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读者而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似乎没有他的“四大悲剧”与“四大喜剧”那样广为人知，然而莎翁的历史剧在人物塑造、内涵意蕴等方面并不逊色于他著名的悲剧和喜剧。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中，曾提出过一个极为大胆的观点：莎士比亚通过福斯塔夫爵士（出现于《亨利四世（上）》等剧中）、哈姆雷特、克里奥佩特拉和罗瑟琳（出现于《皆大欢喜》）创造出了我们在今日依然认同和看重的属于人类的个性，换言之，这些角色成为了自莎士比亚以来“人”的内涵的一部分。
在英国，《亨利四世（上）》自1598年首次出版以来就广受欢迎，从再版次数来看，这部剧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是最受欢迎的莎剧之一（引自Emma Smith教授）。笔者认为，《亨利四世（上）》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核心人物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爵士，这两个人物极富深度，并且他们的种种特质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触碰到读者内心的隐秘角落。这篇文章将围绕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爵士展开，希望能向读者展现这两个角色所包含的巨大张力。
《亨利四世（上）》（莎士比亚全集·中文重译本），张顺赴/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哈尔王子：宫廷与底层
《亨利四世（上）》的故事发生于英王亨利·博林布鲁克（1367-1413）的统治期间。博林布鲁克原本是理查国王的堂兄弟，却被理查剥夺了应属他继承的爵位、放逐出英格兰。他打着寻回应得的爵位的旗号重新回到英格兰，得到了若干贵族的支持，最终夺取了王位。
登基（1399）之后的博林布鲁克，有两大心病，一是王位得来的名不正言不顺，曾经出于自身利益支持他的贵族们，对他的政策有所不满，生了反叛之心；二是王位继承人哈尔王子游手好闲，出没于伦敦东市区（Eastcheap）的酒馆之中，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帮强盗为伍，令他颇感失望。在第一幕第一场，博林布鲁克表示，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家的亨利·潘西（因脾气火爆而人称“霍茨波”Hotspur，与哈尔王子一样，大名都叫“亨利”）骁勇善战，颇有勇武的声名，要是能发现霍茨波和哈尔王子在出生之后被人调了包，霍茨波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该多好。之后霍茨波与博林布鲁克产生摩擦，别的贵族煽风点火，霍茨波对博林布鲁克的不满转变成了反叛的决心。
表面上，哈尔王子在剧情开头（第一幕第二场）就颇有政治智慧，自导自演了一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戏码，先是摆出一副放荡不羁的做派，与福斯塔夫等难登大雅之堂的人物在伦敦的底层区域鬼混，而后却在什鲁斯伯里战场上一举击败了骁勇善战的叛军首领霍茨波，为自己赢得了盛誉。实际上，哈尔王子的形象并不仅限于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与福斯塔夫之间的关系亦父亦友，从剧中亦能看到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青年人如何处理生命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如何理解自己要面对的各种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责任的重负，并在重负下成为自己。
BBC2012年翻拍的《空王冠》系列之《亨利四世（上）》剧照，亨利四世（左一）与哈尔王子
哈尔王子串起了剧情发生的两条线索、两组人物：一边是亨利四世的宫廷，亨利四世一方面对理查二世的死有愧疚感，另一方面与霍茨波等贵族之间火药味愈来愈浓；另一边是伦敦的底层，以福斯塔夫为首的强盗们策划抢劫、即兴表演，热闹而富有生气。要想理解哈尔王子，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伦敦底层。根据第一幕第二场哈尔王子的独白，他声称自己很明白跟自己打交道的这帮人既懒惰又轻浮，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将自己比作冲破乌云的太阳，一旦他甩脱散漫的行径，抵补上他从未保证过要兑现的“债务”——身为王子对国家的责任，他将做得比人民所期待的更好，从而稳固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他的悔过自新，在浪荡的过去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突出，并吸引更多的目光。
