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诞辰145周年，同时，也是他逝世95周年。常常被冠之以“国学大师”之名的王国维，既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学术的奠基者，融汇中西、学贯古今。12月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汲古论坛”在王国维诞辰之日举办学术工作坊——“千秋壮观：王国维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聚焦王国维的成就与思想，展开专题讨论，以纪念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术大师。
本次论坛邀请了三位青年学者分享他们关于王国维的新研究。以下内容整理自学者发言与对谈内容。
“二重证据法”与王国维的史学实践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发明，是其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的，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既要重视文献记载，也要重视考古证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的研究即围绕王国维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展开，他指出“二重证据法”历来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多受批评。而要理解这一研究方法，应该回归文本，并体察王国维的史学实践。
首先，孙闻博指出，在“二重证据法”之前，王国维还有“二重证明法”一说。
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这句话载录于《明堂庙寝通考》，后来收入《观堂集林》初刻本时，删去了相关文字。）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比较、审读前后两则表述，孙闻博谈了三点看法。首先他指出，后来学界反复称引的第二则表述（即“二重证据法”），有其具体语境，是针对“疑古”而发。“疑古派”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要求破除“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古书、古史。对此，王国维指出，新材料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由此，“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试图扳正“疑古之过”。其次，王国维这一番颇为绕脑筋的表述，孙闻博也做了解读，认为“这是王氏所言意在强调方法运用之最要者，在于扩充史料，应尽力发掘和增加材料的可利用范围”。第三，孙闻博引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指出王国维所论“虽似偏重文字材料，但与考古学仍然关系密切”，王国维对简牍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注意尽可能利用相关考古学信息，即是证明。
“在1925年，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发轫。作为中国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是1926年进行的。至于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则已是王国维所不及见。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国维讲义提到的‘地下之材料’仅有甲骨文、金文，但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
最后，对于今日之学者如何继承前辈之成果，具体而言，如何处理“二重证据”，孙闻博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史学研究中传世、出土材料的结合要非常谨慎，不是简单的彼此相证、混一而用，而是在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始终存在“二重”的层次与界限把握，注意研究分寸，合理推导，适度解释。然而落到实处，“二重”证据用得好不好，还要看对证据的掌握、体会程度如何，所以，功夫还在方法之外。
“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的研究，关注的是王国维的“文学革命先驱者”这一形象的建立。
王国维早年写下了大量文学论著，但并未受到重视。而后已远离文坛的王国维，却成了新文学家备受推崇的“先驱”，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李浴洋指出，这一切要从“整理国故”运动说起。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指标人物——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都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凸显了对于王国维的推崇。而且，他们对王国维的推崇是与对于理想的学术范式的理解相联系的，带有学术判断色彩，而不只是出于个人情绪的抒发。李浴洋特别指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都曾心仪章太炎的学问，但在“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前后，都无一例外地舍章取王了。
胡适
胡适1917年回国，之后其对话的对象主要是章太炎，直到1922年正式谈论王国维，他已对王国维已十分推崇，连章太炎都被拉来做比较。“在此时的胡适看来，章太炎的学术已经‘半僵’，其在学术史上也‘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王国维，他非但‘最有希望’，而且‘还在努力的时代’，代表了未来国学研究的方向。”说此话时，胡王上未曾谋面。次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而后直至1927年王国维去世，二人都保持着学术往来。然而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梳理过胡、王二人的学术交往之后发现，胡适对王国维的肯定在于其文学研究，这是王国维已放在多年的课题，而对于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胡适却反应茫然。而就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来说，胡适给予其高度评价，也是同辈学者中较晚的。
顾颉刚对于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有系统了解，并自述“我那时引以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至于王国维的学术，顾颉刚说“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王国维的“新”一种“方法上，思想上”的“新”，是“建设”而非“破坏”意义上的“新”——既将之与重在“破坏伪的古史”的崔适、康有为等区分，又与罗振玉“材料上”的“新”相区别。李浴洋说，顾颉刚这番评价，一方面凸显了胡适等新派学人对王国维推崇之共识，另一方面也有顾颉刚的自我投射。至于傅斯年，他不仅肯定王国维的文学论著，也推崇其史学研究，认为王的研究让古史材料“登时变活”了。
“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都是“新文化运动”之组成，既然王国维在“整理国故”中受到一致推崇，其与“文学革命”的联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李浴洋指出，在整个“新思潮”的框架中，“新国学”（“整理国故”）由“新文学”（“文学革命”）联动发端。如何论述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的转向，是胡适在开展“整理国故”运动面对的一个挑战，而文学史研究即是从文学通向国学的法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著作是他由“文学”转向“史学”的津梁，这恰好为胡适从“文学”到“国学”的思路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援。不仅是《宋元戏曲研究》，还有王国维之前的《红楼梦评论》，以及现在知名度颇高的《人间词话》都在这时候被“发现”，并实现了命运的翻转，而这都与文学研究会有关。
