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电影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很大的赚钱期望之下”
今年62岁的导演戴思杰旅法超过30年，用法语写作，作品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也入选过法国的中学教材。但他依然保留着中国公民的身份。一来他觉得自己在身份认同上依然是个中国人，另一方面，他还一直有个以中国导演身份拍摄家乡的愿望。这个愿望总算借《夜孔雀》得以达成。
影片《夜孔雀》自5月20日全国上映以来，首周末就获得了近2500万元的票房，创下2016年开年以来的文艺片票房佳绩。5月24日，传来了该片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消息。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蒙特利尔地处法语地区，艺术氛围同样浓厚。陈凯歌的《大阅兵》、谢晋的《鸦片战争》、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等都曾在蒙特利尔电影节斩获奖项。
作为曾经代表法国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华人导演，戴思杰的电影起点相当高，产量相当少。
2002年拍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时，初出茅庐的陈坤和刘烨共同爱着青涩质朴的周迅，之后这部电影成为不少文艺青年的爱情圣经，电影发行30多个国家地区，提名金球，同名小说登上欧美畅销书排行榜。
2006年，戴思杰拍摄《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李小冉与异国女孩的女性之爱被表现得异常唯美，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
在戴思杰的镜头下，女性总是显现出几分迷媚的美丽，小裁缝周迅给两个愣头青上了一课走出了大山，植物园的中国女孩上演了一场暧昧又孤独的父权反抗。而《夜孔雀》的背景更当代，旅法归国的女孩刘亦菲在中国四川，游走在黎明、刘烨、余少群三个男性之间上演爱与纠缠。戴思杰依旧热衷于刻画情欲，这是他电影中重要的情感表现手段，也是他在法国学习艺术的见闻中最直接的到达女性之美的方式。
整部电影的灵感源于一个梦境，几年前已经久不拍电影的戴思杰在迷糊的白日梦里恍惚看到一个女人的背部，纹身师的手轻抚过背脊，纹出美丽的蝴蝶图案。他以此为灵感，发散想象一个女人一边纹身一边对陌生的男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身体的刺痛与灵魂交会，从秘密的倾诉到达一种交付，生长出一段新的情愫。
戴思杰年轻的时候写小说，受到沈从文的指点，并且与之笔交两年。旅法之初他的专业是艺术，因为听说当时的电影学校可以免费看电影而改读电影。文学性与画面感是戴思杰拍摄电影时首要考虑的要素，电影里拍尺八，拍蜀锦，丝缠线绕，百转千回，戴思杰很直接地说，“就是要拍好看。”
2012年，戴思杰回国照顾年迈的母亲，在中国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他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电影，知道近年来国产电影产业逐渐风生水起的样貌。
和许多导演忙不迭要给自己上映的电影套用类型和元素进行包装不同，戴思杰很笃定地说《夜孔雀》是一部“文艺片”，不可能人人都爱看，也不需要人人来认可他的片中有些狂放不羁的价值观。这些年也有人找他来拍电影，他带着在欧洲做电影的眼光看中国资本不断往这个行业聚集，有时候觉得好笑，“回国来才发现是大开眼界。”
【对话】
我对女性是有崇拜的
澎湃新闻：拍电影和写作，哪个对你来说是更顺畅的表达？
戴思杰：作家的身份更自由，因为写作自己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电影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最近几年我是在写作上的时间比较多，电影已经不是非做不可。但写作对我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虽然一开始很骄傲，但我的小说其实都在讲中国的事，用外语讲中国总归不是那么理想，写作本身和这种语言隔阂都有加深我的一种孤独感。
所以也会想做电影调剂一下。但拍电影很难有导演能自主选择时机，这些年慢慢强烈的愿望想拍电影，但想拍中国电影，过程不容易，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故事，《夜孔雀》是唯一通过国内审查，而且还改了十三稿，一改就过了好几年，其他好多故事都压根没有通过。
澎湃新闻：这次是一个女性游走在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前面说到的审查不顺利跟里面这种比较“奔放”的价值观有没有关系？
戴思杰：从一个法国人的角度看，所谓的大尺度，根本就没什么啊，而且我从导演的眼光，就是比较唯美浪漫。但确实表达上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也不仅仅是这方面的。
但我想要强调一点的是，在欣赏电影的时候并不需要提供一种“道德指引”，我并不需要传递给观众我“三观很正”，如果这样我反倒是觉得导演的工作没做好，我艺术家的创作没做好，我并不希望只是做一个顺利的符合常理的消遣，人的三观都正了有什么意思。看电影的时候理所应当应该脱离凡俗的生活，并且抱有更大的宽容。
澎湃新闻：无论是过去对周迅还是李小冉，你都很能发现女演员的美，这次刘亦菲的角色和她以往的清纯玉女形象也出入很大，你怎么看待她的美？
戴思杰：选刘亦菲，是因为她在她这个年龄段里最适合这个故事。我比较需要女演员的眼神，她除了好看，还纯洁，偶尔有一小点忧郁。跟几个男人的关系，不一定都是爱情，眼光不纯，故事就会有点脏，容易不清不楚。但我需要这个人物的眼神里透露出自己是清楚的，而且刘亦菲那种美，还跟人有点距离感，这个气质是天生的。
