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诞辰百年|细读《海上花》②:清末上海吃花酒要多少钱

澎湃新闻 2020-09-17 12:11:08 显示图片

【编者按】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而9月也是她逝世25周年。关于祖师奶奶的人生,她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很多回;她的很多小说,也被翻拍了很多遍。在这个9月,我们要细读的,则是她晚年的一部特殊作品——《海上花》,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二讲。

细读张爱玲《海上花》2
上次我们说到《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写于清末,1894年,是一部描写妓院生活的世情小说,它高明的写作手法、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以及对白用吴语写作的语言特征,可以说都对张爱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在张爱玲后期的创作中,其实是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海上花》的影子的。比如,张爱玲自述自己在写《秧歌》的时候,心中时刻有一本《海上花列传》,希望写出那种平淡而近自然的味道。张爱玲《惘然记》收录了一个中篇叫做《浮花浪蕊》,写的是主人公在大陆解放之后从上海出走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搭船去往日本,在海上的一段经历,从书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海上花列传》的影子,然后张爱玲在写法上也有意识地借鉴《海上花列传》中的一些结构,所谓“穿插、藏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比于这些张爱玲中晚期的作品,在她早年的创作中,似乎并没有那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传奇》——也就是张爱玲最早的那批小说,给读者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新旧激烈冲突、快速交融的世界,描述的是那些身处于新旧时代夹缝中的人们,他们的传统理念、价值观在时代变革中所受到的挑战和冲击。对于这一点,张爱玲曾经特意描述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设计,她说,《传奇》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个画面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传奇》增订本封面

无疑,这个背对着现代人,幽幽地弄骨牌的晚清女子,是对那些所谓“旧式人物”的一种象征。在张爱玲写作的时候,1940年代,属于他们的显赫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却打定主意背过身去,关起门来继续做自己豪门望族的旧梦。

这些观念上自我封闭,但又被时代侵扰得不得安宁的旧式人物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前朝的遗少们。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的遗少型人物几乎俯拾皆是,每个没落的家族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影子:狂嫖滥赌,挪用公款,入不敷出,靠借贷腾挪,最终山穷水尽,潦倒收场。

随便举几个例子,《倾城之恋》里白四爷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白流苏的母亲说他“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还挪用了公帐上的钱,害得四嫂脸上无光”;《花凋》里写郑川嫦的父亲,一个遗少型的人物,说不上穷还是阔,但常常一屁股债,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了在家里生孩子。还有《金锁记》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姜家三爷——姜季泽,也是狂嫖滥赌,之后公帐上拖欠过巨,“分家遗产抵消之后还净欠六万”。甚至现实生活中张爱玲自己的父亲也是如此,既嫖又赌,鸦片还不离手,十几年里,败光了无数地产、房产和古董,到最后蜗居在14个平方的亭子间里终老。

电视剧《金锁记》(2002)剧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遗少相似的结局似乎是一个时代衰落最凝练的缩影,又或者说正是他们的行为进一步加速了家族的衰败。

此外,这些遗少们的败家模式似乎高度相似,大多都逃不过“狂嫖滥赌”四个字。但是对我们现在的读者而言,从抽象的狂嫖滥赌这几个字里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庞大的家业是如何能够被一个人,不出几年就败落散尽的?这些遗少们平时又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今年是2020年,距离《传奇》的初版,已过去76年了。当时的现代人,在我们来看已经是古人,而那些植根于晚清“旧生活”的“旧式人物”似乎需要到更早的资料中去追溯。因此,我们又要说回《海上花》。亏得有作者韩邦庆这样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以及非常接近现实的笔触,才让我们能够看到《海上花列传》这样一个很精致很详细的文本,书中在时间设置、结构推进上的严谨,让我们得以知道那些在妓院中、在赌局中流连的晚清富家子弟们究竟是怎么一种状态。

说到嫖和赌,自然就是要花钱。刘半农曾在一篇文中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相传花也怜侬(这里是指作者韩邦庆)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张爱玲后来补充说明过这个问题,她觉得: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只要肯挥霍,也就充得过去了。他(韩邦庆)没活到四十岁,倒已经“家境……寒素”,大概钱不很多,禁不起他花。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海上花》来看看,在清末的上海租界吃花酒究竟要花多少钱?

