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龙：我从来就不是在表演，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即便再行色匆匆，经过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的入口时，还是忍不住会望一眼正中间的那张海报。上面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微皱的眉头和阴影下的双眼泄露着他的重重心事，薄薄的嘴唇为他精致的脸庞平添了一丝柔美，既中和了男性阳刚的侵略性，又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的诱惑力。这个男人就是阿兰·德龙（Alain Delon），时年25岁出现在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导演的《怒海沉尸》（Plein soleil）里的阿兰·德龙。
时隔58年之后，当地时间5月19日晚，法国国宝级影星阿兰·德龙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正式被授予戛纳终身成就金棕榈奖。
当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由去年访问过他的《世界报》记者塞缪尔·布吕芒菲尔德（Samuel Blumenfeld）主持的“大师班”。而这两次深度对谈，正可拼接出德隆传奇又不乏缺憾的人生。
“一个多余的人”
1935年11月8日，阿兰·德隆出生在距离巴黎不远的索镇（Sceaux）。父亲法比安是当地一家电影院的经理，母亲爱迪特则是一名助理药剂师。四岁那年，他的父母亲离了婚。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是人生观，也导致他在刚满17岁时，就急着加入了法国军队，奔赴越南前线。
“能去越南我很高兴，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我早就想离开了。我在家里感到很不舒服。爸妈早已离婚，在那之后，我有段时间跟着妈妈和继父过，过一段时间，又要跟着爸爸和继母过。我成了一个拖油瓶，一个多余的人，我成了大家的麻烦。原本，我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当爱情已成往事，父母亲都各自重组家庭，有了别的小孩，他们根本就没想好要拿我怎么办。所以最一开始他们把我扔给了保育员阿姨。那位保育员阿姨的老公是一名狱警，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在监狱里度过。1945年10月15日，他们在监狱里枪毙伪政府总理赖伐尔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之后，我开始和继父一起生活，他老是打我，像是想要杀了我一样，他和我母亲当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这位继父名叫保罗·布洛涅，在索镇附近的皇后堡镇上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肉铺。所以，十几岁的阿兰·德龙在屡次因为行为不端而被中学开除之后，索性就考了职业证书，在继父的肉铺里当起了小工。
“事实上，我还做过各种零工，但很多时候也在街上游荡。就这样，一直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说：够了，我要离开这里。正巧，我在报上看到了招兵的广告。参军，成了我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我本想去空军，但那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出发。我等不了，所以就去了海军，为的就是可以马上走人。我成了那批新兵中最年轻的一个。”
“跟我亲生父亲说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很高兴，当场就批准了。我也很感激他，感激他肯放我走。不过，事后我转念一想，不对，哪有做父母的会那么爽快答应自己17岁的儿子去印度支那战争前线啊？但没办法，这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恨他们，尤其是我父亲。至于我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其实都来自于她。我母亲一直就很想要当演员，以为自己为此而生。但她没能如愿，可是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所以她后来一直很高兴，很为我骄傲。她后来被人尊称为德龙夫人，她喜欢这叫法，尽管她应该被叫作布洛涅夫人才对，那才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
在军队里，阿兰·德龙学的是通讯兵专业，结果却以并不怎么光彩的履历离开了部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依然让他感触良多。
“是军队的经历让我变了一个人。我能成长为一个男子汉，那都要归功于参军的经历。我是1953年1月23日去的越南，1956年5月1日回国。我在军队中学到了纪律，学会了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学到了什么叫做恐惧。但也因为做了一些蠢事，只能提前离开军队。我这样的情况当时不多，我们管这个叫做‘遣送回家’。我实在让他们忍无可忍了，本该服役五年才到期的，结果才三年零三个月就结束了。我当时被分配的岗位还挺难的，负责在西贡的法军军火库驻防。我跟一些同僚一起，做了一些蠢事。1955年11月8日，我被关进了军队监狱。进去之后我才想起来：‘今天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啊！’但我此刻却在离家两万公里的单人牢房里，就这么过我的生日。想到这些，我流泪了。”
