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缺席者之贾法·帕纳西：他成了观众记得最熟的导演

编者按：今年的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1部参赛片，其中三部的导演不会在这里现身，或许创下了戛纳历史的一个另类纪录。他们不到场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在等待审判，有人不再需要荣光，有人被限制出境。然而，红毯上、首映上、媒体发布会上的空位，却使这些缺席者成了戛纳最有存在感的人。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有两部出自伊朗导演之手的作品。其一是作为开幕片亮相的阿斯哈·法哈蒂的《人尽皆知》，另一部就是安排在电影节中期上映的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的《三张面孔》（Three Faces）。两人此番在戛纳的境遇恰恰形成对比。

前者在开幕之夜，一身礼服走上红毯，迎接影迷的欢呼和闪光灯的追逐。然而，影片本身却没能博得影评人的赞誉，被认为水准远逊前作《推销员》和《一种别离》。而后者虽然无缘红毯，但作品却得到不少好评，尤其导演在重重限制下，坚持不妥协，忠实于内心和艺术的抗争精神，更赢得了人们的敬佩。

不论真相还是谎言，映照的都是现实

现年58岁的贾法·帕纳西，师从已故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阿巴斯身边担任多年助理导演后，帕纳西将老师的剧本《白气球》搬上银幕。该片当年正是在戛纳首映，并赢得了专门鼓励处女作的金摄影机奖。随后，他又凭借《谁能带我回家》、《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越位》蜚声国际影坛，这四部作品分别荣获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审团大奖、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然而，所有这些荣誉都无法挽回一项严苛的判决。由于与当局的矛盾愈演愈烈，2010年12月，帕纳西被法院判定20年内不得从事电影工作，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得赴海外旅行。他成了他的祖国的囚徒。

然而，这项判决并无法禁锢帕纳西的创作力。他从地上转入“地下”，照例每个几年就有一部新作问世，还能变着法子将电影送到欧洲电影节。2011年，他的纪录片《这不是一部电影》就是靠着藏在蛋糕里的一块U盘，被人偷偷带到了那年的戛纳展映。

虽然帕纳西在2010年禁令公布后拍摄的作品，一望而知是采用最简单的设备和人员组合，但作品却没有因简就陋。比如2015年的“零成本”电影《出租车》，就采用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从一个车载摄像头的视角，记录帕纳西当了半天出租车司机，与包括他的小侄女在内的各种年龄与职业的乘客的对话。这部作品最终赢得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他的小侄女代表他前往现场领取了奖杯。

与《出租车》相同，《三张面孔》同样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呈现一个充满者谎言与真相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帕纳西收到一条发自生活在偏远山区少女Mastaneh的视频讯息，并请他转交给自己崇拜的伊朗著名女演员贝纳兹·贾法里（Behnaz Jafari）。内容是少女想要成为像贾法里那样的演员，但家人不同意，还诱骗她嫁给不爱的人，走投无路之下，决定自杀——视频最后的画面就是她上吊的情形。

被负疚感折磨的贾法里抛下整个剧组，请求帕纳西陪她前往少女的故乡，探寻视频内容的真假。然而，村庄里居民的态度，让事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贾法里甚至怀疑是帕纳西导演了这一切。然而，最终谜底揭晓，贾法里为自己上当受骗勃然大怒，但在知晓少女的谎言并非有意，而是为了把贾法里引来探望一位隐居在此、不为世俗所容的女艺术家后，三个女性把导演关在屋外，度过了愉快的一晚。

影片片名“三张面孔”即指影片中这三位不同年龄代际的女性，继而反映出不同时代里女性的不同境遇。导演帕纳西和女演员贾法里分别饰演她们自己。

他电影里传达的信息，给每一位伊朗妇女传递了力量

虽然导演本人无法前来，但包括女主角贝纳兹·贾法里和Mastaneh Mohajer、摄影指导阿敏·贾法里（Amin Jafari）、女剪辑师玛斯塔内·莫哈杰（Mastaneh Mohajer）在内的主创人员则悉数来到戛纳电影节，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坦率回答媒体的问题。