上一期的内容里说到过,长三和幺二的基本收费,打茶围、出局陪酒,长三都是3块钱,幺二低一点,打茶围1块,出局陪酒2块,摆一桌酒大概12块左右。这是19世纪末的上海妓院挂牌的服务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民国。

那么当时的物价又是如何呢?我们找出《海上花》中的其他消费项目来进行一下对比。

书中写到一个长三书寓中用的大姐阿巧,能力不强,类似于应届生实习,虽然包吃包住,但一个月的工资是1元。书中还写到,一个幺二出身,刚刚转型为长三的妓女叫张蕙贞,手头不算富裕,买一对成色普通的翡翠莲蓬簪子大约要10元。第五回写王莲生给张蕙贞在福州路CBD租了一间房间,一个月30元洋钱。第三十回写一个外地小姑娘赵二宝初来上海滩,虚荣心爆棚,买一件时装花了16块钱,约等于现在女孩子花几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名牌包包。

那对于工薪阶层来说,1元钱又可以做什么呢?书中第三十回,写赵朴斋问妹妹赵二宝要了3角钱,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消费项目,先是请人去茶楼吃一顿下午茶,花去一角;晚餐在小饭店里吃了一段黄鱼及一汤一饭,再往宝善街大观园正桌后面看了一本戏,从下午一直消磨到半夜12点回家。

我们大致猜测,当时1元洋钱的购买力大概合现在三四百块差不多。如果以此类推,叫一次长三的服务,折合现在的物价在1000多元,类似于去米其林三星的人均消费。

所以说,长三和幺二的费用说便宜不便宜,说贵呢似乎也还过得去。所以初到上海的赵朴斋还能靠老家带出来的一点钱,勉强在幺二堂子里混上一混。他的同乡张小村就提醒赵朴斋少去幺二堂子,因为超出了他的消费水平,“轻奢消费”毕竟只能偶尔为之。可惜赵朴斋初到上海滩,识不破堂子里的诱惑伎俩,频繁光顾,超前消费,最后只能散尽钱财,流落街头。

在堂子中家财散尽,几乎是一个四海皆然的故事模版了。不要说乡下少年赵朴斋挥霍不起,即便张爱玲小说中的望族之后姜季泽、白四爷也照样在堂子里混得入不敷出,千金散尽。所以即便是长三的服务价格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但抛开频率谈价格贵贱,都是耍流氓。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些富家浪荡子们是如何在堂子里散尽家财的。

初读《海上花》的朋友,一定会为书中人打茶围、叫局、吃酒席的频率感到震惊。书中身为江苏候补知县的罗子富新做了一个长三叫黄翠凤,为了讨这位倌人的欢心,半个多月时间里就叫了十几个局。沈小红怀疑王莲生有其他的相好,劈头就问,三天不见你去了哪里?可见正常的见面绝不是三天一见。再以小说前十回为例,描述的不过是短短五天的事情,倒记录了八个酒局,其中酒局最多的一天,参店老板洪善卿一个人就喝了三台酒。

《海上花》中的嫖客们不是在吃酒,就是在还席,几乎每一天都混在妓院中。晚上吃一台酒是不够的,还要翻台去下一家,吃到两三点钟方才散去。亏得这些书寓、堂子都集中在英租界四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附近,请客叫局都十分方便,仆人出门拐弯,直接在隔壁小区就可以找到另一家老爷。

电影《海上花》(1998)剧照

如果觉得这么高浓度的吃花酒,是不是有艺术夸张的色彩,那我们就来看看其他作品中是怎么说的。

茅盾文集《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第十七章大纲》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卿也是个怪人,他年过半百……三天两头总要到长三堂子里吃花酒,不是人家请他,就是他还席,这中间当然有生意经,但也不无消遣取乐之意。”

对《海上花列传》大力推荐的胡适,早年也曾是游历花丛的迷途小羔羊。“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根据胡适自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他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叫局或逛妓院的经历。

可见,寻常人在堂子妓院中流连,虽然没有《海上花》中描述的如此高频,但似乎也有一种上瘾的迹象,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基本上达到了胡天黑地的效果。

