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霍猛:我把爷爷那一辈人,留在了银幕上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2019-05-21 15:23
来源:澎湃新闻

“这个时代就像是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有些人上了车成为领军人物,有些人努力想要挤上这趟列车,虽然被撞倒,虽然头破血流,但他们也算是在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可这些依旧生活在乡村里的祖辈们,似乎和这趟列车毫无关系。但我总觉得,所有的乘客和追赶列车的人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他们和他们生活的乡村,才是我们所有人情感的故土和思想的家园。”在距离电影《过昭关》5月20日正式公映前夜,导演霍猛在自己朋友圈中写下这样一篇文字,附言权作“导演阐述”。

《过昭关》海报

虽说直至5月20日才得公映,可围绕《过昭关》幕前幕后所产生的话题热度,却已然从去年金秋的平遥电影宫,绵延至眼下这个被网络刻奇与商业带货交相裹挟的“520”。这部农村题材,全素人演出,制作成本仅40万元人民币,拍摄周期38天的独立电影,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独揽三项大奖: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以及华语新生代·青年评审荣誉。彼时,人们对这部片子最大的关注点在于,它诞出了中国影史上一位最年长的“最佳男主角”,今年已经78岁的杨太义老人——作为一名河南周口地地道道的农民,杨太义不仅此前完全和影视界毫不搭嘎,甚至上一次清晰的观影经历还得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村头的露天电影放映”。

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而言,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像《过昭关》这样一部电影的生存空间能有多大。是以从去年得奖后至今,《过昭关》呈现出与商业电影有板有眼“跑通告”迥然不同的宣发路径:不等正式确定上映日期,就先后在国内一些地方性影展和高校举行点映与主创见面会——如此“死中求活”的打法,一来是要通过口碑发酵广而告之;二来也足见得导演、编剧霍猛对自己作品的信心。

《过昭关》导演霍猛

在这一过程中,如文章开头“导演阐释”中所言,这部电影出人意料地成了一颗影院中的“催泪弹”!仅就澎湃新闻记者近一个月来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的两场观影活动现场所见,在电影进行半程后,黑黢黢的影院内的确可以听闻渐次连缀成片的啜泣,乃至个别声响不小的呜咽。霍猛说自己一开始也很纳闷,但当有了一次“放映才20分钟,身旁女观众便开始抹眼泪”的经历,他开始意识到这部原本非常个人化的电影,“或许真的切中了当下社会的某个痛点,有个女孩儿到最后真的是哭得讲不出话来。” 

电影《过昭关》的故事并不复杂,即将步入小学的男孩李翊宁被父亲送到乡下爷爷家过暑假,爷孙间本就横亘着代沟,而老家简陋的生活条件也显然难以让孩子适应。正巧,爷爷李福长偶然间得知一位外地的老友病重,恐来日无多。于是他便驾着一辆三轮车,拉上小孙子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之上,他们结识了了水塘边人生失意的垂钓客,卡车抛锚叱骂世道人心的长途司机,以及一位通过“电子喉音”发声交流的哑巴养蜂人。与此相应的“见招拆招”背后,李福长用朴实无华的言行,逐渐诠释出一位中国农村老汉的人生智慧与良善品格。

《过昭关》剧照

坦白讲,这一连串的“无巧不成书”还是多少见得“作者”霍猛的情感倾向与议程设置。继而读解出他对“厚人伦、美教化”田园牧歌生活的追挽和珍视,甚至还可以读出几分“反智”的意趣。但霍猛显然不想在电影中唱任何高调,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同所谓“主旋律”保持着距离。就像电影片尾打出“想念爷爷”的字幕告白,素人杨太义饰演的“爷爷”用丝毫不着表演痕迹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人们在观影时的警觉与挑剔——你很难想象他还可以再把别的什么角色演得如此出彩,以及如果换用职业演员来出演这一角色,能否达到如此高度契合的浑然度?在这部电影中,演员与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共生为彼此依存与成就的关系,最终成全了此次霍猛的内心告慰与艺术追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过昭关》不想就任何“宏大叙事”表达意见,但作为人物自身成长的背景与小传,乡土中国的私塾教育与1949后中国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通过人物间不多的几句对白,勾勒出沧海桑田的历史纵深感。这又反过来让人多少咂摸出《过昭关》何以在当下戳中不少人泪点的缘由,某种意义而言,它有点像罗中立1980年创作完成,而今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内的大尺幅超写实肖像油画《父亲》,后者当年曾给广大国人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40年后,我们既可以说彼时的《父亲》终于成了而今风烛残年的“爷爷”,更可以讲乡土写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与附着其上的家国情怀其实并没走远,它或许就沉淀在世人内心某个地方,是“坐在疾驰列车”上的我们依旧过不去的那“关”。

【对话】

“广院法律系的文艺男青年”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做电影的你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中传”法律系毕业?

