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尹昉：演员，也是舞者，现在只想好好拍电影
于5月17日在全国艺术联盟院线上映的电影《路过未来》在过去半个月的路演过程中，出现了通常小众文艺片少见的一幕——迷妹们跑站追随，长枪短炮加现场欢呼，让做《路过未来》宣发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产生了“跑错片场”的错觉。
迷妹们为演员尹昉而来。就是那个年初在《红海行动》中青涩又性感的狙击手观察员李懂。
尹昉演《路过未来》的时候，还没有《红海行动》这回事，当时演员还只是他的副业，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个舞者，不是像章子怡、孙俪或者杨洋这样学舞蹈出身的演员，而是拥有自己编导的作品在全球专业舞台上展示的舞蹈艺术家。
4年前，崔健的电影《蓝色骨头》中需要演员用现代舞的肢体表现部分情节，尹昉误打误撞跟电影结了缘。《蓝色骨头》拍完没上映，尹昉又自顾自回去跳舞，只觉得自己换了个舞台开了个小差。
李睿珺邀请尹昉出演《路过未来》的时候，尹昉其实已经对这位青年导演“久仰大名”，本来就是个喜欢文艺片的文艺青年。
导演李睿珺的“乡土三部曲”聚焦于老人、小孩、大自然以及乡愁的主题，而《路过未来》的背景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视角从爷辈换成了在城市打工的父辈和子辈。影片中尹昉饰演的新民和杨子姗饰演的耀婷是漂在大城市的务工二代，长在大城市却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家乡是一个空泛又陌生的概念，是注定回不去的地方。
相比《蓝色骨头》充满象征与隐喻的抽象表达，《火锅英雄》中暴戾乖张的夸张表现，抑或《红海行动》中荷尔蒙爆棚的慷慨热血，《路过未来》中的新民是尹昉演得最现实的角色，完全的生活化，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角色里去，“因为新民太接近生活了，所以完全要在戏里真正地去生活，不靠任何的表演技巧。”加上要配合李睿珺的长镜头，情感转变都是要在一个镜头里连贯地完成，尹昉也真正在这部电影里过足了另一种属于表演的瘾。
电影上映前，尹昉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和尹昉的对话可以展开到更多的维度，可以谈与《路过未来》感同身受的漂泊感，并且从一个舞蹈家的角度探讨了艺术创作的相通之处。采访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确是一个创作者，在积极的思考和消化从电影中汲取营养。
【对话】
用异乡人的归属感与角色连接
澎湃新闻：和李睿珺导演的合作是怎样的机缘？
尹昉：最开始是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导演协会的颁奖典礼上，《蓝色骨头》获得评委会特别奖，李睿珺导演获得了最佳青年导演奖。当时颁奖时听到《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李睿珺作品），那我就觉得这个片名挺有意思，猜测电影是不是关于死亡的，一直想看这部电影也没有找到片源，后来看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后来李睿珺导演是通过《火锅英雄》的杨庆导演获得了我的联系方式，之后特别详细将整个电影故事跟我讲述一遍，当时听了就特别感动。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过导演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觉得这是一个难得质朴的导演，在现实题材的电影中，又加入浪漫的诗意。
澎湃新闻：其实你个人经历跟新民这个角色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同时又需要特别生活化的表演，觉得比较挑战的地方是哪些？
尹昉：一开始我会觉得新民油里油气的性格和腔调难以把控，前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其实真正开始拍摄时，穿上服装就自然而然地进入状态了。电影中使用的长镜头，所有的情感转变都是要在一个镜头里连贯地完成，这一点稍微有点难度。
虽然个人经历有很多不同，但我觉得最核心是作为异乡人的一种漂泊感，尤其新民这个角色，因为自身和新民的成长背景和职业离得太远，最开始也是找这个入口将自己和角色连接起来。
澎湃新闻：你作为在北京生活的异乡人，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感受到漂泊感？
尹昉：在生活层面，比如说，11岁来到北京后，一直只有一个北京的集体户口，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籍，办理证件都需要回到家乡办理，而且一直在租房，居无定所。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依旧没有归属感，身边的人也是如此。
这个不是多大的负面情绪，是大家共同的一种感觉。从小离家，自己不断在长大，家乡也在不断地变化，它已经不是你出来之前的家乡了，就像在电影《路过未来》里，耀婷的父母回到甘肃老家之后，反而变成了异乡人。
澎湃新闻：现在对于家乡长沙的感觉呢？