至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这一形象，李浴洋说，这最早见于吴文祺在1927年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吴文祺很早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的这篇文章实际写作于1924年，与1923年郑振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有关。这篇文章最早对王国维的文学史地位进行了勾勒。在行文中，吴文祺很注意勾连王国维的具体论述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最后，他还通过一连串的对举，展示了王国维的文学论述与胡适等“近来的新文学家”的主张何等一致，“我称他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似乎不是过分的夸大的尊号吧！”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由此被建构起来。
王国维
此文之后，又有浦江清等人撰文对王国维的文学研究进行讨论和阐发。吴文祺更是在1936、1940年两度撰文再评王国维，使得王国维作为“文学革命先驱者”的结论从一种时代创见转而成为历史共识。
观堂与选堂——学术的继承与发扬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陈民镇在此次工作坊上分享了他有关王国维和饶宗颐的比较研究。陈民镇首先引了日本汉学家池田温的看法：“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先生，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指出二者确有可比较之处。
总的说来，饶宗颐很早便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受其影响颇深。在治学领域上，王、饶两位先生都以广博著称，涉猎国学诸多领域，多有交集，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史学、文学。比如，王国维有“二重证据法”，饶宗颐有“三重证据法”；王国维有《人间词话》，饶宗颐有《〈人间词话〉评议》；王国维有《词录》，饶宗颐有《词集考》《全明词》；王国维有《宋元戏曲考》，饶宗颐有《潮剧溯源》《〈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又有学人将饶宗颐与“甲骨四堂”（罗学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相并列，称为“五堂”。陈民镇说，从古史观与方法论上，饶宗颐多继承“罗王之学”，但饶宗颐对王国维有追慕，也有批判。以《饶宗颐学述》中相关文字举例：
饶宗颐说，“观堂学问的巅峰时期还是在上海时，到清华讲《古史新证》时已不大有新东西出来了。张尔田说，观堂学问境界还只是比量，没有现量。这话我信。现量是很高级的境界，是有识再加上有亲证的悟。亲证了，就说不出，也不必说出。近人惟马一浮先生有点现量的境界”（第7页）。又说自己最佩服沈曾植先生，是通过王国维了解到沈曾植的。“王国维的学问有两样是从沈曾植那里来的，一是文字训诂，一是蒙古史。”（第85页）“‘尊王’最厉害的是王国维，很可惜他讲乙庵先生（沈曾植，号乙庵）的考据部分，义理部分没有学到手，这很可惜。王国维如果懂得佛学，他就不会死，他就不会那么介执，沾沾于‘南书房行走’这样一层同清室的关系。他实际上是殉清，但是皇室那些人不死，他却死了。他一生可佩，但结局却是一个悲剧，才51岁就死了。他不懂得佛学，不懂生死的问题，境界还差了那么一点，这点我对王先生不大佩服。”（第110页）
饶宗颐
饶宗颐对王国维的学问继承与发扬的部分，以古史研究来说，他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古史五重证”即是一例。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把考古材料分为两部分——一般的考古材料和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李学勤对此有阐说，“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文献、考古与古文字各成专门之学，彼此犄角，互相贯通，必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讨拓辟一新局面”。后来，饶宗颐又将民族学资料、异邦古史资料列为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三重证据”）并提，提出“古史五重证”。陈民镇总结说，不同时代下，观堂导夫先路，选堂则是下一阶段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地看待王国维
在对谈环节，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张鸿鸣结合古典文献专业和版本研究实例，提出王国维一生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校勘古书，今天关注王国维学术研究中“新”的部分的同时，也应给予王国维学术中“旧”的、传统的部分足够的重视。王国维校书重要的一个动因是给蒋氏密韵楼编纂《传书堂善本书志》，以此为契机，王国维接触了大量的古籍。重视刻书时地，对版本进行专题性、成体系的研究，是王国维版本学研究开风气之处，这种以体现较为原始信息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研究方法，与“二重证据法”显得相当一致。最后，张鸿鸣还以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内容为例，谈到研究人物时应对“有为而发”予以深刻理解和重视。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则就王国维所处时代、王国维学术转变的契机、王国维的两部著作《简牍检署考》与《流沙坠简》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阅读感想。
谈及本次论坛的主题“王国维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她说，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学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当时西方史学占统治地位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进步史观，还有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理性”“进步”为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树立的标准，但进步史观同时也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渊源。黑格尔在他的“世界历史图式”中描绘只有欧洲历史才是辩证发展的，所以欧洲历史成为人类历史的中心，而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时间经历，但不能自我更生、扬弃，也就是把历史分割成了“进步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这造成了中国学界的危机感和焦虑，当时的学者羡慕西方的科学，但无法接受以西方标准来套用甚至误解中国的自身文化。“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都是这样危机感之下的尝试与自救，要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探讨中国文明的特质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形态，需要让中国历史以主体形态加入世界历史，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古史辨”与“古史新证”由此而生。所以“古史辨”与“古史新证”既有交锋有着紧密的学术关联，疑古思潮打破了旧思想的桎梏，“古史新证”则为中国寻找着现代学术的出路。事实上今天材料批判（text criticism）仍旧对学界影响巨大，重构古史仍旧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中心论题。王国维的学术既是“创新”，又是“示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若干思考与启迪。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