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李敖在台北作古，不到一个小时，知道我和李敖相熟的女友给我传来噩耗：“小青 ：李敖走了！”
这些日子我每天关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有关李敖的报导和评论，正好与他五光十色、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一样多面而复杂，我只能说叹为观止罢！
对这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我不敢妄评，也没有资格。但作为相交断断续续超越半世纪的朋友，我可以谈谈个人和他交往的点滴片段，好留下他翩翩令人难忘的嘻语容颜，也好告慰这位生命后期常引用陆游诗“我死诸君思我狂！”来自夸的友人。
我认识李敖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人，是1964年。1963年李翰祥导演在香港成立“国联电影公司”，那年我随“国联”去台湾拍创业片《七仙女》，正好李敖的书《传统下的独白》同一年出版，轰动一时。我在关心七仙女上映宣传时，在报章上也注意到了这本令各方人马“七嘴八舌”的书。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把书找来看，此书收录了他二十篇综合文体杂文，其中1961年他一鸣惊人的出道之作《老年人与棒子》也在其中。我对书中的内容虽不完全了解，但全书反抗、藐视威权和传统的态度，及有声有色、嬉笑怒骂的笔锋，令习惯“听话”、刚刚离开大陆不到两年的我为之一震。国联租用台北泉州街“铁路饭店”做大本营，我住在里面，从早到晚，大本营三教九流、车水马龙。李翰祥导演生性好客，当时台湾文学、艺术界人士都是他的座上宾，高阳、郭良蕙、平鑫涛等，当然锋头最健的文星出版社萧孟能夫妇和李敖也在其中。
李翰祥和李敖是东北大同乡，都在北平生活过多年，跟故都有浓郁的乡愁也可以称“牵心结”。记得两人用道地的京片子活龙活现地谈天说地、毫无忌惮地品头论足、淋漓尽致地快人快语。我在北京舞校生活六年，习惯听京片子以及缺德又尖酸刻薄的用语，真觉得好亲切、好过瘾、好快活！至今还记得他们让我大吃一惊的“流氓”语：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当年台湾警备总部跟李敖死缠烂打，他日日夜夜有“跟班”，于是他用影视圈做挡箭牌，权充不务正业，与“跟班”周旋，鱼目混珠过日子。他自己这么看：“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5年，创办四年的《文星》杂志第一次被查封后，李敖一筹莫展，异想天开要卖牛肉面赚钱，后来是通过李翰祥同学毕丽娜帮忙，做起贩卖旧电气生意维生。
同是东北人的毕丽娜和李翰祥是北平艺专同学，二嫁美国驻台武官费伟德 （Wade Phillips），因此改姓费。1964年，我和性情中人费丽娜刚认识就一见如故（那年儿子费翔四岁）来往频繁。往来之中，李敖得知费丽娜前夫因“匪谍”罪名在台湾命丧黄泉，而我从大陆来台，而绝对不认是反共艺人，更觉得可以跟我们推心置腹，告诉了我们当他年少时在台中念书，佩服老师严侨（地下共产党员），几乎密谋潜逃的故事。
我们看李敖虽然平日潇洒自如，嘻笑怒骂，但知道他囊中羞涩，于是众人给他出生财之道的邪门主意。我年少无社会经验出不了主意，但能当个小“帮凶”——付四万台币购买了李敖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
记得在国联饭厅，李翰祥伙同“狐群狗党”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李敖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他谋生收入的一部分，吃饭时李敖喜欢“将”李导演的军，回答不出他典故出处的要罚款，向他讨教历史凭据问题的要收费，李导演爱才也仗义，有时心甘情愿乖乖送他钱。聪慧、热情的费太太（我当年这样称呼她），在美军顾问团“吃得开”，交际处事八面玲珑，在她搭桥架梁下，帮李敖买二手冷气、冰箱，得心应手，转手卖出所得，在当年不薄。
从来不隐瞒爱钱（因怕人穷志短）、爱美女的李敖，突然跟我们宣布，在某女中门口见到了绝色美女，因而常常中止进行中的谈话或事务，好准时赶去女中门口等美女下课。他穷追不舍的劲道，和各种鬼点子，让大家绝倒、称奇。李敖追上手的小情人，他昵呼“小蕾”，纯净而又善解人意的小蕾的确让大家眼前一亮。在国联买下琼瑶第一部小说《窗外》电影版权后，也在留意物色第一女主角——江雁容，大家一致认为，论年龄和美丽以及多愁善感的气质，小蕾当是第一人选无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事与愿违，好像因为当年李敖写了文章批评琼瑶的文风“穷摇”而导致流产？我也老了，久远的往事记不清。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如果林青霞当年没有拍《窗外》，她现在会有怎样的人生？
第一次到李敖信义路公寓住处作客，印象最最深的，莫过于他藏书丰富的书房和资料库，他庞大的资料库尤其难忘，由地板到天花板，四周全是铁柜。记得他笑说：“每个和我交朋友的人必须小心，我有你们全部和我来往的记录资料，严防朋友日后反目，我可以有证据。不信？”于是他举各种例子，边说边准确无误地找出相关资料示人，而每个打开的柜内，文件放得井井有条。我纳闷地问：“不会有我的档案罢？”，回答：“哦——那当然！”，说着李敖就快速打开一铁柜，取出文件夹，“这是你的档案，x年x月x日在江青家吃饭，菜单是⋯⋯，客人有⋯⋯；这张写x年x月x日在江青家打牌，某人赢若干、某人输若干、某人欠若干；⋯⋯” “我真服了你，不要再念了，谁还敢跟你交朋友？”我切切实实大吃一惊，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过目不忘的本领。
