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书摘|“贫穷陷阱”源于饥饿?为什么穷人会越帮越穷?

澎湃新闻 2019-10-15 16:34:06 显示图片
北京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缓解全球贫困所作的突出贡献。
埃丝特·迪弗洛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她与阿比吉特·巴纳吉合著有《贫穷的本质》一书,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金融时报》高盛2011年度商业图书。书中两位作者调查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深度剖析了“贫穷陷阱”的怪圈,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贫穷是源于饥饿吗?为什么穷人认为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穷人的营养问题和健康问题如何解决?
以下内容整理自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两位作者与其他学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随机试验,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封面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信出版集团
穷人:很多东西比食物更重要
“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对于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
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
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
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
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
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这一现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人是怎样逃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
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穷人要常常进行某种特别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
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人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况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农村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花钱。
贫穷一定源于饥饿吗?“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满足,所有额外的食物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满足维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S形曲线和“贫穷陷阱”
这一简单的生理机制产生了今天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上图所展现的情况:穷人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
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曾向我们解释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房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
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民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民决定不削减工资,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
如果年轻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通常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解释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经验,对于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介绍,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够养活三个孩子。
他们的长子尽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另外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济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游泳)。
就在我们跟他谈话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顿。
帕克·索林向我们解释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因素,尽管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人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人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
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这表明,至少对于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700卡路里热量。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健康陷阱:逃出去的梯子存在,但没放对地方
健康确实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工人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儿童可能会因病无法正常上学,孕妇可能会生下不健康的婴儿。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当前的不幸转化成未来的贫穷。
健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会给人带来失望。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从疫苗到蚊帐,都是一些低成本却可以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性措施。
一项针对美国南部(1951年之前一直受疟疾困扰)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抗疟活动的研究表明,与患过疟疾的儿童相比,未患过疟疾的儿童长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类似的研究结果还出现在印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不过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国家而异。
这一结果表明,投资预防疟疾的经济回报可能会非常高。在肯尼亚,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TAMTAM(一起对抗疟疾),该组织在肯尼亚的产前诊所发放免费蚊帐。
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们的组织是否有用,于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她们随机在不同的诊所提供价格不等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则采用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补贴价格。
结果她们发现,人们对于蚊帐的价格十分敏感,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但就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约购买力平价0.75美元)来说,人们对于蚊帐的需求已经接近于零。
迪帕在不同的村镇重复这一实验,但允许人们回家拿钱(而不是当场购买),更多的人以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购买了蚊帐。不过只有在蚊帐的价格接近于零时,人们的需求量才会成倍增长。
我们还讨论过,通过购买蚊帐而降低患上疟疾的危险,可使人们年均增收15%。然而,即使收入增加15%足以买下一床蚊帐,但与其他人相比,收入增加15%的人购买蚊帐的可能性只有5%。
换句话说,分发免费蚊帐远远不能保证下一代睡在蚊帐中,只能使睡在蚊帐中的人数稍有增加,即从47%增加到52%,距消除疟疾还差得很远。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原因:心理学研究目前已可解释一系列的经济现象,表明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时间矛盾”概念)。
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欲望支配:花一点点时间(排队等着给自己的孩子接种)是我们当前需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迫切感的情况下去想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顿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因吃得太饱而放弃马上运动的想法),当前的这种感觉更令人不愉快。
当然,我们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奖品”(糖果、香烟等);但当我们为将来而计划时,那种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倾向于推迟小额度的花费。那么,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们花的,而是由明天的我们花的。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疫苗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