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尼采所言，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都是“作者的私人告白与不情愿而又无意识的回忆录”，这一点完全适用于叔本华的情况，叔本华的众多思想观念与他的私人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叔本华所描绘的阴郁世界图景，人们很容易揣想，叔本华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不幸与苦难。然而，初看起来，叔本华的人生并没有遭遇多少重大灾难，凭借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叔本华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并过上了优裕舒适的生活，他不像一般的哲学学者那样需要严重依赖学院颁发的各种薪金度日，而是可以自由地根据兴趣来从事哲学研究。这个初步的印象很容易让某些人以为，叔本华阴暗的哲学观反映的仅仅是他吹毛求疵、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性格特质。《叔本华传》的作者卡特赖特对叔本华生平的细致考证，则有力地澄清了上述误解，叔本华的人生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幸福美满，他在整个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让他逐渐自视为“无家可归之人”，“这种无家可归的感受，成为他生命及哲学的主旋律”。
“无家可归”的叔本华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叔本华来说，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他的家庭。叔本华出生于但泽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海因利希·弗洛瑞斯·叔本华虽然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商人，但他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并无好感，相反，他对英国公民享受的自由与英国进步的宪法及其政治建制颇为赏识，进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特罗西纳则是一位有着文学志趣的女子，她对艺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与文字功底，更为重要的是，她拥有欢快的性格与迷人的气质，这让她在社交生活中很容易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初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开明家庭，哲学家叔本华轻易就可以获得一种塑造健全自我的通识教育。令人遗憾的是，透过卡特赖特的描述，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画面。
尽管海因利希是一位推崇自由的政治开明人士，尽管叔本华的家族座右铭是“若无自由，则无幸福”，但是，海因利希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了一种容易陷入抑郁焦虑并多少带有“暴力倾向”的“病态天性”，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虽然约翰娜有着强烈的社交兴趣，他却致力于让自己的妻子留在柏蓝吉庄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海因利希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他的衣钵而罔顾叔本华强烈的学术兴趣，当然，海因利希所接受的自由传统让他不至于通过诉诸暴力来迫使叔本华投身商务工作。1803年初，海因利希给自己的儿子提供了一个选择未来职业生涯的机会：或者留在汉堡学习拉丁语，为今后的学者生涯做准备，或者跟随他踏上一场漫游欧洲的消遣之旅，并在旅途结束后承诺准备成为一个商人。年幼的叔本华在父亲的诱使下选择了后者，并在旅行结束后成为汉堡一家商号的职员。叔本华对于商业工作毫无兴趣，这种生活方式让他的身心备受摧残。
正当叔本华为自己迈入这条令人厌恶的生活之路而懊悔不已时，1805年，海因利希的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自杀）又给叔本华的哲学生涯打开了新的契机。约翰娜终于摆脱海因利希的控制，她在丈夫死后迁往魏玛。她在魏玛举办文艺沙龙，并在丰富的社交生活与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新生。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生前独断意志的反感，或许是对同为受害者的儿子的微妙同情，约翰娜写信建议自己的儿子“选择他最终向往的东西”。在母亲的鼓励与支持下，叔本华弃商进入大学。按照常理推测，叔本华应该憎恶自己的父亲，感激自己的母亲，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叔本华在私人笔记中对自己的父亲评价甚高，并不无夸张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他父亲的“高贵灵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自己母亲的大量批评与谩骂。