1956年，因为偷开吉普车外出并且开进沟里出了车祸的关系，德龙被海军剥夺了一等兵军衔并开除。那年夏天，他回到了法国巴黎。“那是1956年，我从前线回到国内，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流氓，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了太久。我当时住在皮加勒区（即红磨坊所在的巴黎红灯区）一家小旅馆里，名字我一直都还记得，叫雷吉娜宾馆（Hôtel Régina，直译为皇后宾馆）。我这辈子，一直都离不开雷吉娜（皇后）这个词，小时候住的是皇后堡镇，我父亲做经理的电影院也叫雷吉娜（皇后）电影院。”
“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和我同住的朋友说要带我去圣日耳曼德佩。我问他，圣日耳曼德佩是什么地方？他也不说，就那么带我去了圣博诺瓦拉路，原来，那块地方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区，还有一家宾馆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宾馆。在宾馆里，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琪琪的女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她很快就爱上了我，我们一起去夜总会玩，就在圣博诺瓦拉路对面的一家夜总会，而那里就是当时巴黎的演员很爱去的一个地方。通过琪琪，我认识了布丽吉特·奥贝（Brigitte Auber），她也疯狂爱上了我——她演过希区柯克的《捉贼记》，她现在还活着，九十岁了，我能有今天，真的要多谢她。就这样，我搬去了奥贝家里，她又介绍我认识了导演伊夫·阿雷格莱（Yves Allégret）。结果，导演的妻子米歇尔·科尔度（Michèle Cordoue）又疯狂地爱上了我，她说服丈夫，下一部新片一定要用我。那就是《当女人插手》（Quand la femme s’en mêle）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当时，伊夫·阿雷格莱把我叫去了他家。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演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又不是演员，我是当兵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最终，还是因为米歇尔·科尔度，是这个女人的反复坚持，终于让我接受了这个角色。电影开拍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告诉我说，‘你听好了，不要演，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你平时怎么看，那就怎么看；你平时怎么动，那就怎么动；你平时怎么说话，那就怎么说话。’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每次演戏的时候都会想到。所以我从来不是在表演，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在法语中，演员一词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comédien或是acteur。前者偏向舞台剧演员，后者偏向影视演员；前者听上去更有范儿，更演技派，但近年来两者的语义已越来越混淆。硬要区别的话，权且可以用“演技派”来翻译comédien，用“本色演员”来对应acteur。这种区别，在阿兰·德龙的眼里，似乎格外重要。
“我并不是演技派演员（comédien），演技派演员是一种职业，就跟出租汽车司机或是面包师傅一样，那是一种工作。要经过上课学习的过程，要进专门的学校学习。而这一点，就是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我的本质区别——我这么说，完全没有任何要贬低他的意思。我是一个本色演员，而贝尔蒙多是演技派演员。他那种演员，要事先经过多年的学习，然后在银幕上表演不同的角色，而本色演员则是在银幕上生活，活出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角色之中，从来就不演。本色演员之所以会成为演员，那全都是出于意外。我就是一个意外。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意外。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么一连串的意外，1956年时阿兰·德龙被迫退伍，到了第二年，他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插手》就已经上映了。
“《当女人插手》的女主角是艾薇琪·福伊勒（Edwige Feuillère），男主角是贝尔纳尔·布利耶（ Bernard Blier），他们成了我的电影教父和教母。”此后的五年间，德龙连续拍摄了十部电影，很快成了法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拍完《当女人插手》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说服自己的哥哥马克·阿雷格莱（Marc Allégret）导演在他的新片《卿本佳人》（Sois belle et tais-toi）中同样起用阿兰·德龙。比他年长两岁、当时还是新人演员的让-保罗·贝尔蒙多也参演了这部作品。