由于帕纳西此前的遭遇，记者们最好奇的自然是这次的《三张面孔》是如何拍摄出来，又是如何被带到戛纳的，此番她们前来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贝纳兹·贾法里首先解惑说，关于“禁足令”只是针对帕纳西本人，她们其他人则没有影响，可以自由出国，而这次作品也没有经历什么戏剧性的转运流程，跟着手提箱就过来了。

关于拍摄的问题，阿敏·贾法里说：“总体说来，这次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技术上和普通电影没区别，拍摄很顺利。当然，他依旧受到许多限制，但正如你们所知，帕纳希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人，他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当然，也遇到一些地方是我们没法去拍摄的，但帕纳希总会有办法，他给我们的剧本会写得非常细致，怎么取景，怎么构图。他是一位艺术电影大师，他总能有办法解决问题，而我们也从技术上去实现他的要求。”

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三张面孔》具有悬疑类型片的元素，但在具体情节的设置上张弛有道，延续了《出租车》的喜剧效果。很难想象，这么一部氛围轻松、结局乐观的电影，出自一位身处困局的导演。对此，贝纳兹·贾法里表示，“昨天放映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看得非常欢乐。至于说帕纳西具体是怎么构思这些的，我想说，他的世界非常特别，没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感觉的人，怎么想的就怎么拍。”

《三张面孔》的主题与今年戛纳电影节让女性发声的主题不谋而合。有记者就女权主义在伊朗的现状，向与帕纳西合作多年的玛斯塔内·莫哈杰发问。她回答说：“与其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换种方式，请你回忆一下帕纳西过去的那些作品，你会发现，早在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兴起的很久之前，其实他每一部电影，多多多少都是与女性意识、女权主义有关系的。只不过想当初，这个问题没那么火爆罢了，所以大家都没注意到。”

“这部电影里表现了三代人，过去的一代，其实并没有出现，但我们都知道她的存在。这说明一个人，肉体上可以被权力消灭，但是她留下的艺术财富，那是永久的。然后还有贾法里扮演的现在这一代，她是片中最重要的角色，敢于自己拿主意，很有力量。最后还有Mazi代表的未来的一代，他们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必须要战斗。帕纳西希望能给他们这一代人希望，让他们更有力地去战斗。再补充一句，作为多次与帕纳希合作的女电影人，我觉得每次跟他合作，我都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了。这就是他工作的方式，他会给别人传递力量。他拍电影的方式，他电影里传达的信息，给每一位伊朗妇女传递了力量。”

由于影片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就不免让人好奇主角们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如何解决。贝纳兹·贾法里如是说：“作为女演员我经常收到来自陌生人的电子邮件，信件。他们觉得我作为演员，说的话能更有分量，能帮助到她们。我得承认，我还是有些小粗暴，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比剧中人表现地更加暴力。所以一上来我也在犹豫，是不是要和导演说清楚，剧中人那种处理方式，那种温和的做法，跟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有很大区别。彼此进一步熟悉之后，我知道了帕纳西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总是尽量满足周围每一个人的要求，善于采纳别人意见，所以我就把上述意思跟他说了。于是他决定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演，结果真的演出来了，他也吓了一跳，没想到我是个那么暴力的人，当然，这样拍出来效果也很好。”

至于影片能否在伊朗上映，阿敏·贾法里说：“帕纳西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电影能够在伊朗公开放映，尤其是这一部，这是他现阶段最大的梦想。你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根本不带有任何政治信息，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伊朗上映完全有可能。”

而关于帕纳西无法亲眼见证自己的作品首映这个遗憾的现实，阿敏·贾法里透露：“影片放映前和放映后，我们都和他通过Face Time作了交流，说了很久的话，他一点都不伤心，他充满活力，一直在笑，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他当然也很想来，但既然条件不允许，他也能处之泰然。”而贝纳兹·贾法里则解释了自己由悲转喜的过程：“昨晚我们这群人走进影院的时候，起初心情都很忧伤，想到导演没法来，但大幕拉开的那一霎那，我先是听到了银幕上传来的他的声音，然后看到他的人出现，于是我对自己说，‘啊，你也在啊，你其实和我们在一起的。我干嘛还那么伤心呢？’”

正如她所言，在戛纳，帕纳西得以通过银幕与来自各地的观众与媒体见面——最终，没有在红毯出现的他，成了我们记得最熟的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