霍猛:这问题前阵子刘雨霖导演也问过我,她是2005年上的中国传媒大学,我2002年考上大学,那时还是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刚把矿大东校区很多专业和师资力量全合并过来,所以有了法律系。我当年本想做记者的,所以报的是北广新闻专业,结果进校门被调剂到了法律系。说实话,我法律专业很一般,反倒是北广浓厚的艺术氛围影响了我,我开始发现中学时在录像厅看的那些港片并不是电影的全部,所谓的强情节剧情也不是“必须的必”,原来一个人在电影里是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

这其实就跟你阅读经验的积累是一样的。初高中可能会喜欢看武侠小说,不期然有一天你看到了莫言,你看到了《百年孤独》,你发现原来文学是如此丰富多样的,电影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在大四毕业前,我下意识地选择了考研,还是中传的电影创作方向。研究生阶段,身边就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我们那个寝室就有学创作的,也有学理论的。大家没事就聊电影,我发现本科导演系上来的同学对待电影的看法基本还是课本上那套,反倒是跨学科跨专业背景,甚至有些在社会上工作一段时间再回炉的同学看问题常常有高见。

片中孙子李翊宁的饰演者李云虎

澎湃新闻: 比如说?

霍猛:书本上关于电影的讲解其实都是戏剧那一套东西,起承转合,按部就班。它很难教给你什么叫作者电影,什么又是导演个人风格,以及导演的美学观念。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对于大部分商业片来讲,它的根儿其实就是一个戏剧故事,但有很多作者型电影,它已经挣脱了戏剧性的那套甚至是反戏剧的,它呈现的是一个作者个人的世界观、哲学观,体现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

《过昭关》片场照

澎湃新闻:每年中国大学影视创作相关在读的研究生可能数以万计,我想知道你怎么把梦想付诸于实践的?

霍猛:考试这事我从来不发怵,当年还考了个公费。在传媒大学的那种氛围里,我本科时就看过很多艺术类专业同学拍出的短片,觉得也不过如此,我也可以拍。后来用DV我拍过各种各样的短片,每一个短片训练目的都不一样,有训练人物关系构建的,有训练你对戏剧冲突理解的,还有是训练你处理结构能力的。每个短片都在做不同的尝试,我记得人物冲突的那个短片,我尝试的就是通篇没有一句对白。还有一个是讲结构的短片,我尝试的是全篇都是手持来拍,其实这都是在训练自己的电影语言,训练自己剪辑等各方面的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同学拍短片,都愿意找表演系的学生来演,但我基本上从来没有找过表演系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写的剧本就不是那种人能演的。

澎湃新闻:你写的都是什么样的剧本?

霍猛:2007年暑假,我回到家乡拍了一部20多分钟的短片,片名叫《宏光的假期》。故事就是讲一个叫宏光的小孩儿,父母都在外打工,他同一个叫铁柱的小伙伴在乡间游走。短片里爷爷的角色就是我爷爷自己演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铁柱没考上高中要去打工了,一种离愁别绪缠绕着宏光,他好像是成长了,更加内敛了,但又有了新的迷茫。这片子2008年的时候拿下了北京大学生电影“DV单元专业组”最佳剧情片奖,好像之前宁浩也拿过类似的奖项(2001年,宁浩凭借学生电影《星期四,星期三》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奖项”最佳导演奖)。通过这事我也认识了张杨导演。我前些天还把这片子找出来,当时就一个话筒收音,效果真是糙得不行,但我依旧很感动,因为自己用影像拍到了自己的爷爷。也是通过这个片子我认识了张杨导演。

“我并不想强调什么,只是想讲述老人一生所受到的波折和困境”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在《宏光的假期》中,你已经在尝试塑造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的银幕关系。特别的,我注意到此次《过昭关》中也致意了自己的爷爷,片中角色李福长是否带有他的影子?

