年代，东北国营经济对社会贡献极大。和鹤岗一样，中国不少地区都是围绕着一家企业，一套单位建设出功能性城市。三线建设时期，为了全国战备，东北抽调精兵干将建设出四川钢城攀枝花，所以今天攀枝花的口音还和四川话略有区别。大庆油田最初也是政企合一，全面保障全国石油安全，安达特区1979年才改组为大庆市。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矿都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特定历史时期，这种发展方式迅速建设出一个现代化社会，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仅有百分之45，而辽宁已经达到百分之60，现在甚至有百分之72，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人口六普数据，东北受教育程度长期高于全国平均值，辽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仅次于京津沪等中心城市。
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东北功能性城市太多，功能型城市的功能一旦消失或者退散，那么单纯保留当年那套行政建制就会徒增成本。鹤岗采煤业衰落后，全市GDP只剩下260多亿，人口百万左右。放在其他东部省份，这可能就是一个县级市水平。但是目前鹤岗依旧维持着地级市的组织建制。其实不只东北，再比如鄂州市的成立，当年是为了配套鄂钢的社会管理，但是近年盛传要并入武汉，还有此前造无缝钢管的莱钢衰弱后，地级市莱芜也被并入济南。
鹤岗
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年代，公权力事无巨细的包揽人民了生活各方面。但长期维持这套体制并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也给政府和企业带来各种问题，首先是“注意力”的分配，当代叫公共资源向哪倾斜，社会管理要决策最为紧要，事关发展的领域，企业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过度介入社会服务，必然会消耗有限精力。其次是成本提升，大包大揽式公共服务增加了社会机构负担。如果个人无法从“单位”获得发展资源，无法满足个人需求，也很容易陷入负面心理。
今天我们知道雪糕厂造雪糕，想吃就花钱买，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行为，但当时举个例子，冰棍儿是厂里生产的，本来应给配发给你，但是被领导吃了，你可能就闷闷不乐怠工一下午，但如果这不是冰棍，而是入学机会或者分房呢？这种行为一而再的发生，汇总起来就会造成效率崩坏，系统失衡。
中国组织社会学顶级学者周雪光就指出过，这套“全能体制”，控制了社会大大小小事务，连妇联等社会组织，也被“准政府部门化”，结果就是公共部门一起失去活力。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两者存在逻辑冲突，所以很难同时实现，前者需要服从会导致僵化，而有效治理需要控制权威边界，打破垄断地位，基层部门需要多元探索的自主性。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加剧，发达国家开始向“资本洼地”转移产业，美国五大湖、英国“红墙带”、德国鲁尔区，老工业基地接连面临衰退，东北也不例外。
旧鲁尔区
东北是全国指令经济实行最彻底的地区，建国初期购制的设备，经过数十年使用，开始逐步老化。企业管理僵化，缺乏竞争，不负担盈亏，生产脱离市场，一切由政府下订单，主观上既无必要扩大再生产，也没有改进动力，经营失败的企业没有相应破产制度，亏损被国家承担，就变成了坏账。改开深入后，东南沿海大发展，而东北缺乏政策倾斜，市场经济发育不足。
其实自然地理上，东北也在逐渐丧失经济竞争力，90年代开始全球资本吃相越发难看，新兴制造业国家往往实行24小时三班倒，而东北福利完善，一年只有一半时间开工，冬天不烧暖气，无法展开工作。生产力的核心，劳动力也出现问题。东北过早城市化现代化，出生率迅速骤降。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科层制管理下，上面决策下面执行，超生意味着丧失前途，东北家庭迅速完成一胎化，但建国初婴儿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退休，一个人出生的同时，很可能3、4个人退休，还记得企业办社会，单位包养老吗？社会抚养比失衡，东北老龄化与人口危机迅速形成。
90年代，建国40年形成的各项矛盾，让改革走入深水区，90年代中后期，全国强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亏损企业“破产解体”，其他企业“转制”。对，我要谈“下岗”了，所谓下岗就是变相失业，一般来说职工过去和国家签订的终身就业契约被打破，领取三年工资，约1到2万元作为安置费走人。数千万人奉献了青春，建起了厂房，最后被几万块钱“买断工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1993年到2004年，历年累计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东北占四分之一，按照一家三口计算，1亿人的东北，有近三千万人生活没了着落。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90年全国各地都有下岗潮，只有东北社会濒临崩溃，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比如上海1990年开始就逐步下岗，花了10年时间分流百万职工，今天上海大家小巷遍布着的国营便利店，都是在大下岗时期逐步建立的，分散了就业压力。但是反观东三省，问题很多，反应缓慢，能拖就拖，拖不下去一刀切，结果七八百万职工在98年到01年之间集中下岗，失业潮直接冲爆了社会运行。
以前有人开药方如打工、摆摊等等，如果你把东北想象成苏联，就应该能理解社会各系统同时停转的时候，个人努力不值一提，打工需要企业，摆摊需要人消费，当一个社会里企业和消费者同时消失了，会怎么样呢？三项制度收入、养老、医疗，在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后，社会兜底机制消失，几千万人在几年时间里，变得一无所有。