那时，李敖的母亲跟李敖住，是个有个性、倔强又直爽的北方老太太，李敖介绍她是“西太后”。而李敖好斗、嫉恶如仇的性格，我觉得可能部分由母亲那里承传下来。除了对住在家中的小蕾她会有“不懂规矩”的微词，对大家尤其是对李敖的好友孟祥柯都极热情，聊起天来，老太太言之有物又滔滔不绝。记得我问她担心李敖的安全吗？因为当时李敖准备好了一个小包，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去坐牢。老太太叹口气，向窗外的“跟班”指了指，“我都不劝他了！” 看着李敖说： “劝你也没有用，不是吗？”，李敖像个小男孩看着母亲，柔情地笑了笑，老太太一句话再没多讲。
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一方面钦佩李敖为了自己的原则，表现出大无畏的坚毅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位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焦虑如焚的母亲爱的伟大。据我所知李敖一直相信灵欲一致的爱情，对小情人怜爱有加，我亲眼目睹在李敖人生低谷时，小蕾小鸟依人般陪伴在旁，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爱情给予的力量。小蕾小小年纪，这份从容、勇气和对爱情的执着，也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1970年夏天我婚变，仓徨之下“逃”离台湾，没有跟任何人道别。
1989年，在十九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阔别的台湾，在“国家大剧院”作独舞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去李敖家叙旧，在他家厨房餐桌上，我们回忆起以前共同做过的许多“傻”事，也谈及往年朋友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李敖入狱、出狱；结婚、离婚，都是我在台湾缺席的那十九年间。十九年前我离开港台影剧圈，在美国也是一切由零开始，朋友久别重逢，细细数来，人生旅程中的甜酸苦辣、惊涛骇浪我们都经历过了，往事如烟唏嘘不已。
离开前，李敖送给我新近出的书《李敖自传与回忆》，并即兴在书上题了首诗：
且作神仙舞
愿为流俗轻
曲终人不见
江上一峰青
人民文学版《李敖自传与回忆》
1989年之后，我去了台湾很多次，无论探友访胜、参加影展、演出、出版新书，每次都会找机会跟李敖见面，他快人快语，跟他谈话痛快、愉快。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包袱也不虚骄，虽然有时喜欢故弄玄虚和借题发挥。这几次的见面，至今记忆犹新，现予记下。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会面，那一次我居然想起那套二十多年前购买的书，于是向他“讨货”，不料李敖突然哈哈捧腹大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啊——你怎么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是那么善良、一根筋到底啊？” “你什么意思？”，说了半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笔买书钱是我前夫欠下他的赌债。“原来当年你们狼狈为奸骗我？”李敖一面喊罪过给我赔礼道歉，一面马上要了我的地址，要给我寄上。然后说：“我是给你赔礼道歉在先，不信你看有书为证。”于是他翻开《李敖回忆录》，书中如是写：
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演员）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四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
九十年代中期，李敖约我去吃饭，他一家四口都来了。知道他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很少让妻小“抛头露面”，因为他事先没有讲明，我颇感意外。只见李敖牵着儿子的手，高挑、亮丽的太太怀中抱着女儿，没等坐下，李敖第一句话竟是：“你看我太太腿漂亮罢？ 她穿着短裤在汽车站，我远远看到这美长腿，就追了上去⋯⋯”不让李敖讲下去，他太太说：“我是王小屯。” 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是我太太，丈母娘比我还小。”李敖忙接口，我伸出手给王小屯：“幸会！”“你怎么还那样胡说八道，在小孩面前不要乱讲。”王小屯柔声说。“小青知道我脾气，没有关系的。”李敖嬉皮笑脸地辩解。
这是我第一次见王小屯，但那次的聚会印象深刻，在李敖口中，王小屯除了美腿打一百分外，当妈妈也打一百分。见他们夫妇恩爱，饭桌上王小屯悉心照顾孩子，母爱泛滥，李敖看在眼里，也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我着实替老朋友庆幸 。
