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来到广州，那时这座城市正遍地盛开醒目的紫荆花，虽然廖恩焘当年生活的景象不复存在，但是广州却固守了它的传统和那熙熙攘攘的街市商贸。现代化的速度让它的行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要穿过五车道的大马路，而遍布大街小巷的摊贩们仍然在兜售着禽鸟、丝绸、水果和药材，以及活蝎、干海马、鹿角、沉香、草本、红茶和绿茶等等。在我曾外祖父的年代，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人力车，市场可以听到公寓宅邸的庭院传出悠扬的琴声。这些宅邸拥有亭台楼阁和小池塘，它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显得格外清净。
很久以前，无意间得到一本旧杂志，似乎叫“人间”，上面有陈香梅写的回忆录，当时看得似懂非懂，但记住了两个细节，一是她父母是外交官，在家里讲外文，预防小孩子听不该听的，语言说得便越来越偏越来越难；二是她的外公写粤语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粤语的怪字。陈香梅的外公，就是晚清民国不少词人唱和过的廖凤舒（恩焘），廖仲恺的胞兄，他的第二个女儿香词就是陈香梅的母亲，第九个女儿廖承荔便是钱念民的祖母。
《廖恩焘词笺注》（卜永坚、钱念民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厚厚的两大册今年3月还没读完。4月初忽然看到消息，陈香梅3月30日在美国去世，终年九十三岁。
4月
游记作家简·莫里斯2009年为这本出版于1963年的游记所写的导读里有这么一句：
这是一部颇具时代感的作品，而邦德的世界就取材于本书所处的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时代感就是1959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策划：“他们想出一个点子：我应该环游世界上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然后写几篇优美的随笔。”策划的由头，当然是因为弗莱明是詹姆斯·邦德（007）的作者。他写了十三个城市，都刊发在1959-1960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第一篇就是香港，尽管他生花妙笔一顿乱夸，还是掩饰不住坦率得刻薄的眼光。香港的生力啤酒在他看来味道一般。在澳门，他去见了头面人物之一的罗保博士。借助他的脚步，我们也看到了战后的德国重建（柏林），欧洲的面貌（联合国机构所在的日内瓦，在维也纳还去看了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铁幕”），“最没意思”的纽约。弗莱明对赌场、黑帮的兴趣，对国家官僚主义的厌烦在在可见。这些为大众传媒写的文章，每篇都附有该城市的旅行攻略，今天看来，这些“颇具时代感”的东西自然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但何以弗莱明在这种即兴游的经历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一个城市的特点和精神，甚至预言般地写出了它的时代面目？他在字里行间的讥讽，大概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也是因为这本书，让人觉得007的作者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作家。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十分酷，让人觉得“这确实是007的作者的书”。
多年前我编娱乐评论，接到过传说中的胡一刀的影评，文章大意是说某位老是架着一副墨镜的导演为装×犯。读了心中大骇，既为其“尺度”，也为那很不像影评的文章。这是我编胡氏文章的第一篇，后来看多了，觉得他的本事在于旁征博引，多方论证，不是简单直露的文体。
所以，读胡文辉这本谈金庸小说的集子，对他自承“读金庸的时候，也没有将之当做研究文本来读，只是过后偶有触发或联想，才陆续写成文章……并无一贯的章法可言，往往也不是专门讨论金庸的，只是部分内容牵涉金庸罢了”，实在令人会心。胡文辉撰文、结集，都能体现个人治学的旨趣；以胡一刀的笔名，来撰“拜金集”这样的书名，那是再机智再恰当没有了。记得就在当年刊发他的“影评”前后，偶然跟他谈起我正在搜集大陆盗印的金庸和香港正版的金庸，他说，如果能收集到最早的报纸版更好。这一句话也可以见出他做研究写文章的兴趣和方法，可惜我当年对此毫无领会。
读墨西哥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的少作，不由得想起近年来颇热门的另一位女作家的《几乎没有记忆》。都是女性作家，文体乍一看都是片段式，但前者令人想到这是一位作家学徒时期的作品，有强烈的少作的气息，也有文学作品的习气，而后者则是一种新型书写，读后者的断章，经常会想起我们刻下面临的网络书写，它是一个缩写，它的精神气质是“我们时代的写作”。
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抱残守缺没什么不好，关键是要纯粹地抱残守缺（大意）。这一点我在买书、读书二事上体会尤深。
5月
此书与赵珩先生的《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2017年8月版）性质类似，都是关于学界师友的回忆，其中追述的前辈标格，堪称绝响，至少从交往的通讯载体上、从人物的时代特点上是这样的。最近读另一本与白谦慎先生有关的书：《万里飞鸿：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1月版），他和华人德远隔重洋、利用信件来往探讨学问，特别是围绕“沧浪书社”的信件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热情和愿力。这大概与能遇上许多值得铭记的前辈是有某种关联的。
