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复旦纪录片如何拍出“留学生”标签之外的东西

俄罗斯青年金蕴龙梦想在中国成家立业、成为一名医生，但差三分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津巴布韦青年帕斯卡拼尽全力，争取拿到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学位，却在科研能力上遭遇巨大挑战。克罗地亚青年菲利普希望在中国的金融行业找到一席之地，寻找实习公司时多次碰壁。意大利青年李曼一边读博，一边经历青春带来的人生拷问。泰国华裔青年释鹏达来到上海学习中文，增进对家庭的理解。已有房地产行业工作经历、而立之年转身进入医学领域的美国青年柯纳，落地浦东，从大一重新开始。

纪录电影《明月照他乡》

这是纪录电影《明月照他乡》里的六个人。影片素材超过1200小时，最终成片102分钟。导演武貝解释素材取舍的标准时说，不是画质，也不是场面好不好看，而是“能不能构建人物的一个命运感”。

10月22日下午，这部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校友团队承制的纪录电影，在上海文艺会堂做了一场专场放映，放映之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研讨。主持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导演崔轶开场说的第一句话是：“原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这次我们看到的是海外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

映后研讨交流

我们都会有困境

片子记录的是三个主要人物的困境——学业的困境、就业的困境、家业的困境。“不是说他们在中国生活得多幸福，而是说他们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困境。我们之所以看一个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被感动，因为我们都会有困境，我们会感同身受。”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从自己的留学经历切入。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时，“每一个傍晚，当这个城市的灯光亮起，你知道没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的。”他认为这部片子最好看的地方，是让观众真实看到留学生的不容易，而不是简单的“我爱你上海，我爱你中国”。他还有一个判断：纪录片大概是“以人为本的电影的最后一块阵地，最后一块不可被AI代替的拼图”。

导演郑大圣从自己的留学经历切入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嘉熠从人类表演学的角度回应“真实”的问题。她说纪录片里存不存在表演是一个争议问题，“从艺术表演的角度，纪录片是反对表演的，但为什么这部片子里人物的命运能够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们在这部片子所处的社会身份里，表达或者表现了他们应该有的东西。”她举学生在医院开组会的例子：“一般导师和研究生开组会就是非常严格，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份框架里，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呈现。”她说自己最感动的是新生儿那一刹那，“没有过多煽情的音乐，也没有过多的字幕和语言，就是非常安静的观察和守候”。

接力拍摄的学生

研讨中有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被反复讨论：这部片子前前后后有多少学生参与？分了几组？每组跟一个人跟多久？

崔轶提到，这部片子前前后后大概有一百多位学生参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联合制片人章平补充说，拍摄对象一开始由十几个人慢慢压缩，有些留下来了，有些终止了，其中有二年级同学一直跟着片子成长到毕业。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联合制片人章平发言

郑大圣拿惯常的纪录片做法做了对比：一般纪录片三四年间会有一个固定团队一直跟着拍摄对象，但这片子跟拍的人一直在换，被拍摄者和拍摄者的熟悉程度就不一样，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他觉得这会改变素材，给成片带来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问号”。

没有滤镜

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程波的发言从一个比较开始。他说这个片子的选题“第一眼看上去是比较常规的选题里做出了非常独特的取镜的味道”。“我们中国人拍外国人，这个视角和机位很重要，你想探寻的是什么？你不是把摄像机当作一个武器。”他提到中国纪录片一段时间有一个“摄影机武器论”的倾向，老爱拍底层、拍边缘；而拍知识分子、外国人的纪录片又往往带着天然的滤镜。他认为这部片子“在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把所谓的滤镜或者‘武器’的感觉协调得非常均衡”，“是在一个非常平视的状态之下去表现和进入到他们在复旦的留学生生活”。