结合卡特赖特所提供的材料，叔本华对父母的反差鲜明的态度其实并不难理解。叔本华之所以高度评价自己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内心的愧疚，叔本华由于父亲留下来的遗产而获得了各种自由，但他并没有兑现他对父亲许下的职业承诺。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叔本华转而在他的作品中对他父亲做出了并不现实的夸大赞颂。另一方面，叔本华拔高自己父亲的形象，更是为了进一步反衬出自己母亲的“卑劣”本性。
根据卡特赖特细致发掘的历史材料，人们可以发现，尽管约翰娜确实在叔本华选择自己的哲学生涯中提供了帮助，但是，伴随着这些帮助的是约翰娜对叔本华的学术资质的大量质疑。在约翰娜看来，学者生涯劳神费力而又困难重重，而自己的儿子又缺乏成为“学术明星”所必需的圆滑品质。作为母亲，约翰娜虽然也承认自己儿子具备罕有人能超越的敏锐心智，但是，她认为，叔本华的“所有美好品质全都因为过分的聪明而大打折扣”，叔本华自认为比他人技高一筹，然而，在学术圈里资深人士比比皆是，没有学者会乐意以这种方式“得到提高或受到启迪，尤其是不愿意被一个像年轻的叔本华这样的无名小辈所引导”。约翰娜认定，不管叔本华有多么了不起的能力，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固执性格必然让他在学术圈里长期受到孤立。
应当说，约翰娜对叔本华的评判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叔本华桀骜不驯的性格确实与许多论资排辈，从众流俗的学术圈格格不入。但是，叔本华非常反感的恰恰就是他母亲的那种为了融入特定社会共同体，为了获得某些所谓的学术权威的认可而无原则地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观点的庸俗论调，叔本华坚信，“精神上的出类拔萃是至高无上的”，出类拔萃者不应当过于在意其他资质平庸者的看法，“最有价值的东西以及真正的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靠别人如何看待”，“过高地估计他人的看法，乃是人类共有的痼疾”，“对他人的看法操心焦虑，构成了我们的虚荣心、矫揉造作、自我炫耀以及狂妄自大的基础”，与其为了迎合低劣者的趣味而变得庸俗，不如保持自己的本心而坚守孤独。
叔本华进而指责约翰娜的投机态度，他认为，在自己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约翰娜却默默地服从自己丈夫的独断意志，“一位好母亲自然是会为自己孩子的福祉做出努力，即便这会导致她和丈夫之间的冲突与不和”。叔本华多疑而敏感的性格，让他深深地怀疑自己的母亲并不懂自己真正的能力、才华与价值。事实上，叔本华的这种怀疑绝非毫无根据，无论如何，约翰娜是一个极度自恋与自我中心的女人，当海因利希在世时，她在丈夫的独断意志下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锋芒，当丈夫死后，她在获得了经济独立之后就开始过起了符合本性的挥霍生活。尽管她在生活中不断沉浸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无忧无虑的文字创作之中，但她总是提醒叔本华不要沉溺于诗意的幻想，而要不断培养自己的实际能力来抵御生活的严酷。约翰娜从不指望自己的儿子在学术思想上有什么惊人之举，她只希望叔本华能有一个具备可靠收入的固定职位，早日娶妻生子，过上一种循规蹈矩但可以不拖她后腿的平凡生活。
约翰娜的双重标准自然激起了叔本华的恼怒，他指责约翰娜在丈夫死后肆意挥霍遗产，并在文化沙龙中与某些人品和头脑都颇成问题的男人调情。叔本华的指责又进一步引起了约翰娜的高度不安，在她眼里，叔本华就像他的父亲那样想要控制与干预自己现在的自由生活，约翰娜对丈夫独断意志的严重不满如今全部投射到了儿子身上。不难想见，这对母子之间的罅隙在不断增长，而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出版，则让双方长期多少有所压制的矛盾彻底爆发出来。
众所周知，叔本华的这部博士论文在出版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悉数代售的状态，而约翰娜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位比较有人气的魏玛女作家，她的作品销量可观，并拥有一批热心的支持者。约翰娜在没有认真阅读的情况下就嘲讽这本书的名字像在表明它是为药剂师所写的东西，进而还嘲笑了这本书的销售状态。显然，约翰娜对书籍销量的嘲讽击中了叔本华的痛处，他愤怒地反唇相讥道：“即使是连一本她写的书也难找到之时，自己的书仍会有人在读。”由《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这本书引发的白热化冲突长达四个月之久，这段激烈的冲突最终让约翰娜下定决心携带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勒一起逃往耶拿，并与叔本华彻底断绝关系。阿黛勒性格软弱，优柔寡断，尽管她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她哥哥的思想与立场，然而，她担心叔本华的激进观点影响他在学校的前途，担心叔本华不时透露出来的对他人的轻蔑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阿黛勒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被她母亲所控制与支配，她谨慎地与叔本华保持着距离，仅仅在私人书信中对叔本华有所节制地倾诉着她在爱情、疾病与死亡上的诸多相似感受。可以认为，叔本华与他的母亲约翰娜的冲突，让他逐渐疏离于家庭成员的亲情与人伦关系。尽管叔本华的亲人此时并未全部离世，但叔本华还是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
柏拉图、康德与佛陀才是叔本华真正的家人