这却不是故事的全部。福斯塔夫等人并不仅仅是哈尔改过自新的衬托，他们为他的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哈尔作为福斯塔夫的追随者，能学到他身处宫廷、扮演王子的角色未必能学会的东西。剧情前半段，发生在底层的主要情节是福斯塔夫等人去打劫一帮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而哈尔和波因斯则“黄雀在后”，打劫了福斯塔夫，以此来捉弄他，嘲讽他的懦弱，戳穿他被打劫之后编的许多谎话。这段情节引出了哈尔与福斯塔夫的种种机敏对话，身处底层的哈尔似乎完全掌握了福斯塔夫的语言艺术，并将那嬉笑怒骂的艺术运用于针对福斯塔夫；同时也承接了之后两人的即兴表演，为哈尔最终放逐福斯塔夫埋下伏笔。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哈尔和波因斯捉弄了酒店的一个小伙计，哈尔假意与小伙计攀谈，装作有意让他去自己的宅院工作，而波因斯则在另一处不停地喊小伙计的名字，于是小伙计不断地尖声喊着“马上，马上，先生！”，如学舌的鹦鹉一般重复不停。哈尔说：“这家伙会说的话比鹦鹉还少，而居然也是女人所养之子！他的活儿就是跑楼上楼下，他的口才就是算账报账”。感叹完小伙计语言的贫乏、生活的单调，他紧接着说他跟霍茨波·潘西不是一路人。他几句话勾勒出霍茨波的形象：一顿早饭的工夫就杀了六到七打苏格兰人，洗洗手，对他夫人说：“呸，这日子太平静了，我需要干活。”“啊，我亲爱的哈利，”他的妻子说，“你今天杀了多少人啦？”“给我的杂色马喂点水，”他说完再答道，“杀了大概十四个吧。”过一个小时，又说：“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哈尔强调自己与霍茨波不同，也并不想成为另一个霍茨波，后者正如18世纪著名的评论家约翰逊博士所言，认为只要不在打仗杀人就是在浪费时间，不在意得体与礼貌，只有一个粗鲁士兵干巴巴的言语。
对霍茨波的评论紧接着捉弄小伙计的插曲，看似突兀，却很有可能在向读者暗示小伙计与霍茨波的相似之处：小伙计的语言匮乏到不像活生生的人，让人想起只知道战斗与杀人的霍茨波，这二人单一维度的生活令哈尔不屑一顾。他的父亲眼中的霍茨波是种种荣耀战功的主角，哈尔却并不欣赏一个只知道打仗的贵族。在剧中，哈尔演绎的霍茨波虽然经过夸张，却是对霍茨波性格可信的展现：剧中的霍茨波脾气急躁易怒，夸大了亨利国王对他的敌意，只想着通过战争获得荣耀，对战争带来的流血牺牲、生灵涂炭置之不顾，既嗜血又无谋略。
我们可以想象，哈尔即使远离福斯塔夫，成为国王，也不可能成为霍茨波那样只有战斗、荣誉的单一维度的人，也不会成为他父亲的翻版。他的一面是有谋略的政治家，另一面是福斯塔夫式的智者，能看到盛行价值体系的荒谬。或许正是在底层生活的经历，使得哈尔王子不受贵族视角及其价值体系的局限，而能看到上层人物以及他们所推崇的战功荣耀的荒诞性。也有可能哈尔王子选择追随福斯塔夫正是因为他感受到上层世界的单调与荒诞。福斯塔夫以及他所代表的底层世界，有着勃勃生机、灵活现实的智慧，与敢于反对普遍价值观的思想自由，这或许是底层世界对哈尔的吸引力所在。
福斯塔夫：颠覆普遍价值的力量
来自底层世界的生机与智慧在福斯塔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BBC《亨利四世（上）》剧照，哈尔王子与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的形象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他以盗贼为业，却与王子交接；时常表现得懦弱胆小，却因为极度精明而让人不知他是真胆小还是早有盘算；他行事全为自己考虑，却又自私得坦坦荡荡，无半点虚伪之处。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肥胖和懦弱，而这两点都引来评论家各种不同的解读。莎翁的成功之处，或许就在于他塑造的人物抗拒简单化、类型化的概括，而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
说福斯塔夫属于底层或许也不那么恰当，他的归属有一定模糊性：他毕竟受封“爵士”，虽然一直穷到连酒钱都付不起，还以抢劫为业。他不属于上层，却又不是要缴纳租税的生产者，社会身份的模糊使得他可以置种种社会规范于不顾。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哈尔生活中的其他人物，比如霍茨波和他的父亲亨利国王不属于一个世界。而这部历史剧的一大艺术魅力，就是在历史人物生活的世界之外，还开辟出了一个本质上不为历史进程所左右的世界（与宫廷相比，姑且可以称作是底层世界），创造出了不死的福斯塔夫，在读者眼里，他常常比剧中其他人物更真实，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观众心里都知道，哈尔王子最终成为了一代帝王，他的改过自新必然包括与福斯塔夫断绝关系，但福斯塔夫的喜剧色彩与睿智的洞察力却使得他成为剧情的一大看点，也使得掌权之后再也不见福斯塔夫的哈尔王子显得冷酷无情。《亨利四世（下）》中，登基后的哈尔王子否认自己认识福斯塔夫，并且禁止福斯塔夫来到与他的宫廷距离十英里之内的地方；在《亨利五世》中，福斯塔夫死于汗热病（或者是死于对哈尔的背叛的伤心），见证他的死的酒馆老板娘说，福斯塔夫去了亚瑟王的怀抱。哈罗德·布鲁姆将福斯塔夫与哈尔的关系类比为苏格拉底与其学生，当我们想起福斯塔夫永恒的智慧、语言的艺术、对待哈尔真诚的感情，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哈罗德·布鲁姆《莎士比亚：人的发明》