而且她很相信导演。有时候做艺术片，并不需要摸得太清楚具体人物行动的逻辑，更多的是传递一种感觉。我需要演员在那种状态，并且在镜头中保持住，就好像我写书，写着写着，演员慢慢就变成这个角色。后来我在片场就直接管刘亦菲叫艾尔莎。
澎湃新闻：刘烨是继《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后的再次合作，后来他又娶了法国老婆，会不会因此更有默契和文化上的认同感？
戴思杰：那时候在中戏学生照片里找了他，他也没有作品，就找了学生作业给我看，我看完就告诉他，你以后肯定是个大明星。其实也是一种直觉，不是他的好看，也是觉得他眼睛里有内容。
这次再合作，发现他变化很大，而且真的是个明星了。以前记得拍“小裁缝”的时候他还很内向，那时候陈坤和周迅都比他有经验，他羞涩又压抑。但他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变得很兴奋。不过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演戏还是沉浸，而且转换更随意，很准确，色彩更多了。他真的成了一个明星和一个好演员。
澎湃新闻：从《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开始，你的女性的表达比重越来越重，甚至说女性越来越强势，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戴思杰：确实，原来我在法国拍的前三部电影压根没有女性，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女性只能崇拜，法国是崇拜女性的国度。很意外做了《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后，那种误打误撞无意识的创作让很多人都认为我适合做女性，觉得那样表现女性的角度很有趣。到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我惊叹于女性之间的那种情感，同性之间的感情似乎更接近爱情的纯粹，和男人一辈子的相处更像交易。
这次《夜孔雀》是“女性三部曲”的一个完结，刘亦菲扮演的这个角色很独立，不依附于男性。其实我只是对独立女性感兴趣，因为我身边接触到的女性全部都是这样的类型，我对女性是有崇拜的，也确实觉得讲她们的故事比较得心应手。
IP这个东西，我骨子里是拒绝的
澎湃新闻：在法国那个创作自由的国度呆惯了回到国内拍电影有没有“水土不服”？
戴思杰：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的。自由惯了，法国是导演为中心，中国是资本为中心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抱一个很自由的态度，不是说法国就比中国好，但法国的电影国家资助比较多，还没拍国家电影台已经预买，可以减轻不少压力。中国做电影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很大的赚钱的期望之下。
而且在中国拍电影很多人来管你，很多人来给你意见，十几个投资方每个都有意见，审查机关也很多意见。
法国导演的剧本全部都是自己写的，很少像国内一样完全靠小说和编剧。IP这个东西，我骨子里是拒绝的。现在国内做电影的一个很主流的方式是主题先行，再找人来研究开发，集体创作，再找擅长这个题材类型的编剧根据意见来操刀写作，像好莱坞大片的制作。可是呢，很多不是大制作的小作品，一个小小的网络小说，也要用这种套路做，就完全没有必要。
澎湃新闻：所以你自己是坚持一定要拍自己的创作？
戴思杰：也不一定。我其实之前买了余华《兄弟》的版权，但改了5稿还是没法通过。
澎湃新闻：“小裁缝”之前，你还拍过一部叫《牛棚》的电影，在创作的初期，“文革”是你很重要的创作源泉，现在你再回想是什么感觉？
戴思杰：人的性格在童年形成，对什么感兴趣，能讲什么事，其实都是早年形成的，所以“文革”在我的创作中确实一度很重要，但我的感觉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是觉得很荒诞，我的家庭是被批判的，说是人民的敌人，但那种印象并不是痛苦，是整体的荒诞。
这种荒诞感影响了我，其实“小裁缝”就是讲一件荒诞的事，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乡下人不识字，却教育识字的人，结果有知识的人去教育了一个女人，被教育的女人回头给教育她的人上了人生的一大课，就是一种荒诞。你现在叫我做一个商业片做不来，商业片不需要这种荒诞。
澎湃新闻：你自己认可《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创作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吗？
戴思杰：创作的人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吧，不知道哪部作品会被人特别喜欢。而且做的时候不会发觉某部作品有什么特别，也觉得肯定以后的作品会超过之前。但客观上来说，确实《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最受人喜欢，接受的面也宽，连非洲朋友也很喜欢，婚礼上有人还送新娘《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书。但我自己觉得“植物学家”比“小裁缝”好，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考虑的东西更多也更成熟。
澎湃新闻：这次是你的电影第一次面对中国的市场，需不需要入乡随俗也感受下票房压力？
戴思杰：《夜孔雀》从今天的电影市场来看，也是小众的故事，不会赚太多钱。我也承认我只能去讲这种故事。我自己的考虑是，故事都有点小众，强求自己去编我不喜欢的故事我也编不出来。市场问题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去解决，一些已经成名的演员也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出演更有挑战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