尹昉：主要是记忆都停留在童年时期，再次回到家乡，童年时期的记忆都变了，比如说城市的模样，那个记忆只能锁在那个时期，无法跟着你的成长而更新。有时候家乡会变成一种符号，它是你的出生地和籍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迁徙，它很难真正的成为自己的根源和归属。我从这来我要回到这去，这种感觉已经变得很淡。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爸爸经常提醒我，“你还是要回来的，不可能永远在外面，人都是要落叶归根的。”但是我自己知道，因为生活和人际圈完全不一样了，很难再真正的回去了。如果不回去就相当于永远在漂泊，又会显得格外悲凉，这可能就是我对于漂泊感和归属感的想法。
澎湃新闻：相比之前《蓝色骨头》和《火锅英雄》来说，新民这个角色是最贴近生活的，如何去演绎角色呢？
尹昉：对，因为新民这个角色太接近生活了，所以完全要在戏里真正地去生活，去经历角色所经历的事情，我也必须做到很顺畅而且不能够靠任何的表演技巧。
澎湃新闻：新民这个角色还蛮沉重的，如果代入感很强，角色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呢？
尹昉：其实我还好，人都有自己的各种情绪，作为演员需要把情绪挖掘出来，一般对男演员来说，走出角色情绪不算太难。
澎湃新闻：电影虽然是开放式的结尾，但还是很悲观，过去回不去，未来到不了，你自己演完这个电影之后，对于这种当下中国大量年轻人要面临的状态有什么感想？
尹昉：抛开电影中人物不说，我们可能得去理解这种漂泊感，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和其相处。漂泊感会带来正能量，例如更加的自由开放、更多的可能性；至于负面的，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迷茫的状态。那其实在过程中要学会和漂泊感相处，最重要的是不断地认识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现实的问题可能没那么好解决，每个人有属于个体的困境，但我们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我们如何与漂泊感相处的思路。
艺术本身是互相给予互相刺激
澎湃新闻：曾经作为一个舞者，到后来的电影演员，特别是经过《红海行动》之后的转变，你在演戏心态上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尹昉：多多少少都会有变化，因为被更多的人关注，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关注，而且会被放大，对粉丝而言，所有优点都会被放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得认识真实的自己和保持自省的习惯。有时候自己会站出来旁观一切，也没有说太抗拒这些变化。
澎湃新闻：现代舞其实是非常小众的艺术门类，相比电影的热闹差别非常大，这样的跨界对你来说有障碍吗？
尹昉：其实我做舞蹈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过我的作品要被多少人去看到，由于舞蹈本身市场比较小，所以你根本不用去考虑观众，只是说作品完成之后，再去遇见属于你的观众，让作品和观众相遇。现在拍电影我也不考虑观众，这可能是片方需要考虑的事情，我只是说考虑这个角色是否适合。
澎湃新闻：经过这几年，你觉得之前的编舞方向和电影的表演之间有共通的地方吗？
尹昉：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就会经常去观察整个创作环节，尤其是导演，会思考创作者如何去实现一个想法，如何取舍和选择，我会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观察。另外一方面表演也会给予创作空间，虽然演员在创作环节相对被动，但是在角色演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间。
做演员拍电影会让我思维更加多维，尤其是电影的语言像脑袋里的梦和念头一样，怎么把这些念头变成一个作品。说回到编舞上，不管是编舞还是创作，你怎么让乱七八糟想法集中成一个作品，这可能是我一直会去思考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早前你也有说过希望能够利用在电影圈的知名度来反哺舞蹈，但一旦踏入了热闹的电影圈后，觉得还能够平心静气的回去吗？
尹昉：想回去还是能够回得去的，主要看如何去主动地分配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刚开始《蓝色骨头》上映之后，就有人开始主动找我拍戏，那时候也不想把舞蹈落下而完全做一个演员，如果有合适的戏就去拍，没有合适的就做自己的舞蹈。但后来真正进入电影圈之后，发现时间安排并没有那么主动了，既然都已经开始在做电影了，就先好好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等做到一定程度后，自己能够有一些选择权，可以主动地分配时间。
电影和舞蹈两者是不冲突的，艺术本身是互相给予互相刺激的，两者在我的身上也会有新的可能性，而且这两年跳出舞蹈圈后，也会迸发出新的思路。相对于舞蹈来说，电影更加具体，舞蹈是更抽象的表达。但抽象其实应该是具体后的提炼。所以现在回头再去看舞蹈，就会发现过去很多思路都是雷同的，跳出来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阶段。
澎湃新闻：记得你之前曾说，被更多人认识之后，做采访可能要比之前练习一天舞蹈还要累，现在适应一些了吗？
尹昉：自己已经越来越适应媒体采访，不过还是挺累的，尽量做到不太消耗自己的能量，所谓消耗就是完全不断地输出，然后并没有任何收获，对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是同样的问题，我也会不断的去考虑，不能每次是套话来回说，尽量使其对自己有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