1958年，在电影《花月断肠时》（Christine）的拍摄现场，23岁的德龙与20岁的奥地利女演员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也就是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茜茜公主”迅速陷入爱河。一年之后，这对欧洲影坛的金童玉女订婚。
1960年，阿兰·德龙生命中的又一位大贵人出现了。拍摄过《禁忌的游戏》的大导演雷内·克雷芒找上了他，为的是改编自美国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侦探小说《天才雷普利》的新片。这部电影就是1960年上映的《怒海沉尸》，它成了阿兰·德龙第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重要作品，但主角雷普利的演员人选，原本却并不是他。
“我去了雷内·克雷芒家里，制片人也都在，他们跟我解释说，这部戏要由莫里斯·罗内（Maurice Ronet）来演雷普利，我要演他的受害者。可是，我只想要演雷普利。我不肯妥协。他们都劝我说，‘你以为自己是谁？你算老几？’但我回答他们，‘我只不过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如果你们不同意，那就另请高明吧。’就在这时候，从雷内·克雷芒的公寓的另一头，传来了他夫人贝拉·克雷芒的声音，她当时正在洗碗。‘雷内——小家伙说的有道理啊！’就这样，决定了，就我来演雷普利。”
“《怒海沉尸》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很好的票房，尤其是在日本，可能是因为片名里面有个‘日’（soleil）字的关系。然后，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也看了这部电影，于是他找我去演了《洛可兄弟》（Rocco and His Brothers）。不过，这基础都是雷内·克雷芒给我打下的，我一直很尊敬他。对于雷普利这个角色来说，我当时确实太年轻了。有人觉得是我演技好，让观众忘记了我和莫里斯·罗内之间的年龄差距（两人相差八岁），但我觉得这完全要归功于雷内·克雷芒。毕竟，我完全就没受过任何演员训练，我刚从越南回来，然后就开始拍电影了，他们直接就把摄影机支在了我面前。但话说回来，第一次站在镜头前面，站在伊夫·阿雷格莱的镜头前面，我确实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要是没有这种自信的话，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1960年3月，《怒海沉尸》正式公映，正好与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导演处女作《精疲力尽》同一档期。再算上之前一年上映的《四百击》，当时正是法国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不过，德龙与这些导演却并无太多交集。他与戈达尔要迟至1990年才有了第一次合作，拍了一部《新浪潮》（Nouvelle Vague）。
关于这种“缺席”，德龙表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当时不想用我。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坏小子。我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拍的那些电影：克雷芒的、维斯康蒂的……恰恰就是新浪潮导演最不喜欢的那类。我当时也尝试过想要跟他们合作，但他们对我有很大成见，觉得《洛可兄弟》里的德龙根本就配不上新浪潮导演。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新，代表着真，代表着电影唯一的发展方向。在他们看来，我代表的是已经过时的那类电影。只有特吕弗曾试过要联系我，说是要谈谈合作什么的，但后来也就没下文了。至于戈达尔的《新浪潮》，那已经是1990年的事情了，而且我感觉他之所以要找我，也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所以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挺好笑的，当初那些新浪潮导演，现在还有多少人被记得呢？相反，《怒海沉尸》《洛可兄弟》《豹》，却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更别提我演的让-皮埃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的那些电影了。当初确实有一些导演害怕跟我合作，因为他们听说我拍戏的时候很霸道。不好意思，我可从没在维斯康蒂、梅尔维尔或是克雷芒的面前指手画脚过。但我也无所谓，这也好，省得我跟那些白痴打交道了。在我看来，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
与新浪潮无甚交集的德龙并不寂寞，这一时期，他既演过《蚀》（L’eclisse）、《豹》（Il Gattopardo）这样的艺术电影，也拍出了《大小通吃》（Mélodie en sous-sol）、《黑郁金香》（La tulipe noire）等卖座商业片。
1963年，德龙与施奈德的爱情童话宣告破灭。一年之后，他与女演员娜塔莉·卡诺瓦斯（Nathalie Canovas）奉子成婚。九月，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德龙在洛杉矶出生。此时的德龙早已跳出法国，将电影触角伸向了好莱坞乃至世界各地。不过，好莱坞的电影似乎不怎么对他胃口。他生命中的下一位导演贵人，依然来自他的祖国。
