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孤独》的第一章，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为了开辟一条将马孔多与文明世界相连的通道，率领村民们进行了一场最终徒劳无获的远征。远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一天清晨，当探索者们在热带雨林中醒来时，看到“在蕨类和棕榈科植物中间，静静的晨光下，赫然停着一艘覆满尘埃的白色西班牙大帆船。……整艘船仿佛占据着一个独特的空间，属于孤独和遗忘的空间，远离时光的侵蚀，避开飞鸟的骚扰”。
根据詹姆斯·希金斯（James Higgins）的解读，这艘西班牙大帆船是殖民遗产的象征——一种老朽的、脱离时代的、始终无法与美洲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殖民遗产。事实上，伊比利亚留给拉丁美洲的不仅仅是遗产，毋宁说西班牙／葡萄牙文化成了拉丁美洲精神源流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构成了拉丁美洲最主要的血脉，换句话说，西班牙/葡萄牙是拉丁美洲之父。尽管在十九世纪纷乱血腥的独立运动中，拉美国家纷纷切断了与宗主国的依附关系，并对自身的这条代表野蛮、专制与落后的血脉大加诅咒，转而对英国、法国、美国的先进文化大加膜拜和模仿，但随后的历史一再表明，伊比利亚之根已经深植在拉丁美洲的精神气质之中，不论拉美人对之如何否认和诋毁，不论拉美人将什么样的新的外来元素注入自己的血脉，它都在那里，挥之不去。
在墨西哥现代壁画和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对墨西哥身份的阐释中，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成了墨西哥民族的父，他强奸了墨西哥民族的母——土著女人马琳切，一个混血民族由此诞生。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发现，“我的父亲是谁？”成了西语美洲现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文学虚构一次次地试图回溯到那个最初的、为拉丁美洲定型的原罪——西班牙男人对美洲的征服让整个大陆遍布私生子、混血儿、“狗娘养的”，拉美人一开始就是杂种；《百年孤独》里给十七个女人留下十七个私生子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绿房子》里的堂安塞尔莫，还有鲁尔福（Juan Rulfo）的佩德罗·巴拉莫，这些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父亲在与卑微的母亲苟合后就不知所终了，留下一堆背负骂名、承受苦难的子嗣。今天，拉丁美洲仍然是一块欠发达的大陆。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要探清拉丁美洲苦难的根源，要判断拉丁美洲往何处去，我们不能不回望它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源。
对拉丁美洲在现代化的盛宴上为何迟到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是把一切罪责都归于新旧殖民主义、归咎于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思路，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讲述了拉丁美洲在五百年间遭受侵略和掠夺的血泪史。造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达或落后的，有没有自身文化的原因呢？如果有的话，文化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呢？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解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韦伯探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思路可否用于欠发达国家呢？美国学者霍华德·J. 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的《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方法。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的历史是动荡不安的，侵略与反侵略、暴乱、革命、军事独裁的大戏轮番上演，而威亚尔达试图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变化中梳理出一条线索。在他看来，拉丁美洲实际上是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延伸，更进一步说，拉丁美洲拥有一条延续两千多年几乎未曾间断的政治思想传统：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然后是《圣经》、基督教、中世纪新经院哲学，然后是西班牙帝国的哈布斯堡模式，接下来是卢梭、孔德，再到罗多、西班牙主义、法团主义，直至官僚威权主义、有限民主。作者试图证明，这样一种保守的、带有浓厚天主教色彩的思想传统在拉丁美洲根深蒂固，因此，若要在这一地区推行美式民主而罔顾当地文化传统，必定是困难重重的。作为美国政府高层的智囊团成员，作者建议美国对它想“帮助”缔造民主的国家多一点细致深刻的了解、抱持同理心，如此才能当好民主的世界灯塔。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野心固然值得批判，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威亚尔达的书中呈现了一个在拉丁美洲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有趣现象：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不一定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新思想也不一定能完全取代旧思想，更常见的情况是，新旧思想之间达成了妥协。如此，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从欧洲来到拉美之后，被当地知识分子有选择地吸收，其理论表述中含有的反天主教成分被悄然抹去，而那些适用于拉美传统思想结构的成分则被大加利用，于是，这些保留了名称却缩减了内容的外国思想得以融入那条古旧而威严的思想主流，成为拉丁美洲精神传统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反映于社会变动之中。
