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宝贝儿》导演刘杰：保持冷静、杜绝煽情
电影《宝贝儿》上映，最大的话题是杨幂。这可能是流量演员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文艺片带来的最大“光环”。大部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上院线的时候，媒体们报道题材本身，小众的影迷们关注一下导演的艺术修养。关于《宝贝儿》的话题，杨幂的演技和转型占据大半。
擅长自黑的杨幂很早预见到这一点，她提前很久就跟导演刘杰道歉，因为自己会害他拥有一部史上最低评分的电影。
刘杰还是挺她，“我用她，我让她过了，就是我认可、满意她的表演。”
《宝贝儿》想说的其实还很多，关于弃婴和弃婴家庭的困境，关于社会的一些制度体系，关于残疾人和养老问题……这些问题在电影中被有意无意地提及，又戛然而止。无解，让人喘不上气，和刘杰之前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第一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法理与人情就难两全，《德兰》徘徊在宗教民俗和女性困境中的情义难两全，哪怕是《青春派》这样的轻快片子中也有难以选择和割舍的部分。刘杰说，“我自己都没有答案，所以只能拍没有答案的电影。”
没有剧本，演员必须成为人物
《宝贝儿》讲述曾是弃婴的江萌长大后，面对同样被父母判了“死刑”的病儿，不惜犯罪也要偏执拯救的故事。
刘杰想拍关于弃婴的故事始于2009年，当时他得知一个朋友生下残障儿，医生给他三天时间选择是否救治，朋友选择让孩子生，但夫妻两人的人生就此“毁了”，至今都过得艰难。之后他又了解到一些寄养村的故事。“我自认为一直是关注社会新闻的人，但知道的时候还是震撼到我了。”
后来的几年，刘杰像做起了社会调查，走访了许多地方，做采访，但迟迟没有落笔。
“她就是我想象中这个人物的样子。其实小地方有很多这样的女孩，黑黑的，但是长得其实很漂亮。”刘杰说，五年后，当收到杨幂方面无论如何想要合作的请求，他突然就觉得这个角色可以拍了。
刘杰说，从《青春派》之后，他拍电影就没有剧本了，都是根据情境现场去发挥。“很多事情自己一开始也并不能完全想好，人物是在过程中自己长出血肉的。另外我也越来越享受和演员的现场碰撞，集合每个人对人物的理解，共同去完成一件事。”
他不愿意让演员来演，所以没有排练，没有剧本围读，他最怕的就是让演员去设计。
郭京飞说，导演，我生活幸福，我能怎么办？
于是刘杰选择从肉体上折磨，让他不睡觉，所有剧组工作人员陪着他连熬五个大夜。“我就直接告诉他不行，我不满意，我从精神上逼他，把他逼到一个崩溃的状态。”于是许多新闻出现了，说刘杰“狠虐演员”，刘杰说，“有的导演说演员是需要保护的，我是不愿意保护演员的，我觉得演员是需要逼的，我告诉他们说，你就是不应该去预设很多东西，因为生活不会给你预设的机会。你进去了，有了真的东西，你才能感动到我。我才能相信你是这个人物。”
改造杨幂
“求狠虐”，是杨幂粉丝们在微博上排队@刘杰说的话。粉丝们把这看作是长期被质疑演技的自家爱豆的转型好机会。
拍《宝贝儿》，是杨幂这边主动请缨的。
刘杰说，原本不过是导演《捉迷藏》时，杨幂来探霍建华的班，顺嘴说“以后有机会合作啊”，这种话在这个行业里是被说得太多的场面话。没想到第二天杨幂的经纪人就打来电话，问无论有什么角色需要，杨幂的时间都可以空出来。这让刘杰觉得诚意十足。
而当时他脑海里有一个女孩形象，需要一个瘦小的姑娘。因为杨幂，江萌这个角色“落地”。
当然，质疑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有。但刘杰说，“我对杨幂没有偏见，我也没看过杨幂演戏。我唯一看过《小时代》的一点片花预告。”
而和非职业演员对戏，对方给的反应“每一次都不一样”，刚好逼着杨幂要“真听真看真感觉”。
“我只是觉得，她过去戏演太多了，可能的确陷入了某些定式中，但这不是演员的问题，是导演的问题，导演没有帮她扎下去。她一开始演的是那样的戏，演多了，观众就觉得她是个流量明星。观众对她的看法也有定式。但她还是有科班出身的底子在，表演功底没问题。”