俄罗斯青年金蕴龙抱着在中国出生的宝宝

他说这个影片“切入到复旦做得比较好的留学生教育，通过他们作为一个载体，对一些更具有人文性、普遍性主题的触及”。他最后提到片名：“拍这种异乡人的情感，其实有特别共通的地方，就像‘明月’对所有人一样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复旦留学生的这一轮明月又有自己的月晕，我觉得这个影片是有月晕的，有上海有复旦的月晕，我觉得很美。”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燕晓英被问到“上海为什么成为吸引外国年轻人最多的城市”时，给出了一个来自留学生自己的答案：“他们来到这里，让他们觉得平等。上海的大学或者大街上不会用围观或者稀奇的眼光看他们，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给他们的感觉，他们在这里也会比较放松，没有感觉被围观。”她很喜欢俄罗斯那对夫妻，金蕴龙的太太在片中说了一句话：“每段感情都可能结束，你怎么能够因为它要结束，我们要异地，就不去开始。”燕晓英说：“我觉得人家看得很通透。我们要那么多的确定性干什么，爱情本来就是感性的。纪录片能不能打动人，就在于你和他的交流，对方有没有把真正的想法表现出来。”

把声音做平很难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齐青从声音角度给了这部片子一个技术判断。他数了一下，片尾字幕里录音有11位。“摄影师如果不断地换，对于被拍摄对象来说要有熟悉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录音师也一样，录音师推的手感也不一样。所以这部电影的后期一定花了很多功力，那么多的拍摄镜头、拍摄语言，每个人表达的节奏都不一样，每个录音师控制电平的基准不完全一样，后续的修点、每场戏每个镜头之间花很多功夫才能平。这个平衡的基调，让这几组人在衔接的时候，才有一个听觉的舒适感。这个声音的舒适感对纪录片很重要，把声音做平很难。”他提到片名让他想到“他乡是故乡”，还提到津巴布韦学生忘了自己国家的节日、却记得中秋节这个细节，“扣得特别紧”。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齐青从声音角度给了这部片子一个技术判断

 武貝还透露，素材1200多个小时，片比600比1，剪辑花了7个月。他提到最初考虑过只讲一个人的故事，但最终选择了群像，因为群像能更全面地呈现不同留学生的状态。

一部课程作品怎么走到了院线

这部片子的起点是一个视听实务工作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朱佳回忆，这部影片源于新闻学院的“视听实务工作坊”，是师生校友共创的成果。面对持续迭代的媒体生态、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变革，高校新闻学院更要着力培养价值坚定、视野开阔、技术善用、擅长叙事、知行合一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通过工作坊的形式，让学生真实了解一部电影从策划、拍摄到制作、上映的完整流程，这是产教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章平补充，这门课程在学分设计以及成绩评定上都获得了学校的大力支持、突破了固有制度的约束，由此有效调动同学们参与影片的积极性，前后有上百名师生参与了作品的创作打磨。

导演武貝

燕晓英说这个项目的产学研难度非常大，“简直就是给复旦教务处出了一个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不断升级”。她提到有学生在拍摄过程中拿了学分，“这在一个培养体系中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在985的培养体系中，要突破太多的框架”。她说自己也在上纪录片课程，“我觉得拍纪录片的过程是学生自己在拍的过程中完成对世界的一次观察，同时某种程度上可以完成和自己的和解”。

后来怎么样了

观众提问环节，有人问起几位主人公的近况。武貝分享了首映礼上见面时得到的信息。

金蕴龙现在在某跨国企业工作，他依旧没有放弃当医生的梦想，“他决定拼命存钱，他老婆也准备考试，他还是想当医生”。菲利普清华毕业，在中国没有找到工作，先回国，回国一年以后还是要回到上海，今年6月底在陆家嘴找到一个国际教育的商务拓展工作，“但是没有进入金融业，他说走着瞧，我一定会做金融”。帕斯卡跟片尾出现的女朋友结婚了，今年5月底在上海登记结婚。帕斯卡硕士毕业，他也改变了最初的梦想，想留在中国继续发展、继续深造。

武貝还提到，片中那位泰国华裔青年释鹏达，来中国是想跟家庭传递一个信号，“他跟爸妈十年不说话，但是内心想和解”。后来经过沟通，去年有一个粗剪版在复旦120周年的时候放映了，看完之后他认可，觉得展现还是比较温和的。意大利女孩李曼一开始是主要人物，后来因为感情变化退出了拍摄。武貝说，她八年前来中国的支点是爱情，但随着成长，她一直努力在中国寻找新的支点，未来还不确定。

研讨接近尾声时，现场的话题回到纪录片本身。一部从课程里长出来的片子，被放到院线的尺度上，它呈现的“真实”是什么成色，不同嘉宾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和影片里那六个人的日常一样，都没有停留在标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