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是，阶级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新兴阶级必定取代老朽阶级，如果老朽阶级不肯让出位子，新兴阶级就会发动流血革命来推翻它。而作者向我们揭示的拉丁美洲社会变革则要温和得多：在拉丁美洲牢不可破的精英政治体系中，新的社会政治集团若要加入权力的盛宴，则以节制其变革愿望、不威胁传统集团的核心利益为条件，大家各退一步，于是，拉丁美洲的权力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沦为空谈。法团主义在拉美社会运动中的体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劳动者和雇主、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被融入同一个圈子中，共同的天主教信仰调和或掩盖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庇隆政府、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和1968年至1975年的秘鲁革命政权都视为法团主义的政权，这一视角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以惯有的眼光来看，这些政权中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为什么它们在很多方面如此相似呢？作者没有用“民众主义”，而是用“法团主义”这一与天主教国家更为密切的概念来审视这些政权，总结出历史的规律。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律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景观：“在拉美，因为缺乏真正的革命传统，无法做到破坏和埋葬一个时代，继而迎接新的时代，故此，不同的历史时期继续共存于一个时空，从未发生过一个时代完全替换另一个时代的情况。”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中世纪的头脑和现代资本主义理念、最新潮的发明与最古旧的生产方式并存；这就是《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的电影镜头描绘的墨西哥城，一面是血腥的地下斗狗场，这种野蛮而古老的节目令底层民众乐此不疲，一面是名模居住的最现代化的高档社区，再一面又是经历了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职业杀手……拉丁美洲是如此精彩又如此令人无奈，如加莱亚诺在《火的记忆》（Memoria del fuego）三部曲结尾处对这片大陆的礼赞：既是狗屎，也是奇迹。
威亚尔达在对拉丁美洲思想传统的梳理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种几乎亘古不变的倾向：精英主义。他指出，即便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认可精英治国的理念，倾向于保持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希望社会底层保持不变。这种精英主义思想同样承继自伊比利亚半岛。或许，一个东亚人在浸入拉美文化时会对无处不在的精英主义或是等级制社会的现实浑然不觉，而一个美国人则会对此非常敏感。作者既然是美国人，则往往会站在将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做对比的角度来看拉美社会与文化，这两个美洲的政治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上世纪初，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有些人认为美国代表了世界的未来，也有些人认为美国的繁荣不可持续。西班牙人就对美国不以为然，如备受拉美人推崇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就在他的名著《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中将美国描述成“大众的天堂”，把美利坚民族称为“一个由种种最新潮的发明伪装起来的原始民族”。奥尔特加也是一个精英论者，他在《大众的反叛》中坚称：“人类社会一直就是由贵族统治的，不管人们情愿与否，这是由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只有让贵族来统治，社会才成其为社会。”他的论断可以在拉丁美洲得到热烈的回应，在那里，思想家们保持着“哲人王”的古老理想，政治寡头们从来都惧怕“大众的反叛”。而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又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视之为欧洲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如何能理解一个反对大众掌权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呢？
在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的语境中，我们不应当以英美式个人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主义。威亚尔达试图让美国读者明白，拉美人对良政贤治的理解与英美人有别。他不厌其烦地细读文本、追溯词源：罗马法和西班牙基督教律法强调集体权利优于个体权利，与英国《大宪章》有别；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指出人生来就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自由权利（西班牙语为fueros，葡萄牙语为foros）则必须通过授予来获得；西班牙和葡萄牙政治理论中的“契约”和“社会”截然不同于洛克的契约思想即立宪政府思想：洛克的思想供奉的是自由个人主义和不受限制的多元主义，而西班牙的思想则强调大社会、集体或法团权利和有限的多元主义。
在理解这些政治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问题是：拉美的政治现代化是否应当有自己的路径，而不必以美国模式（包括每四年选一次总统、多党竞争、利益集团政治角力、三权分立等）为绝对的范本？美国模式是普世性的吗？作者给出了审慎的回答：没有任何两个发展中的地区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全球化时代没有一条普世的发展道路，而是同时存在许多条；现代化的路线图并非单途，而是呈网状：多线程、多交叉点且有多个花枝可供攀缘。这让我想起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提出的“跨现代”（trans-modernidad）概念：前殖民地国家从本国的传统、本国的现实出发，吸取欧美现代化中有益于自身的要素，同时保留自身文化的价值，在同一层面上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展开跨文化对话。在我看来，像这样的来自拉美本土的思想理论，这些从第三世界的视角出发思考人类共同体未来的观点，或许是被作者有意忽视了——他想证明，拉丁美洲永远缺乏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因此在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美国的“指导”和“帮助”。我不认为所谓“活着的博物馆”——陈列人类诞生以来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博物馆——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恰当的比喻，这一比喻意味着拉丁美洲只能展示一些舶来的、僵死的政治教条，供研究者和游客们观赏和嘲笑。拉丁美洲是有自己的原生思想的，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除了译介一些由英语世界的作者撰写的拉丁美洲思想著作外，更应当译介一些由拉美作者撰写的重要思想论著。
前些日读到周有光老人的一篇小文，那是2005年，伊比利亚文化圈举行国际会议，周先生思今抚昔，写了几句感慨，一针见血：“（美洲）一北一南，迥然不同。何以如此？答案是不良文化传统的影响。伊比利亚文化虽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由于有欧洲黑暗时期的传统，水平低于先进的西方文化，缺乏现代化精神。”那么，在龙的传人的身上，是否也隐藏着某些遗传数千年的、阻碍我们成为真正现代人的血脉？我们这个民族引以为豪的思想传统中，有哪些是可以保留，又有哪些是有悖于现代精神，因而应当被改造或者摈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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