对于脆弱的心智与贫乏的灵魂来说，成为无家可归之人不啻为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对于叔本华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他虽然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但是，他在内心世界中又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家园。正如诺瓦利斯指出，“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不难理解，兴趣广泛的叔本华会把哲学奉为他的精神家园。在柏拉图与康德的经典论著中，他找到了心意的相通与精神的共鸣。相较于现实生活中那些对他充满误解、歧视、怨恨、隔阂乃至敌意的亲人，柏拉图、康德与佛陀才是叔本华真正的家人。叔本华在研习这些伟大哲人的哲学思想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哲学对于叔本华来说，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用来塑造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事业，一种反思与筹划自己人生的信仰，一种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值得自己“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
康德在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让叔本华产生了一种期望，或许他自己可以在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专业的学者圈内找到一种如家的感觉。然而，叔本华对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与施莱尔马赫等在当时极负盛名的德国哲学家学说的研习，却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愤怒。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连篇累牍地批判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与理论，其中甚至不乏以刻薄恶毒的语言做出“无度而粗俗的谩骂”。正如海德格尔指出，虽然叔本华自以为并不依赖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然而，叔本华的作品实际上深深受益于“当时已经出版的谢林和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卡特赖特也认为，在叔本华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和费希特的思想之间其实存在着诸多关联点。倘若是这样，叔本华为什么还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与抨击这些德国哲学巨擘呢？有一种流俗的意见认为，作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自视甚高的叔本华对那些体制内的学者满怀嫉妒，这种强烈的嫉妒让他十分仇恨所有的“哲学教授”。
无可否认，叔本华确实多少对黑格尔等同时代声名显赫的德国哲学家存在着嫉妒的心理，这也让他对这些哲学家经常做出并不怎么公允的评价。但是，这些并不完全公允的评价也不是毫无根据，它们恰恰鲜明地透露出了叔本华与通常的学者在对待哲学上的根本差异。尼采就相当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像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追求的是理解与超越苦难的生存智慧，而研究哲学的学者追求的则是科学，“科学不论何处都只看见认识问题，在其视野内苦难原本是某种与己无关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它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叔本华的根本关切是那些在面对人世的苦难时可以为人们带来解脱与慰藉的真理，而平庸的学者追求“真理”主要是为了“确认自己与表现自己”，他们的目的是“向权贵、金钱、舆论、教会、政府献媚”。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境界与水平虽然有别于通常的学者，但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学者的庸俗虚荣心。正如王尔德在评价黑格尔的那个致力于消解矛盾的辩证体系时一针见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真理就是假面的真理”。黑格尔缺乏直面人生苦难的真诚，他用科学知识的面具来为他的哲学体系在哲学史上的最高地位与普遍效力进行辩护，但是，这种乐观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哲学观与历史观本身，恰好满足的是他提升自身学术地位的需要。黑格尔通过迎合政治宣传与社会舆论而在德国智识场上收获了大量的追随者，并在这些追随者的喧哗中感受着胜利的陶醉。叔本华非常鄙视这种讨好政治需求与大众舆论的做法，在他看来，在一群乌合之众的喧哗与骚乱中绝对不会孕育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哲学是一条高山中的道路，它只能经由布满尖石和荆棘的陡峭小径到达。它是一条偏僻的道路，而我们爬得越高，它就变得愈加荒凉。无论何人，只要他踏上这条小径，他便必须毫无惧色，但却必须将所有一切都抛诸身后，必须自信满满地在冬日白雪之中走出自己的路来”。
