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导演刘健用“最笨方法”制作，做出华语动画高峰

1月12日，院线里上映了一部动画电影，名叫《大世界》。“大世界”里所描述的，看起来不过是个小县城，或者叫做城乡结合部。“大世界”里人物很多，他们都生动而边缘。这些人物没有表情，因为导演刘健没给他们画上。这是一部动画片，却不适合家长带孩子去看。动画不过是导演刘健选择的电影手段，画风本身成为电影表达手段的一部分，场景和角色占据同样重要的功能地位，没有表情的冷峻是导演选择的风格，为的是更直抵要害的表达。

这部动画电影2017年年初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是华语电影历史上首次有动画片入围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但愿，也是继宫崎骏《千与千寻》之后时隔十六年柏林再度青睐亚洲动画片。两个月前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大世界》获得最佳动画长片，评委给出的评语是：“《大世界》反映当代生活及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纵横交织的欲望，展现极为犀利的批判视野。”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刘健很淡定地表示，得奖是意料之中，“不得奖反而不正常。”

生活中刘健是个谦虚温和的人，甚至有些不善言辞，对《大世界》的信心来自于他对作品一贯苛刻的要求。因为这份苛刻旁人难以达到，刘健选择了一个人用手工作坊式的方式，“死磕”今天本应该已经高度工业流程化的动画艺术。

学国画出身的刘健，玩过乐队，写过小说，从2007年起决定用电影的形式表达自我。没有制作经费，他卖掉自己的房子；风格过于独特旁人难以复制，他就干脆一个人包揽所有的环节。这些年他像上班一样，朝九晚五地画画，通常情况每天工作8小时，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工作10小时。刘健说自己选了一种“最笨的方法”来做动画。

在制片人杨城看来，“这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也是很多电影人羡慕的方式，可以更精确的控制过程，实现自己想要的风格。”不过这的确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面对巨大的孤独。3年多的时间，每天8-10个小时，画40000多张精细而风格独特的画，即使不画画的人，也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况且他还担任了编剧、剪辑、配音等更多的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孤胆英雄，专注，决绝，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勇往直前。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是对的，但能做到的人，绝少。”

杨城还记得第一次去刘健工作室，看到他的工作环境的情形。“一间狭小的屋子，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一个绘图板，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用三年的时间把电影做出来。我有些吃惊。我仔细看了他的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划痕，凝固的是时间的痕迹，那一刻我非常感动。”

相较于今天司空见惯的工业化的动画电影大工程，《大世界》如同一件粗粝却质感十足的手工艺品。无论是画面风格，还是其中的叙事技巧、人物设置，《大世界》简笔勾勒的变扭线条和粗暴艳俗的色彩，昭示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既有淳朴的日常生活气息，又有光怪陆离的荒诞下孕育的罪恶温床。和上一部电影《刺痛我》一样，《大世界》里也有一个“小张”，以小张为出发点，引来一群人追逐着一笔钱，走向疯狂离奇的犯罪道路。

电影上映首日，排片刚过2%，同为彩条屋旗下的“大”字辈电影，《大世界》比此前“大圣”、“大鱼”、“大护法”们的起点更高，似乎欣赏门槛也更高些。“这样一部作品肯定会检验很多人的电影观念。”杨城说。在为这部电影做制片人的过程中，杨城没有担心过创作，但如今走上院线，他还是有点担心票房，“毕竟我希望所有投资方都能赚钱，但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已经不多。”

【对话】

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现实主义”

澎湃新闻：《大世界》有很多现实的关照和讽刺，故事最初的灵感是？

刘健：2013年初，我的一个项目因为合作公司的预算原因被无奈搁置，谈不上“打击”，只是创作欲望被突然阻断了，心中郁闷。记得当时春暖，窗外花开。我站在窗前抽烟，心里决定，索性放开手脚，做一部很爽很过瘾的电影。我设想中，它应该一部拥有黑色幽默、荒诞、犯罪元素的，表达严肃主题的艺术动画电影。有了这个想法后，渐渐确定写一个关于金钱、选择、命运的故事。是我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影响我的创作，不是灵感一下闪现的。

澎湃新闻：从风格、人物、背景、故事来说，你的两部动画还挺像的，《大世界》相当于是《刺痛我》的升级版吗？

刘健：《大世界》的创作思维和制作手法和《刺痛我》基本一样。《大世界》虽然不是《刺痛我2》，但和《刺痛我》肯定所有延续，比如都和一笔钱有关，主人公都叫小张，说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由于两部作品表现了不同的主题，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所以在美术风格的设定上有些差异。

