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影史，没有哪位导演像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那么频繁地被镜头追逐，成为纪录片的主人公。这与他本人的多面性以及他作品的复杂性不无关系。虽然伯格曼生前并不喜欢让镜头朝向自己，除非是面对关系特别亲密的友人，不过，在他往生以后，显然不得不接受如此宿命。
关于自己的人生和电影，伯格曼生前留下过不少文字，最著名的当属自传《魔灯》。但文字总是充斥着各种粉饰、添油加醋、有意或无心的曲解，何况还是出自当事人之手的。而伯格曼在他晚年接受芬兰著名电影学家约翰·唐纳（Jörn Donner）的采访中也坦白：“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撒谎者。我会随意地毫不克制地说谎。”相比之下，由第三方视角拍摄的纪录片则多少要客观一点。于是，它们成了走近伯格曼和他的作品的捷径。
作为对伯格曼百年诞辰的纪念，今年戛纳电影节上就有两部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举行了全球首映，恰巧都出自女导演之手，而且她们的人生都与伯格曼有种种关联。
率先登场的是《伯格曼：生命中的一年》（Bergman — A Year in a Life），巧妙地选择以1957年——伯格曼最多产的一年——为焦点，辐射他的整个人生，展现他作为导演、情人、父亲的多重身份。这一年，39岁的伯格曼过得无比繁忙：《第七封印》、《野草莓》两部代表作先后上映，还拍了电视电影《生命的门槛》，又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搬上舞台；与此同时，他和包括他的第三任妻子Gun Grut、演员毕比·安德森以及他日后的第五任妻子英格丽·冯·罗森在内的四位女性保持关系；还因为胃部疾病发作不得不在医院呆了一段时间。
伯格曼在《野草莓》拍摄现场
《生命中的一年》的导演简·马格努森（Jane Magnusson）是伯格曼的老乡，此前已参与执导过关于伯格曼的另一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Trespassing Bergman）。相比前作，这部新作要更私人化，马格努森开篇就将自己对伯格曼感兴趣的原因娓娓道来：原来她在少女时代曾与家人到法罗岛度假，曾因一时顽皮，致电伯格曼，问能不能去他家里游泳。酷爱安静的伯格曼一口就拒绝了，却因此在马格努森心中种下对于孤僻的大导演的好奇。
就内容来看，《生命中的一年》可以说是伯格曼纪录片里最注重趣味性的一部，细数了他的种种八卦及秘辛，但涉及作品的内容不多，适合本已对伯格曼了如指掌的“脑残粉”增长见闻。影片既借着他在片场留下的点滴影像材料和部分当事人回忆，点出他的种种怪癖，比如因为胃部有疾患，他在片场一定要准备着一种名叫“Marie”的饼干，但他绝不允许其他人分走一块，即便他有满满一包；也热衷表现他暴君的一面，比如动不动就在片场大发雷霆，尤其是在剧院排演莫里哀的《恨世者》时，把演员Thorsten Flinck打压得信心全无，几乎爆发抑郁症，不啻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居高临下的精神迫害。
至于他在拍摄之外的私生活，这部纪录片反倒没什么新料，毕竟这块在他生前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比如他跟前三任妻子生了六个孩子，却记不得孩子的生日，甚至孩子的年龄。比较有趣的是，影片提到了他在青少年时期对女孩毫无吸引力以及因此而来的自卑感，并强调了他在16岁时第一次性经验的对象是一个主动但并不美丽的女孩。这似乎在为日后他的女性关系提供心理学上的注脚。
纵观全片，导演马格努森着力把1957年塑造成伯格曼整个人生的转折点，比如他因为胃溃疡住院，因此获得灵感写了《假面》的剧本，继而遇到他生命中重要的情人和缪斯丽芙·乌曼，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其实与1957年的关联并不是那么密切，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伯格曼一生的影片。
相比《生命中的一年》，另一部在戛纳上映的伯格曼纪录片《寻找英格玛·伯格曼》（Searching for Ingmar Bergman）获得更多的重视。这从影片的放映地点从座位较少的布努埃尔厅移师规模更大的六十周年纪念厅就可见一斑。
影片的导演、德国人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的名气也要大得多，曾执导过《德国姊妹》、《克里斯塔‧克拉格斯的第二次觉醒》、《汉娜·阿伦特》等影片。而她跟伯格曼的交集也比打了一通恶作剧电话的马格努森更紧密：早在1977年，伯格曼因为逃税丑闻而客居慕尼黑时，两人就见过面；1981年，当《德国姊妹》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时，为她颁奖的正是伯格曼的缪斯丽芙·乌曼；1990年，两人又一同担任欧洲电影奖的评委，当时伯格曼还表示自己很喜欢她的《德国姊妹》。
与《生命中的一年》大爆伯格曼的私生活不同，《寻找英格玛·伯格曼》没有什么具体的主题，就像是一场重访导演人生轨迹的旅行。特洛塔从伯格曼出生、成长的斯德哥尔摩街区出发，到他年轻时工作过的剧院，直至抵达他人生最后的归宿——法罗岛，并穿插着包括丽芙·乌曼、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卡洛斯·绍拉、奥利维耶·阿萨亚斯、鲁本·奥斯特伦德等人的访谈，反映他跟演员的关系以及他在往日今时的影响力。
其中着墨最多的有两方面，其一是伯格曼在工作现场被瑞典税务官员带走，这件事对他造成的巨大影响。我们过去只知道他因为这件事精神崩溃，远走德国和美国，但这次通过他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讲述，才知道对于伯格曼来说，逃税疑云带给他人生中最沉痛的羞辱，他当时甚至一度想到以自杀逃避一切。
其二是通过伯格曼的小儿子丹尼尔·伯格曼（与第四任妻子、钢琴家凯比·拉雷特所生）的讲述，伯格曼与他的孩子的关系进一步为外界所知。五次婚姻以及婚外的恋情，为伯格曼带来了9个孩子。奇怪的是，如同他的妻子和情人总是能和平共处，在跟他分手后也从不恶言相向，他的孩子们对他未能履行父亲的职责也没有太多的苛责，还会在他满十的生日时聚在一起开生日派对。
虽然孩子们都宽宏大量，但伯格曼仍旧在他晚年时思考起“父亲”的这一身份来。在他的遗作《萨拉邦德》里有句台词：“你根本就不能被称为一个坏父亲，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父亲！”这可以看作是他自身的反省。甚至在他跟丹尼尔因为电影《星期天的孩子》的拍摄产生矛盾时，向来在创作上毫不让步的他，也第一次在作品和孩子之间，选择了后者。
除了《伯格曼：生命中的一年》和《寻找英格玛·伯格曼》外，其他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包括《伯格曼论电影和生活》（Ingmar Bergman: Om liv och arbete）——他在80岁时与芬兰著名电影学家约翰·唐纳所做的长篇访谈；《完全伯格曼》（Ingmar Bergman Complete）——分为“伯格曼与电影”、“伯格曼与戏剧”、“伯格曼与法罗岛”三部分，是他对自己人生和作品的夫子自道，也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最详实的纪录；《丽芙与英格玛》（Liv & Ingmar）——由丽芙·乌曼亲自讲述她伯格曼从相识到相恋、从恋人变友人的整个过程以及两人对彼此的意义所在；《打扰伯格曼》——李安、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迈克尔·哈内克、拉斯·冯·特里尔、张艺谋等人讲述伯格曼带来的影响——等长短不一、不下十部作品。它们互为印证，互相交织。看完这些纪录片，或许正可拼贴出一幅伯格曼的真实肖像，也能更深入地理解他的那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