1966年，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导演第一次找到了阿兰·德龙谈合作。“他去了我家，我和我妻子娜塔莉当时住在梅西纳路。他找我谈《独行杀手》（Le Samouraï）的剧本，他跟我讲故事梗概，讲了十分钟之后，我让他先停一停。我告诉他：‘让-皮埃尔，你这电影里一句台词都没有啊。你不用再说下去了，我接你这部戏了，我们拍吧。’所以，我连这个故事的结局都还不知道，就已经答应接拍了。”
“我觉得，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但是，我们在工作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私人关系。那是因为我们只要在一起，那就基本都是在工作。他总是一部电影刚弄完，就开始准备下一部了，《独行杀手》、《红圈》（Le Cercle rouge）、《大黎明》（Un flic），我们一部连一部地拍，速度很快。原本，还准备要拍第四部《亚森鲁宾》（Arsène Lupin），但他没来得及拍就去世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喜欢美国电影。我在《独行杀手》里戴帽子什么的，那都是来自他本人的形象。那时候他和他家人住在他位于巴黎十三区的杰纳制片厂（Studios Jenner）里面，就在《独行杀手》拍摄期间，那地方失火了。我接到电话就赶过去了，警察已经到了，他们认出了我，让我进去了。我看到了让-皮埃尔、他妻子还有他那些助手。他身上穿着睡衣，但头上却还戴着那顶帽子。我走到他身旁，他抓紧了我的手臂，对我说，‘我的Coco怎么办，我们那只鸟……它还关在笼子里啊！’他多年经营的制片厂此刻正在熊熊火海之中，但他想到的却是那只葬身火海的小鸟。换做是我的话，肯定当场昏过去了。他后来是心脏病发走的，在餐厅里，饭吃到一半，笑着笑着心脏骤停了。感谢上天那一刻我不在现场，要不然我肯定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因为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1975年，就在阿兰·德隆完成卖座片《佐罗》（Zorro）后不久，他自掏腰包担任了电影《克莱因先生》（Monsieur Klein）的独立制片人。该片由美国左翼导演约瑟夫·罗西执导，两人此前曾合作过一部《刺杀托洛茨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克莱因先生》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1942年7月16日，法国傀儡政府为配合纳粹灭犹的行动，在巴黎全市大肆搜捕犹太人，共逮捕一万多名犹太人，包括妇孺。他们被集中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一处名为“冬季自行车馆”的室内运动场里，接着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全都死在了那里。
战后，“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成了法国人难以面对的一道伤疤，毕竟，参与逮捕行动的大多是法国警察和公务员，直到1995年，法国政府才正式为该事件向受难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在1970年代，阿兰·德龙率先揭开法国人的伤疤，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就因为这是一场悲剧，而且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谁都不想接手这个项目，但我却很愿意，所以就自己做了制片人，导演约瑟夫·罗西也是我去找来的。说到‘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法国人有谁不知道呢？我是1935年出生的，1945年我10岁，我又不是傻子，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都明白。”
在片中，他饰演的克莱因先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法国沦陷期间从急于逃难的犹太人手里低价收购了不少艺术珍品。影片开始不久，我们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幅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作品。在生活中，阿兰·德龙也是艺术品的热心收藏家。“这是一种本能。我最开始买的都是素描，然后那些素描又带领我去着手收集油画。我对素描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发端。一开始也没人教过我什么。慢慢的，有些朋友开始给我提供建议。那时候，伦敦和巴黎的所有拍卖会，我一场不落，两头奔波。我喜欢的东西自己会留着，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品，像西奥多·席里柯、让-弗朗索瓦·米勒、欧仁·德拉克罗瓦这些我都留着。其他的我会卖掉，前不久我刚卖掉伦勃朗·布加蒂的一批铜像，再之前还卖掉过一批现代艺术作品。此外，我还在拍卖会上买入了戴高乐《告法国人民书》的原件，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当初听说有人在拍卖这件东西，而且有可能会被南美洲的买家拍走的时候，我脸都白了。我对戴高乐将军很有感情。每年6月18日（即戴高乐做《告法国人民书》演说的那一天，这也被视作法国抵抗纳粹运动的发端），我都会去科隆贝双教堂村瞻仰他的故居。”