《刺痛我》是比较硬朗的写实，而《大世界》则突出了故事本身的荒诞性和超现实的魔幻性，这决定了它的色彩要更丰富明朗。在制作上，《大世界》更趋完善。较之《刺痛我》，《大世界》在影片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的确有些新的尝试，比如留白的地方多了一些。我很乐意在作品中不断做有意思的尝试和添加新鲜的元素，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艺术性和当代性来实现的。

澎湃新闻：电影里有很多真实考究的细节如何而来？

刘健：真实的场景只是一个参考，需要重新再创作，产生风格和美学。场景在我的电影里非常重要，等同于角色，服务于我想要的整体风格和我电影的主题，我据此来选择如何塑造场景，包括场景的细节。

澎湃新闻：从做动画的经验回看，学国画的经历带给你一些什么？

刘健：技术上主要是基本功的训练，中国画的一些技法我会运用到动画的创作中。与绘画技术相比，学画画时自己形成的对艺术的兴趣、对艺术的理解是更重要。

澎湃新闻：从1993年大学毕业，到2007年开始做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前面这14年的积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自己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影响？

刘健：应该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大学毕业之后，我尝试了很多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绘画、摄影、小说、音乐是我喜欢尝试的艺术形式。日常的生活经验是影响我艺术主张和美学诉求的。我希望我是温和的热爱生活的人。对于艺术的创作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什么样的风格适合这个题材的设定等。《大世界》是冷峻简约的在沉默中爆发的一种电影语言风格。

澎湃新闻：里面人物的故事既真实又有很“飞”的一面，这个界限和风格是怎么考量的？

刘健：《大世界》的视角是平视的。电影中的人物和我生存在一个空间里，大街、餐厅、地铁里日常看到的。它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城市边缘的故事。我乐意观察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这里的社会人群所呈现出的文化景象是我创作作品的直接源泉。生机勃勃的城市的边缘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和各种可能性。在这里，“现实主义”经常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呈现、来爆发。《大世界》很真实又很“飞”的风格也由此而来。

从限制中找到自己的风格

澎湃新闻：你做动画的方式在今天来说还是很特别的，介绍一下日常的状态吧？

刘健：我做动画选择了最简单最笨的办法，是传统手绘的方式。整个制作的流程和一个公司制作是一样的，从剧本到原画动画后期合成等，没有步骤可以省略。一个人做动画的好处就是可以更精确的控制风格和效果，更专注在创作本身上，弊就是工作量大、周期长。所以我就像上班一样，朝九晚五，状态好可以工作10小时，正常是8小时，中间偶尔拍拍篮球运动一下。在做《大世界》时，毕竟第二部了，已经可以更好的把握工作的节奏。我尽力让工作匀速，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不透支，也不拖延。

澎湃新闻：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保持自己的专注力还挺难的，有没有一些觉得浮躁的时刻？

刘健：我希望我是一个理性专注的创作者。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不会浮躁的。动画的创作其实和我以前绘画创作一样，更多是一个人面对作品。这样的工作状态我是很适应的，只是动画需要画更多张数的差别。

澎湃新闻：从2007年开始做动画，这十年电影的外部环境变化非常大，普遍的创作节奏都加快了，你在自己“慢工出细活”的这种节奏里，有没有过一些着急和慌乱的时候？

刘健：外部产业环境的变化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去关心。我要解决的只是创作上的具体问题。

澎湃新闻：大众对于动画的技术和审美对创作是否有一些影响？这些年成人动画也从完全的市场死角变成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大环境对于创作者会觉得是“强心针”吗？

刘健：没有。对我来说，动画只是我做电影的表达形式。动画是一种很自由开放的形式，可以表现任何题材，风格也多种多样。市场的多元是一件好事。但创作的多元是市场多元的前提，创作者专注于创作本身，做出好电影是最要紧的。

澎湃新闻：制片人说你不太喜欢跟人打太多交道，这是你想做电影但选择成为动画电影导演的原因吗？

刘健：这对我不是问题。我只希望成为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动画和真人拍摄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别。现阶段，我比较喜欢用动画的方式来制作电影，动画是无限可能的，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用动画来表现。只是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去跟人去社交。时间最宝贵了。

澎湃新闻：《大世界》的极简画风，除了是自己的个人风格之外，和要“省钱”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刘健：资金是一个限制。技术条件、团队，也是限制。对《大世界》来说最主要的限制来自影片设定的风格。我喜欢朴素简约的风格，影片中不使用过多的动作和镜头运动，也服从于这样的风格设定。其实任何创作都是在某种限制之中进行，艺术家需要在限制中创造自己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是在我面对的限制中创造了我喜欢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