霍猛:是的。我的爷爷是一名乡村教师,在“鸣放”的时候,他喊口号时把“打倒……”和“保卫……”喊颠倒了……再加上平日里上课,他是受过学堂教育的,比较固执,对那时学校天天搞运动,学生停课出去游街明确表示过反对,所以就被打成了“右派”,在劳改农场里呆过几年。在老家,我爷爷就是那种“不太会办事儿”的人,一方面比较固执,一方面又很幼稚。但我从小就和爷爷关系很好,晚上常一起聊天,他会给我讲过去的故事,高兴的时候还会唱几句《卖报歌》。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给我讲的故事基本都是那些感动他的事,比如当年他最困难的时候,谁送给他一双布鞋。也讲到他平反的那个冬天,乡里干部完全可以等雪化了再把平反通知书给他,但人家接到文件后,冒着大雪走了十几里路,过来把文件给了他。这些经历都融进了李福长老人的塑造,我并不想强调什么,只是想讲述老人一生所受到的波折和困境,他们那代人确实经历过那些过往。关于那代人经过的历史,不是你不关注它就不存在了。历史已经发生了,就永远存在。当你要拍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是某个历史时刻里具体的人。即便是科幻片哪怕拍未来,其实也是跟历史有关系的,那还没有发生的历史,只要你建构出你的历史观,它就有自己的来处,也有它要去的归途。

《过昭关》剧照

澎湃新闻:从学生作品到院线制作,《过昭关》前你还有一部《我的“狐朋狗友”》,那部作品的主演名单中还有王景春。

霍猛:那会儿王景春老师还没得影帝呢(2013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其实我在2009年前后休学了一年,专门扎在一个剧本里,当时宁浩“疯狂系列”大火,市面上也流行多线索叙事的作品,我也照着这模式写了一个,这剧本乍一看写得挺工整,该有的都有,符合当时流行的东西,但是流行的东西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落后了,所以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可还是没拍成。

《我的“狐朋狗友”》是2016年上映,2012年拍的。当初的名字叫《我的四个好朋友》,后来架不住投资人支招儿,改成了那个名字。电影讲了四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表达人到中年后的无力感。剧本结构有点像《低俗小说》,每一段有个小标题。这个电影需要精良的制作,在音乐表现和布景上都要特别好,才能传达出该有的味道。我总共也就借了400多万投资,开拍后一家投资方突然撤资了。我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打电话打到三四点,到处借钱。家里也帮着我一起借,把几乎能够借到的钱全借了。后来问了我妈为什么支持我,她说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要把它弄完。后期也是在做一点借一点,借一点做一点,这样出来的东西肯定好不了,跟原来预期相差甚远。当时张杨导演开拍前看过剧本,他是免费给我帮忙做监制。《我的“狐朋狗友”》的失败对于我后面创作有一个特别大的启示:当你手里筹码捅破天只有50分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干一件80分或者100分的事情。这样至少最后完成的是一个能达到基本预期的东西,不管是拍小片还是拍大片都是这个道理。

澎湃新闻:你是在一系列电影创作试水都不太理想时想到了《过昭关》这个题材?

霍猛:有一天我在马路牙子上走,忽然之间爷爷那句话出现在我脑袋里:他在世时说过,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故人想见见。他特别想去,但终究没有如愿就过世了。我特别能理解当时他说这话时的心情,他一定是特别想去看看,只不过是因为他在家里没有话语权,这个想法不会得到重视。

导演霍猛在片中还客串伍子胥一角

澎湃新闻:但《过昭关》是京剧,不是豫剧。昭关也不在河南,这从文化地理学角度似乎存在争议?

霍猛:我从小就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京剧里有出戏叫《文昭关》。我没有硬去要求非要找一出豫剧,摊开河南地图,周口在河南东南部,三门峡在河南西北部,两地相隔大概三拃长(一拃意为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长约五寸),大概是一千华里。我主要是要找一段距离,景色不单调,要经过山川河流。我们在黄河、嵩山取景,卡车那段是三门峡渑池,也是仰韶文化所在地。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变化,是想让电影的视觉呈现更丰富一些。电影里有句台词:过了昭关,过潼关,过了潼关还有嘉峪关、山海关……关关难过关关过。其实人生就是这么过来的,爷爷可能面对最后一关就是生死关了,孙子马上要上小学,也要开始他过关的进程——上小学之前,他的社会属性基本上还比较单薄,到了小学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记忆中的乡村

澎湃新闻:不说外片,但就之前的国产电影而言,祖孙互动的模式让人想到当年北影厂李丁老师的《天堂回信》,而一长一幼的结伴出行模式也能让人想到张丰毅当年的《跟我走一回》,你怎么定义《过昭关》的类型?