谈及制片人的身份，阿兰·德隆表示：“那是因为我没读过几年书，没办法写自己喜欢的故事，所以就只能当制片人了。”
“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
进入1980年代，阿兰·德龙的拍片速度有所放缓，虽也出演了《德黑兰43年》（Tegeran-43）这样的国际大制作以及《斯万的爱情》（Un amour de Swann）这样的艺术片佳作，但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瞩目。
进入新世纪后，他更是作品寥寥。2008年的《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Astérix aux jeux olympiques）成为他参演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对此，阿兰·德龙自然也有话要说。“电影已经变了，对于我这样的传统电影明星来说，情况也变了。在我之前，法国有让·加班、伊夫·蒙当这样的明星，有专门为他们写的电影。到了我的时代，明星已经没有再那么高高在上了，但也有米歇尔·奥迪亚（Michel Audiard）这样愿意专门为明星写戏的导演。这么说吧，我进入影坛的时候，我们有五个小伙伴，就像是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头。贝尔蒙多、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让-克劳德·布里亚里（Jean-Claude Brialy），还有最年轻的阿兰·德龙。现在，让-克劳德已经走了。让-皮埃尔也走了。特兰蒂尼昂身体很糟。贝尔蒙多身体倒是不错，但事业也早就结束了。当初让-克劳德和让-皮埃尔过世死掉的时候，我很难受。不知道接下里会轮到谁，到时候我肯定会更加难受的。现如今，还有人肯为明星专门写戏吗？不可能了。他们都在为钱写电影，为了某个主题写电影。想当年，奥迪亚会专门为了加班写戏。我不知道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还是因为电影本身已经转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家爱去电影院，会带着另一半，坐下来，看着银幕上的电影，一起做着梦。大家愿意看电影，希望自己能变成英格丽·褒曼。大家去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看到自己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梦想。电影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心满意足的，因为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可现在的电影呢，全都千篇一律。”
“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样的明星了，后来出现的法国演员里面，我最喜欢帕特里克·迪瓦尔（Patrick Dewaere），但他也已经死了。还有德帕迪约，那是肯定的。我还喜欢文森·卡塞尔，让-皮埃尔的儿子。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对我说，‘这很正常，别担心，再过两百年，又会有一批伟大的演员出现的。’但我到时候早就不在了啊！他们跟我解释说，那没办法，这种事情需要时间，要隔几代人才会再有。真不错，但我肯定是看不到了。算了，我也早就无所谓了。能有幸与那些天才合作过，我已经很满足了。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拳击界有一种说法，叫作‘多余的比赛’，我对这句话印象一直很深。我可不想打‘多余的比赛’。我的电影事业已经够出色的了，我不想再拍多余的电影了。而且，我能合作的导演，都已经死了。我十年前拍完《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事实上也没人再找我，我还能跟谁合作呢？吕克·贝松吗？他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跟他合作的，但我听说他有顾虑。他是害怕我吗？我也不清楚。还有谁？波兰斯基吗？他从没跟我联系过。”
望着因为长时间的谈话而显得有些疲惫的阿兰·德隆，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83岁的老人了，松弛的皮肤遮蔽了昔日的棱角分明，深陷的眼袋夺去了蓝眼睛的神采，只有微皱的眉头始终没有放开。当年疯狂爱过他的那些女人们，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而如今当他出现在某个公共场所，恐怕也不会有女人走近他，告诉他：“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然而，在电影世界中，不论是小麦色肌肤闪耀着光芒的孤注一掷的雷普利，还是带着禁欲的气息承受命运悲剧的洛可，抑或是不苟言笑孑然一身的杰夫，都早已定格为永恒，不会老去，也不会消逝。
当被问及为何演过的许多电影中最后都以死亡作为结局的时候，阿兰·德龙回答：“是啊，总有人跟我说，你怎么每部电影最后都要死掉啊。我想说的就是，那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死亡。我喜欢死亡，因为那是一个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