那么如果以这样的频率喝花酒,需要花多少钱呢?《海上花》中有这么一段:张蕙贞向洪善卿抱怨,新租的房间要30块钱一个月,不便宜,但洪善卿说:“单是王老爷一个人,一节做下来也差不多五六百。”

这里有个知识点,节指的是端午、中秋和春节,过去传统上是以节作为结算账款的节点和周期的。一般嫖客到妓院叫局、打茶围、吃酒并不需要给现钱,而是记账,再按三节清理帐款即可,这既是传统,也是妓院的生意经。张爱玲的一部中篇《怨女》中姚三爷初次向帐房支钱就是新年,之后又向柴银娣借过两次钱,一次近中秋,一次是腊月快过新年的时候。

王莲生在张蕙贞这里一节的局钱大概五六百元,一年的花费大概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然而张蕙贞还是一个从幺二刚升格为长三的倌人,且不是王莲生倾心追求的对象。王莲生的心上人是另一个长三沈小红。他在沈小红身上的花销,也远远超过了以上的数字,一节就超过了一千元,还甘心为她还债,而且还得心甘情愿。更有意思的是,沈小红似乎并不领这位金主爸爸的情,而是时常把甲方当孙子。沈小红与王莲生的奇葩感情我们放到下期再说。

《海上花》中另一笔明确记载的大开销,是一位长三周双玉的赎身钱。周双玉是长三新秀,和清纯公子朱淑人私定终身,但朱淑人又另外定了亲事,所以周双玉以吃鸦片要挟敲诈,最后朱淑人只好出1万洋元为周双玉赎身息事宁人。这自然也是妓院里的惯用手段,周双玉几个月前作为讨人的身价还是500元,如此一来,身价翻了20倍。

以上说的是嫖资,遗少们的玩乐,除了嫖,还有赌。所谓嫖赌不分家,在长三堂子这样的妓院场所,赌局也是另外一条生财之道。对于大部分的妓院来说,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固定客户在妓院中举办的各类酒局、宴会和赌局。

《海上花》专门辟出了一组人物,对他们来说抽烟嫖妓都在其次,他们的爱好是在赌钱。洋行打工仔张小村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赵朴斋问张小村,一次会输多少钱,张小村说:“要是牌不好,输起来,就两三百洋钱也没什么稀奇!”而当时在长三妓院里叫办一桌酒局,挂牌价格也只是12元。赵朴斋不禁咋舌,如果说到长三消费都已经是高档消费,一个洋行打工的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大的牌面输赢?张小村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在上海要做生意就要会玩,手气阔绰,才能出名;第二,钱不够可以去钱庄借钱;第三,如果钱还不出,还可以挪用一下公款,生意里面借一点。

手上有点本钱的富家子弟赌博起来更是惊人。第五十五回,小说描写了一场赌局,不过一夜功夫,赢走富家子弟李鹤汀一万六千洋钱,最后李鹤汀只能靠抵押房产,挪用做生意的货款,才能勉强还债。

国语本《海上花》第五十五回插图“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海上花》虽是写妓院,但需要澄清的是,这些所谓嫖客来到长三书寓这样的高级妓院并非完全为了狎妓,同时也是一种社交应酬的方式,他们在妓院吃酒、还席、叫局、打牌、赌博,对他们来说,早已不是混堂子,而是妓院取代了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书中只有一位要按时回家的姚季莼,理由是家里有位厉害的太太,算是社交场中的一个异类。张爱玲在译后记说,洪善卿、周双珠还不止四五年,但是王莲生一到江西去上任,洪善卿就“不大来”了,显然是因为善卿追随王莲生,替他跑腿,应酬场中需要有个长三相好,有时候别处不便密谈,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等于他的副业的办公室。

长三堂子中的这种社交属性,似乎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富家子弟、遗少公子会以如此雷同的方式败光家产,实是因为这里存在一种群体性的社交行为。这种晚清的长三堂子文化,将猎艳嫖妓营造为一种日常生活,日常到琐碎,并没有特殊的大事件可以一提,所以往往只能用“狂嫖滥赌”四个字敷衍过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下一讲我们会来聊聊长三堂子里吃花酒的规矩,从这种诱惑游戏来看张爱玲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恋爱战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