霍猛:我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公路电影,公路电影是一种商业类型片,跟美国的汽车文化有关,人们上路的时候会遇到危险,会逃亡,或者追逐,或者是救赎,但是《过昭关》这个电影上路的目的跟那些完全都不一样,我觉得上路的目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爷爷在跟这个世界告别,一路上其实是在说再见。

澎湃新闻:杨太义和李云虎这一对饰演爷孙的演员是全片的一大亮色,可以说他们的形象立住了,电影本身也就立住了。

片中爷爷李福长的饰演者杨太义

霍猛:杨太义本来就是位越调演员,当时能找到他,也是托福乡村其实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他是我亲戚从邻村介绍来的。我当时看重一点,他本身有舞台表演经验,解放天性这关是过了的。孙子这个小演员,当时面试的时候来了很多特别漂亮的孩子,我觉得感觉不大对,最后才找到的李云虎,让他跳跳舞说几句台词就能大概判断出他在银幕上的表现,他的表演空间就在那里,真正去拍的时候就是每一场戏具体调整的问题了。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孩子得刚掉了牙。当全部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就拉着他们送回家,车走在高速上,外面下着雨,车内就是四个人,我、小孩,小孩爸爸和杨太义老人。忽然老爷子对小孩说,我给你讲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吧,讲到一半,老爷子忽然就看着窗外不说话了……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一种真挚的情感,一种离愁别绪弥漫在车内,我当时就想,一部电影能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建立起如此亲密的情感,那这个电影就已经功德无量了,那一刻我的内心非常满足。这个电影有它的意义,那可能不仅仅是票房数字,我认为就是这一代人,也就是我爷爷那一辈人,我把他们留在了银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远远大于它的票房成绩。哪怕几百年之后,有人要了解如今中国的乡村状况,他可能会拿这部电影来看。

澎湃新闻: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杨太义老人的台词太牛了,写得不错,说的也就像是长在他的身上。

霍猛:每次开拍前我都会让老人看几遍剧本,然后让他用自己的话来说对白。其实电影里面有很多旁人听来很有哲理的话,我觉得都是老人自然流露的东西。我忘了哪看过一句话说,你只要在一句话后面加上破折号,注明尼采、叔本华还是鲁迅,这话就立马听着特别有哲理。其实哪有那么多哲理呢,哲理跟哲理之间还打架呢。老人说的话,很多就像是我和我爷爷之间的交流,其实就是哪一句话你真听进去了,跟你当时的心境发生了共振,也就被记住了。我高中时曾被学校劝退,当时我爸为了这就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爷爷对我说了一句话,“你怎么都行,只要别犯罪就还是我孙子。”这话要说是个最底线的要求了吧,但我当时听完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真正像打在自己心里一样。

澎湃新闻:你刚才说你记录了如今乡村的情形,但会不会有人会觉得,你镜头中的乡村有点太过理想化了。

霍猛:我在乡村呆过,村里面的确会有一些尔虞我诈,但这只是一部分。我总觉得有一段时间乡村有一点被妖魔化了,但凡一想到人性扭曲的部分找不到背景板了,就给放到乡村。于是乡村成了一个大家在做艺术探索时,可以随便来捏的环境,事实上乡村真实的生态状况,在银幕上是缺失的。

在我看来,乡村的凋敝是不可否认的,现如今村里基本全是老年人,这是实际情况,乡村社会正在瓦解,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大家现在都要往城里走,要赚钱,要生活,要活得好一点,但乡村不具备让你经济上富足,去享受那些物质生活的条件,自然而然人会往城镇走,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趋势。但我们就要把乡村给扔了吗?我觉得对一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乡村是我们精神和情感的故土,是我们的家园,那真的有我们的根儿。哪怕是现在在城市里面的家庭关系,之所以还是东方式的,而不像美国那种18岁成年以后就各过各的,根儿上还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乡村的生活。

我认为我未来还是会多拍一些能够触动自己的东西,拍一些在自己的认知体系里觉得值得拍的东西。我准备再写一个故事,是90年代的整个村庄的故事,有四五组家庭,因为那个时候的乡村还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基本上一样,宗族社会,家庭关系,婚丧嫁娶,就是我记忆中的乡村。这套东西其实就是从92年93年之后开始瓦解。我想拍的就是瓦解之前的那一下,就是当时已经感觉那个趋势不可阻挡了。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