在哲学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意味着要有一种独特的健全风格，叔本华非常认同贺拉斯的箴言：“健康的心智是优良风格的源泉和开端”，叔本华相当厌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学院哲学的晦涩写作风格，他主张，“一个人只要可能就应该像伟大的天才那样思考，而像普通人那样说话”，“言之无物无论在何处都是平庸无奇的标志，而言简意赅则是天才的特征”，“真理，美就美在它的无遮无掩。表达愈加简明，它给人的印象也就愈加深刻”，“正是思想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赋予风格以简洁明了的特性，并使它既简明扼要又寓意深远”。按照叔本华的看法，黑格尔晦涩的行文风格并不是他思想深刻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发现每一位真正伟大的作者都尽可能洗练、明晰、精确而简要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单纯质朴总是被看作真理的标志，而且也是天才的象征。然而，对于伪思想家来说，风格被假定为思想精妙的条件。风格只是思想的轮廓，朦胧暧昧或者拙劣低下的风格意味着理智的贫乏和思想的混乱。”
“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
不难看出，相较于德国学院哲学的晦涩枯燥的文字，叔本华的写作风格更接近于英国哲学的简明晓畅。事实上，就像叔本华所推崇的康德一样，叔本华也对英国哲学持有相当赞赏的态度，他还一度计划要翻译休谟的哲学论著。叔本华对英国哲学的友好开明态度，与他父母的亲英态度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叔本华在英国的历次游历，让他对英国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制度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积极印象。这些来自真实世界，而非导源于书本抽象概念的人生体验构成了叔本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素材。卡特赖特指出，“对于世界之书的阅读，似乎成了叔本华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叔本华相信，“观察与经历对哲学家而言，就如同阅读与研究一样必不可少，真正的哲学家是通过对经历的反思获得了最丰富的思想”，“甚至是进行哲理探究的冲动本身，也必须是源自对世界所感到的惊奇，只有伪哲学家才会基于某个别的什么哲学家曾说过的话而被动地进行哲学活动”。叔本华猛烈地抨击费希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仅仅满足于从哲学书本的概念问题中寻找他们理论的立足点与思想的灵感，却欠缺对现实世界的生存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卡尔·波普尔在批判德国观念论时也赞同叔本华的这个看法，波普尔提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而哲学学派的追随者总是在自己学派的权威文本中淡忘了书本以外的真实世界。不过，波普尔补充道，这一点倾向主要表现在黑格尔的追随者身上，但对于黑格尔这样的学派开创者来说，他们的哲学探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关切。
应当说，波普尔的这个批判性评价要比叔本华相对公允一些。相较于许多仅仅满足于在黑格尔遗留下的理论框架下小修小补的黑格尔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有着更为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对现实的政治有着敏锐的触觉。黑格尔青年时期适逢法国革命，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是启蒙运动所崇尚的自由精神的拥趸者，然而，随着黑格尔在德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中影响的扩大，他的哲学逐步获得了普鲁士政府的关注乃至青睐，黑格尔就开始了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华丽转身，他以德国“官方哲学家”的御用身份，通过自己独有的暧昧晦涩的理论话语来积极为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官僚统治涂脂抹粉。为了迎合社会舆论中的政治狂热，黑格尔不惜在自己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中为激进而狭隘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高唱赞歌。