刘杰结合了杨幂本身的体态特点，又给她设置了必须驮着背微微八字脚走路的姿势，至于看人的眼神，因为这个角色智力稍有偏差，必须直勾勾的发愣。现场即便不拍戏的时候，杨幂都被要求始终保持这个状态，如果做回杨幂自己，就要挨骂。“如果要讲《宝贝儿》的话，我对她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她最后的反应都变得很慢，把她整个人的速度给降下来了。她就变得能沉得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采访中，刘杰自诩“大概是第一个用流量演员挑大梁的”，为此还挺得意，“一般的操作都是流量演员去客串或者做个配角。真正做主角的几乎没有。但是我觉得演员就是演员，不应该被这样定义。”
而杨幂自己是个很喜欢自黑的人，她一早就跟刘杰说，“对不起导演，因为我，你可能要拥有从业以来评分最低的一部电影了。”
保持冷静、杜绝煽情
《宝贝儿》拍得很克制，很多时候，情节推进到矛盾应该激化的高点，导演连个演员的反应镜头都不给，就戛然而止。
有种说法是，杨幂演不好，导演只能用镜头语言给演员兜底，所以该给的反应镜头、煽情镜头导演都没给，只能拍背影、拍侧面、拍空镜。
“绝对没有，我就是故意要这么拍的。”刘杰说，他就是不要用太多情绪的镜头去煽情。
“人家说情感上要克制，在我这里是坚决抵制！是要杜绝！我不希望观众去在这个电影里哭，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一旦开始哭，很多理性的力量就卸掉了。我就是要在那些情绪上来要爆发的时候，就把它掐掉。我希望观众始终是冷静的，这个电影也是冷静的。我的镜头语言是为我这样的设想服务的。”
电影中，同样在福利院长大的李鸿其打着手语问杨幂，“这样的孩子即便长大了，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其中提出诸多问题，每一个人物到最后，没有给出解决的答案。
“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事，把没有答案的事展现出来，而不是把一个明知道的事翻来覆去说。哪怕起承转合都设计得很精巧，拨开来看就是看到开头才到结尾，我觉得那很无聊。观众习惯了电影最后要给一个答案，好给情绪一个出口，可是哪有那么多答案？”
刘杰喜欢说没有答案的事，虽然知道这不讨观众喜欢。他甚至希望这个电影不要因为杨幂被过多宣传，因为杨幂演多了商业片，怕不明就里的观众来看了“不好看”的电影反而失望。
“我也不是挑战观众，我不在乎，我更在乎的是我自己怎么能看这个事。我自己都没有答案，所以我只能拍没有答案的电影。”
刘杰透露说，自己也私下跟杨幂认真探讨过人物的处境。杨幂坚定地表示一定会救孩子，而他自己说“真的不一定”。有意思的是，刘杰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这个电影在西方放的时候，大部分观众会支持杨幂的选择，觉得就应该让这个孩子活下来，因为他们会觉得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中国观众大多会理解甚至支持郭京飞的选择。可能中国人的观念里还是养儿防老吧。”
采访的最后，我问刘杰，沉重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现在的市场是不是好起来了？《我不是药神》成了爆款，很多人意识到他们需要这样的电影，观众是不是进步了？
刘杰笑笑说，“《药神》归根结底是个类型片，观众需要那样的电影，未必真的是有了多大的进步，因为它契合了每个人焦虑的情绪，每个人都想到他可能会生病，医保是离我们生活太近的事，共情心会强。但弃婴、畸形儿这样的事情还是非常小的概率，大部分人不相信他们会遇到。一个事不关己的事，更考验这个社会的慈悲心。”如果《宝贝儿》能引起多一点的关注，多一点的讨论，我觉得是比‘药神’的成功更有进步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