而科层制领导的国有经济改制，对于领导私德有极高要求。如果领导有私心，那国企改制，就会变成“厂长书记私有制”或是“地方领导私有制”，建国初期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赋予了官僚极大权力，最后也就有了如张明杰之流的官僚，熟练地运用权力谋私。
大家应该也会问，今天突然被辞退，还会以《劳动法》为基础搞仲裁，当时怎么一声令下所有人失业？我们前面说过科层制惯性，组织塑造了权威关系，国企职工就业几十年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性，在最需要主观判断的时候，他们基于过去经验，怀着对组织的信任交出了选择权。某著名小品台词就是“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结果最后轮胎气打爆了。中国人大社会人口学院院长2006年论文《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就认为，在单位的严格控制下，集体抗争将保持非组织化的发动模式。
国有企业关停并转，配套行政部门无企可管。“单位”崩溃后，“机关”却没有消失，“科层制”也没有消失，1.2亿人的东北有3个省和34个地级行政区，而1亿人的山东，只有16个地级行政区，难道山东没有“官本位”？但山东仍是经济强省，实际上，机关单位消灭了企业单位，企业单位却没能倒逼机关单位改革。
香港科技大学社科部蔡永顺教授2002年研究发现，国企工人集体抗争的主体是下岗职工，而组织者往往是下岗或在任的企业干部，他们更有能力和威望，在改制中体验到更强烈的剥夺感。类似于《人民的名义》中的郑西坡。而过去针对工业中心重点建设的行政管理体系，今天成了“冗官”。
经济崩溃后，官僚制管理异化成“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形式主义，从程序上下手，没事找事。为了凸显权力，延长每级权力展示时间。最直接的，比如说话说一半。比如咱们去拍证件照。你给三寸，他要两寸。你给两寸，他说露耳。你给露耳，他说眼镜摘了。
总是有各种方法，让你一次办不完。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还有酒桌上的“没关系办不成事儿”，招商引资“原则是关门打狗，堵门捉鸡”，吃拿卡要下，企业只能纷纷外流，让经济更加举步维艰。总体上东北官僚腐败严重，行政效率低下，投资对东北天然恐惧，而东北人有机会就跑“东四省”去，高素质人才人口流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管理失效，民间开始自发组织，东北基层崩溃后，传销、邪教和黑社会占据了社会生态位，犯罪率直线上升，今天很多东北的孩子还能听说过当年乔四爷的故事。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数千万人下岗，中国进入“第五次犯罪高峰”。全国范围统计，每万人下岗人数增加500人，那每十万人中，检察院批捕人数就要增加1人，批准起诉增加2人。
下岗潮对东三省犯罪率影响更大，每万人中下岗职工人数增加1倍，平均每十万人中检察院批准逮捕人数增加约3人，批准起诉人数增加约6人。为什么邪教、传销、甚至国学班能在东北大范围吸收成员？因为他们给了大众一套熟悉而温馨的“科层制”生活体系，等级明确区分，组织相互兜底，中老年人在传销和邪教中寻找家庭温暖。成员用“黄金总监”、“钻石经理”相互称呼，当然你进去就是个“白银经理”了。灰色产业兴起，造成了大众错觉，好像“东北都是黑社会”，“北方传销多”的固有印象。一亿人无端端蒙受了负面刻板印象。
2004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东业基地”战略，2012年十二五规划振兴东北，2016年，“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出塔，国家投入海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仍不乐观。反而养肥了一批硕鼠，2016年辽宁人大贿选案，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454人终止省人大代表资格。不仅是“投资不出山海关”，“政令也快要不出山海关”。
大量国家投资进入东北后，并没有流入市场，而是路径依赖，流入行政机构和极少数国企。机床是工业母机，机器自我复制的基础加工工具，被称为“国之重器”。而沈阳机床集团就是差点以一己之力，摧毁中国机床产业的代表。2020年1月观察者网文章《沈阳机床兴衰解码》披露，沈机通过并购，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机床企业。欢迎大家去读一下。
说到最后，东北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官僚主义中唯上负责的文化带来了体制惰性，官僚主义把政治等同于行政，把结构设计简化为行政指令。却忽略了政治的实质，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不是红头文件，而是研究并处理各社会团体间存在相互关系，进行集体决策的过程。
而造成这一切的官僚主义似乎觉得自己毫无责任，吃穿住行国家承包，甚至有官员说出了鼓励大家去租房，他在市中心租房才600元一个月，这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还是我们一贯的老话，实用主义不实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理，无助于社会稳定，只会带来更多复杂的非预期后果，决策不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分析，只是想当然，那结果就是纸上谈兵。什么是有效治理？自上而下完成资源动员，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地方冲突，地方政府能不能准确执行中央政策，完成地区治理任务。
很显然，官僚主义无法完成有效治理。如果不整顿，不让行政机关和社会真正平衡，那么东北就没有未来。
原标题：《视频| 王骁：东北复兴，出路不在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