叔本华非常不屑于这种通过谄媚专制政府舆论导向的方式来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做法，尽管叔本华并非像他父亲那样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崇尚自由的家族传统仍然对叔本华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叔本华深切相信心智自由对于一个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他颇为生动地表示，“鸟之被造是为了翱翔天空，倘若被禁闭在尺余之地，便会在对自由的渴望和哀鸣中慢慢死去，因为槛笼之中是唱不出欢乐颂的”。对于叔本华来说，哲学家不应当让心灵的自由屈从于在狂热政治运动中攫取权力的诱惑，尤其不应当让自身被裹挟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叔本华反对黑格尔对国家的意义与价值的无限拔高，“国家，就其本质而言，纯然是一种公共机构，它存在的目的只是保护其成员免遭外部的侵略，并解决内部的纷争……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些半瓶子醋的伪哲学家们，用浮夸自负的辞藻宣称，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类存在的精华，这是多么地愚蠢和笨拙。这种观点只是腓力斯人庸俗习气的神化崇拜”。叔本华不无嘲讽地断言，“国家的目标就在于制造出一个傻瓜的伊甸园，它与生命的真实目标处于直接的冲突之中。生命的真实目标是，通过对意志可怕本性的了解，来获得关于意志的真实知识”，“所有一无所有的傻瓜，把他所属于的民族当作一个最后的依靠，并为之骄傲；他准备竭尽全力并且乐意去捍卫民族的所有阴暗面，而且以此来弥补他自己的不足”，“无论怎样说，个性都要比民族性重要得多，任何特殊的个人都要比民族重要千百倍；因为如不说到大量的个人，就无法谈到国民性……所谓国民性，不过就是人类的渺小、堕落和卑劣的特性在所有国家里采取的个别形式罢了”。
不难发现，叔本华几乎完全否定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这难免让人们觉得，叔本华以对立于黑格尔的方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叔本华的这个立场并不是为了专门反对黑格尔等德国学院哲学家而刻意形成的。根据卡特赖特的记述，可以看到，叔本华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不良印象，最初或许导源于他母亲的情人格斯滕贝克，这个被叔本华归为“无毛的两足动物”的男人思想浅薄，作风浮夸，他在与约翰娜保持暧昧关系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撩拨着叔本华妹妹阿黛勒的情欲。为了在意欲挑逗的女性面前展示所谓的“男性气概”，格斯滕贝克喜欢附和流行的民族主义的感伤情绪，赞颂德国国家主义者的勇气，乃至丧心病狂地主张入侵法国。叔本华对格斯滕贝克极度厌恶，这种厌恶感很轻易就拓展到格斯滕贝克到处宣扬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上。
不仅如此，叔本华的哲学气质与崇尚集体性价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格格不入，他高扬天才的个性，深深地怀疑由大量平庸者组成的任何群体性运动。叔本华断言，“较低等的动物只具有它所属的类的一般特性，而人是唯一能够声称具有个性特征的生物。然而，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个性特征事实上微乎其微；他们几乎都被归入某些人……他们的特征是平庸、普通和寻常，这种人为数众多。一般说来，你可以预测到他们的言行。他们没有特殊的标志或符号使你能够识别他们，他们就像批量生产的同类产品。”在叔本华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平庸、愚蠢，却没有自知之明，喜欢不负责任地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或事发表着各种无根无底的闲言碎语，可以认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百出、违背常理、张冠李戴、谬种流传的，因此它们毫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相对于各种生活事务，他人的看法极少对我们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而当大多数人聚集起来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时，他们极少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当优等阶层的人为实现某个高尚的或理想的目标而组成社会时，结果几乎总是无数的民众如同害虫般蜂拥而来，而且不论在哪里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烦恼，或者有的根本就是随波逐流；他们不加任何辨识，盲目地对一切事物一哄而上”。
尽管叔本华的哲学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悲观主义，但他对大多数人的本性所抱持的看法确实是悲观的，进而，他也极度质疑由大多数平庸者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给叔本华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在叔本华看来，那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虽然打着自由、公正与平等的美好政治旗号，但他们的实际行动仍然深受那个盲目、嗜血又残暴的生命意志支配，因而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动荡与灾难。尽管叔本华对待群体性社会政治运动的观点不无偏颇，但是，他对“乌合之众”的怀疑和拒斥立场在西方智识世界中绝不是孤立的。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特夫·勒庞也指出，“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尼采则认为，对于社会来说，“全部职业活动的总和，都仅仅是与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适应的”，“为了使与众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级文化的条件”，平庸者在本分地发挥自己的自然本能时有一种平庸的幸福。