福斯塔夫时时挑战着对他进行道德判断的人。他是极现实的人，且思想不受任何主流价值观所拘束，因而时时有惊人的言行和洞穿世事的惊人之语。若为情势所迫，福斯塔夫也能去征兵，带领一班人马上战场。福斯塔夫受命征兵，合适的兵源若是掏得出钱，就纷纷贿赂他以求免除被征。于是福斯塔夫收了贿赂，拉起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参军者都是穷困潦倒的人。福斯塔夫就把这帮人带上了战场，领着他们去战火最猛烈的地方，于是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成了炮灰。根据牛津版的注释，因此他可以得到一笔给战死士兵的补偿款。在战役开始之前，哈尔和另一个贵族嫌他的士兵们显得太落魄不堪，福斯塔夫就说，这些人送去当炮灰、填一座乱坟已经足够好了，“人呐，终有一死”。这一段最挑战笔者对福斯塔夫的观感，他送士兵去填战壕，自私又无情。但笔者也不得不同意布鲁姆所说的，剧里找不出比福斯塔夫更有道德的人。哈尔战胜霍茨波，为的是夺走霍茨波身上所披的荣誉。况且本质上，这场战争发生于一个曾经是反贼的国王，和他统治之下的反贼之间，核心是两方的利益冲突。福斯塔夫带领观众看到了上层“成王败寇”的概括之外，普通人的悲哀。
在什鲁斯伯里战场上，当福斯塔夫所带领的士兵大多成为了炮灰之后，哈尔对他说，许多贵族都死于敌手，他们的死尚未被复仇，为什么他却干站在那里。哈尔让福斯塔夫把剑借给他，福斯塔夫让他去拿自己的枪。于是哈尔取枪，却取出来一瓶萨克酒。哈尔说：“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他把酒瓶扔给福斯塔夫，继续打仗去了。福斯塔夫说，他可不要战死的华特爵士得到的那种荣誉，“给我生命，这我可以好好珍惜。若是丢了性命，荣誉不请自来，也是个结局。”“给我生命”可以成为福斯塔夫角色的一个注脚，他自始至终把个体生命置于其他价值之上。战斗开始前，福斯塔夫曾发问什么是荣誉的本质：荣誉能激励人勇往直前，但若身死于战场，荣誉却不能挽回生命。得到荣誉的死人感知不到荣誉，诽谤又会使得荣誉与生者不能共存。
“荣誉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词儿。‘荣誉’一词是什么？空气。算计得真妙！谁得到荣誉？礼拜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吗？没有。他听到荣誉吗？没有。那么荣誉是不可感知的？对，对于死人是不可感知的。可是荣誉会与生者共存吗？不。为什么？诽谤与荣誉势不两立。所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饰有纹章的铭牌罢了：就这样我的教理问答完了。”（第五幕第一场）
福斯塔夫用爱惜生命的逻辑颠覆了当时的贵族习以为常的荣誉价值观，令人想起垂钓于濮水的庄子所作的“曳尾于涂”之喻。楚王派人请庄子出山管理国事，庄子说，楚地有神龟，死了三千年，骸骨被楚王珍藏在庙堂之上，这龟是愿意死后留下骸骨、为人所珍视，还是活着、在污泥中摇着尾巴呢？楚王派来的人说，宁可活着，在污泥之中。于是庄子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在战乱频仍的乱世，庄子和福斯塔夫都看到生命最本质的追求不是荣誉和地位，而是活着。因此他们能超脱这世上对地位、强权的普遍追求。那些哈尔和其他贵族严肃对待的事物，对福斯塔夫而言是可以拿来开开玩笑的。
牛津大学的Emma Smith教授将福斯塔夫的肥胖形象与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所提出的中世纪文化中的 “怪诞身体”（The Grotesque Body）联系起来，这类形象往往纵情吃喝，注重身体欲望的满足，享受自我生命，挑战着正统文化对“得体”的要求，也挑战头脑、灵魂支配身体的预设，在节日和庆典的狂欢文化中常用于表现对注重精神与灵魂的正统文化的颠覆。在一年中属于狂欢的节日里，此类形象所代表的颠覆正统文化的力量能够得到短暂的释放。这样看来，福斯塔夫形象的出现和广受欢迎并不是偶然的，他属于中世纪文化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在民间的节日和表演里不曾缺席。对普通读者而言，阅读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最大的乐趣或许就是听他们开各种玩笑；渐渐地，或许会发现福斯塔夫的玩笑话逐渐带上了哲学意味，福斯塔夫的白发和胖身材看着竟有些像哲人了；若有心的话，甚至能在福斯塔夫的形象里触摸到历史的一股暗流——颠覆正统价值的、来自民间文化的力量。
参考资料
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IV Part I, edited by David Bevington, Oxford UP, 1987
牛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Emma Smith的“Approaching Shakespeare”系列Podcast
本文的莎士比亚原文引自《亨利四世（上）》（莎士比亚全集·中文重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版，张顺赴/译，几处翻译稍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