前几天读到一则掌故，喜欢收集名人书法的黄裳先生为什么没有冒鹤亭的字，据说笺纸是送去了，但是冒鹤亭说，我不能为骂我儿子的人写字。结果自然没写（大意）。这条掌故颇可看出这位名士的某些特点。这本年谱内容扎实，资料详细（作为E考据时代之前的著作，有不少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冒氏与广东的渊源关系，从其祖上服官粤东，到与岭南诗人交游酬唱，材料十分详尽。读完之后顺藤摸瓜收集了冒鹤亭相关的几本书：《冒鹤亭词曲论文集》《水绘集：冒鹤亭晚年诗稿》《夏敬观年谱》《黄梅花屋诗》。
6月
老实说，刚开始读时会很反感访问者的一些业余、自以为是的提问，但渐渐地会觉得（随着王季迁耐心的解释、比喻），正是因为这种业余的提问方式，不断地引出了王季迁一肚子的学问和经验。在对人物的看法，对作品的风格与真伪的判别上，王季迁的方法又会引起访问者的质疑和追问，这也是经验派与学院派的分歧。王季迁的意见固然需要一定的书画常识，而读者对它的消化，也像王季迁的长期经验积累一样，需要时间去学习、体会、咂摸。我的感受是，王季迁的回答往往有“迎刃而解”的效果，他会让你切身地回到问题所在的作品/图画上去，感受他的结论，而不是靠着理论的降临。这本书尽管只是访谈体，但王季迁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经验之谈，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一本著作，他不愧是书画大家和收藏大家吴湖帆的弟子。
这部小说译本之多，足以说明它的名著身份。特意找了冯涛的这个译本看（冲着插图找了好久，后来才知道只有某个书店的实体店有），想不到跟多年前硬啃的《月亮和六便士》（好像是傅惟慈先生的译本）有了非常不同的阅读体验。一方面觉得毛姆对主人翁未免刻画过甚，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真是写出了人生中“逃离者”的面目与况味。中年人的哀歌？这样的逃离者随处都能看到；我们是否能选择月亮，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理解生活中的离奇之事。
十多年来，陈志勇是我一直追看的绘本作者。他的绘本往往令人想起生命中的无助时刻，特别是童年时代的恐惧与噩梦，在他的笔触上，可以体会到那种灰色的东西。作为绘本，一点也不甜，更不甜俗，他对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残忍都有真实的披露——让读者感到那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生命中那些忘不了的痛心的时刻。
7月
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但是行文颇有不合论文规范的地方，读起来比较有意思——我以为，作者的才气也正在于此。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我读过好几次（目前还在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新出的三本），对这位中年就开始隐居的文人非常好奇，特别是他们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日记中有非常详尽的日常生活记载，万木春的研究非常扎实，他对李日华生活大事的归纳和排比，都有创见。特别是以图示的形式来说明（一）李日华的活动区域（二）李日华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谓一目了然（遗憾是印刷十分模糊）。
书中我最为佩服的一处，是考证李日华与董其昌有无见面一事，通过多方论证，结论是两人虽然互相知道，并且拥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他们没有正式的交往，推翻了两个人共同的朋友项圣谟策划、张琦绘制的《尚友图》，在这张图中，项圣谟让自己的几位知己董其昌、李日华、陈继儒、鲁得之、释秋潭和自己安排在了一个画面上。今人对两个同时代、名声又同样大的人，往往有一厢情愿的看法，好像两个人没有交集就是没有天理，所以生产出不少附会的故事。这条考证的价值，实在并不仅仅在此书之中。
9月
对许多文学爱好者而言，特立尼达不是个陌生的地名。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就生长于此，他的成名作《米格尔大街》就是以故乡特立尼达的人物为原型。1950年奈保尔18岁离开特立尼达前往英国，作为印度裔作家，他的不少作品都有故乡的影子。今年8月11日，奈保尔在伦敦去世。
以前读奈保尔的书，以为这个加勒比海上的英属岛国是印度人的天下，最近读画家叶浅予的回忆录方知，1946年“千里达（即特立尼达，全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口三分之一是印度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欧洲人、西班牙人和混血人”。1946年叶浅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离美之前，转赴南美洲特立尼达岛探亲，在特立尼达举办画展。”（见书后《叶浅予年表》），他的妻子、舞蹈家戴爱莲是土生土长的特立尼达人，戴家三代都是土生，祖籍广东鹤山。叶浅予作了一番考证，戴家并不姓戴：戴爱莲的祖父叫阿戴，“可能是‘阿大’的谐音”，因为他常自称姓吴，后人遂以戴为姓。叶浅予在特立尼达的六个星期里，通过走亲戚的形式，对岛上华侨群体有了粗浅的了解。戴家、刘家、陈家有姻亲关系，戴爱莲的一个姨妈嫁给了陈友仁的一个兄弟。陈友仁曾任民国初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
叶浅予认识一位叫黎任夫的华侨，是经商的读书人，刻了一枚图章“千里达一月”送给叶：“难得在此遥远的海外，遇到这位离祖国三十年，始终带着名士气的人物。”再想想奈保尔那位心系文学，却终生只能做地方小报记者的父亲，可见特立尼达真是一个颇神奇的国度，而非仅仅是文学家奈保尔、舞蹈家戴爱莲、外交家陈友仁三名人的故乡也。
这本书是读了《上海书评》所刊《叶浅予回忆录〈细叙沧桑记流年〉出版始末》一文后买到的旧书，上有雁翎赠书、藏者张聚贤二人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