然而，那些打着“平等”“公正”的旗号鼓吹社会变革的“无赖分子”与“贱民的使徒”打破了大多数人的心理平衡，他们让平庸者对优异者心怀嫉妒与怨恨，教导平庸者在政治上与道德上进行报复，通过压制出类拔萃者的创造性活动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观察了同时代的俄罗斯革命的基础上敏锐地发现，许多革命领袖的品性并不高贵与公正，他们在内心对特权的渴望甚至远胜于他们意欲推翻的权贵，“卑鄙的灵魂在摆脱压迫后便要压迫别人”。20世纪诸多自下而上的狂热政治运动所导致的灾难与浩劫，恰恰印证了这些自由思想家的先见之明。
叔本华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哲学立场没有根本矛盾
与叔本华反对偏狭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立场相一致的是他对非德文化与东方智慧的开明态度。与黑格尔所主张的“德语是哲学的第一语言”这样无限抬高本民族地位的傲慢论调相反，叔本华非常明确地反对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偏见，他指出，“倘若爱国主义试图在知识领域坚持其主张，那么，它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在那些一切人利益都相同的纯属人类问题中，真理、直觉、美感都应具有独立的价值，假如偏爱一个人自身碰巧所属的那个国家，冒充不偏不倚的评判，并借机亵渎真理，贬低别国有才智者，谄媚本国的无能之辈，这是多么无礼，多么不恰当！”正是在这种开明的文化态度下，叔本华将佛教思想转化为自己哲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叔本华哲学的巨大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叔本华以开放的心态对东西方文明精华部分的交融与再创造。
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叔本华与支配当时德国学院的哲学家们在关切问题、书写风格与精神气质等多个层面上都有着不小的分歧。卡特赖特指出，叔本华发现了黑格尔等学院哲学家在构造华丽的理论大厦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真诚直面那些阴暗而又残酷的生存之谜，叔本华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这种类似“皇帝新衣”的真相而付出了在学院中被孤立的代价。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仍然会根据罗素对叔本华声名狼藉的私人生活的批评来指责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不真诚与不可靠：虽然叔本华提倡禁欲，但他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并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风流韵事。尽管叔本华倡导同情伦理学，但他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表现出对动物的仁慈外，很少能够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仁爱。更有甚者，他因为与房门外的女裁缝争吵而将之扔下楼去，造成终生残疾。由此，叔本华不得不承担了二十年的罚款。当她最终死去时，叔本华在账本中冷酷地写道：“老妇死，重负释。”罗素表示，“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叔本华似乎与他反对的黑格尔一样，都仅仅生活于自己建构的华丽理论大厦旁边的鄙陋小屋里。
在这里，罗素对叔本华的理解至少犯了两个关键性的错误：其一，正如尼采已经指出的，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并不是全盘拒斥和否定所有的欲望，叔本华反对一个人陷于世俗享乐与感官享受所造就的恶性循环，但他寂灭意志的目的是为了致力于精神生活的享受与创造。倘若结合福柯所概述的生存美学传统，就能更好地理解叔本华对待诸多生命欲望的全面态度。按照这种生存美学的主张，“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塑造成艺术品”，而构成这件艺术品的素材，就是由这个人的诸多欲望所孕育的种种生命体验。王尔德令人信服地提出，为了让生命的艺术品臻于完善，就不能片面拒斥某种类型的生命体验，而应当借助生活的艺术来转化与升华各种貌似粗劣卑下的欲望体验，“因为，就像我们的肉体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事物，既有平凡不洁的物事，也有经牧师和圣灵净化的物事……灵魂也一样，具有摄取营养的功能，它能够将那些卑下的、粗劣的、堕落的东西转化为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情怀。不止如此，灵魂还能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到最尊贵的格调，也能经常用最为完美的形式来展现那些本意亵渎邪恶的东西”。从这种生存美学的视角出发，就不难看出，叔本华的世俗享乐的生命体验，是他构造其哲学理论的重要素材，而叔本华的哲学沉思所希望做到的是，将这些欲望与体验积极地转化与吸收到他的那个更加完善与理想的自我之中，而不是去彻底压制与否弃这些欲望与体验。
罗素所犯下的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把道德主义的动机视为叔本华哲学的核心。不可否认，同情伦理学是叔本华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叔本华在这个部分重在解释与说明道德在理想状态下是何以可能的，他从来就没有主张道德普遍支配着现实世界。恰恰相反，正如卡特赖特指出的，叔本华的基本主张是，“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至善存在的作品，相反它却是一个恶魔的产物，这个恶魔为了能在目睹生灵们承受身心上的巨大痛苦时幸灾乐祸，而赋予了它们以生命”，而尼采之所以被叔本华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叔本华对于痛苦和邪恶的敏感性，以及他对待这两者所产生的问题的诚实态度”。
按照叔本华的观点，作为自在之物的生命意志本身是盲目的、不知满足的，绝大多数人的资质与能力有限，不太可能借助审美或哲学的方式来摆脱意志的宰制，因而难免在欲望造就的痛苦与无聊的循环中来回摇摆。生命的残酷造就了人性的恶毒，由大多数品性恶劣的平庸者组成的社会并不会为超越人世的痛苦带来希望，却常常压制与诋毁少数优异天才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在叔本华看来，“大自然在肉体与精神方面确立了人与人的广泛差异，社会却根据自身设置的身份和地位的等级，抬高了那些被大自然置于低等地位的人，而降低了极少数在自然中居于高等位置的人。在社会中，只有多数粗鄙者掌握权力”，“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那些无足轻重的人却备受赏识。于是，隐退立刻成为一个人具有高尚品质的证明和结果，并且，还将是那些自身具有某种价值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真正智慧”。即便没有机会和条件隐退，真正有智慧的人也将努力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抱持适度的距离。可以认为，社会中的人们就像“寒冬的刺猬”，他们为了取暖而相互接近，为了防止不被彼此刺伤而又不敢过于靠近对方。
叔本华对人性之恶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坚称，“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年轻，多么没有经验，都可以明白无误地从他人的痛苦中领略到自己的快乐。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的丑恶行径的缘由，即只要条件许可、机会成熟，人人都是想作恶的。曾经有人极为公正地向我指明，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非常善良、仁慈的一面，也有极端邪恶、歹毒的一面；至于他在实际中显现出哪一面，就要视情况而定了”。叔本华对人性的怀疑，让他也不时对普通人抱有相当强烈的怀疑、鄙视乃至敌意，他在私人笔记中坦率地承认，“我曾经自我审视过自己：某一时刻，我对整个人类深深怀有一种真诚的怜悯；另一时刻，我又极为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人类的苦难；偶尔，我还仇视人类，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在受罪。”卡特赖特相当公允地评论道，“正如他那破解存在之谜的人生使命象征着对人类的关爱之举一样……叔本华对人类的爱是抽象的、普遍的，并未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普通人通常被叔本华仅仅视为“徒具人身的两足动物”或是“工厂的批量产品”。叔本华绝对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道德伦理的拥护者，他尊重与推崇具备高超思想与能力的天才与杰出人士，但他对日常生活的平庸者满怀鄙视与厌恶。根据叔本华的这种思想立场来看，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常人的恶劣行径完全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见，尽管叔本华私人生活声名狼藉，但是，这种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哲学立场非但没有根本的矛盾，反倒正是他的思想观点的自然延伸。叔本华的哲学的根本动机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具备普世救赎效力的道德律则，而是为自身探寻解脱生存之苦的道路。尼采对此评论道，不同于那些通过推销自己都不信的学说理论来哗众取宠的作者们，叔本华是一位“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确立法则”的哲学家，他奉行的法则是“不要欺骗任何人，绝对不要欺骗你自己”。尽管叔本华在生活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苦恼，然而，“正是他身上那种不完美的、太人性的东西，吸引我们在最人性的意义上和他靠近，因为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受苦者和难友，而不是一个凛然不可靠近的天才”，叔本华的哲学魅力恰恰在他那不完美的品性与生活方式中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的读者面前。
（本文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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