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温柔而又聪慧的王小屯，希望她和子女多多保重，节哀顺变！
九十年代末期，一次跟李敖见面，闲谈之间他打听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要素，我将所知道的一些规定：如何可以获得提名，谁有资格提名等，一一如实相告。最后告诉他，我在瑞典的老友陈迈平（笔名万之，《今天》杂志创刊人之一），最清楚程序和熟悉要领，每年都会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写一些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有机会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过了一阵子，自称李敖忠实信徒的黄宏成先生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找我和迈平，并寄送了精装版《李敖大全集》。在迈平看来，送书是敲门砖，估计李敖是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卖点，宣传他将要出版的新书和做的事。
1999年秋天，迈平和太太瑞典汉学家安娜去台北，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淡江大学有交流项目，我提早向李敖通风报信，李敖抓紧时机很正式地宴请了迈平、安娜夫妇，聚餐时他们向李敖表示：首先需要把作品翻译成外文才能让瑞典文学院了解他，于是李敖正式委托他们夫妇帮助翻译出版。至于被问到：如何才能知道并且证明被提名？回答简明：一封签名回执挂号信即可证明。
当然，我知道才情纵横聪明绝顶的李敖是诡计多端、从不会谦虚的人，对后来宣传得轰轰烈烈、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事件，我当然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清楚内情。此事有点像一幕“荒诞剧”，我和迈平谈及此事时，两人不免“偷笑”。
2001年我去台北，李敖约我在餐厅小聚。一入座他就问：“听说你跟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系？” “不可能，谁说的？” “我有小道消息。”非常肯定的语气。于是我就把八十年代跟行健认识，以及在他出国前委约他写《声声慢变奏》和《冥城》两个剧的细节告诉他，并坦言，我认识行健远在马悦然之前，一直对他的作品赞扬不已，然而，我跟马悦然在瑞典也相识多年，行健来瑞典在我家作客，我也请了悦然夫妇作陪，但表演艺术界和文学界风马牛不相干，“你不要胡扯”。
记得行健200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爆大冷门，媒体朋友远在港、台给我打长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给我打电话，各路人马急于打听：高行健是何方神圣？有哪些作品？ 我马上赶写了篇《自由在他心中》，寄给老资格的老朋友董桥先生，献给读者。
猜想李敖大概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罢，谈话中向我透露了他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思。此后他寄了小说《北京法源寺》和《上山·下山·爱》给我和迈平，安娜也翻译好了瑞典文版《李敖的自传与回忆》，但由于当时瑞典出版社没有兴趣，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出版。 一晃眼十多年就过去了，迈平和李敖彻底断了联系。2017秋天我去台湾前，迈平郑重托付我向李敖当面说明情况：现在他和安娜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而且运作得有声有色，所以会在重新修订后出版。结果在台北，我打电话给李敖无人接听，就直接去了李敖仁爱路四段的家，吃了闭门羹，留下字条：“你好李敖！无人在家，听说你病了，特来探望！见字请给我旅馆打电话……”我一直没有等到他的电话，表明病情严重，心中黯然。
这几天跟迈平通邮件谈李敖，他回邮写：
李敖是个在历史上有其地位的人，也是值值得纪念的人，对于他因为反抗国民党过去的独裁而坐牢，我是深怀敬意的。
又写：
（没有出版瑞典译文）这是一个我的遗憾，因为没有完成答应做的事情。 但我还是希望，今后要出这本书，对作者还得有个交代。
我回邮：
我想李敖出版瑞典文的事应当时机成熟了吧。
此外，他的《北京法源寺》写的极好，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翻译，现在和诺奖没有关系，不带功利性反而有意义。
每次和李敖见面，他总是说我“好人被人欺”，告诉我要出气的事尽管找他，他会替我“报仇”。“我已经没有‘仇人’了，目前我生活过得很单纯。” “当真？” 他话中有话，恶作剧的表情，我过去的种种恩怨情仇，吃了的大亏，他心知肚明，“就当当年走火入魔、算教学费罢。”我心平气和地说。
《印象·刘三姐》是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是一个把广西的民族文化同广西旅游结合起来的歌舞剧项目，张艺谋对此很感兴趣，觉得“可以玩”。当年张导演因为要排北京故宫版本歌剧《图兰朵》，所以观摩了无数次1987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图兰朵》录像，知道我在此剧担任编舞同时任艺术顾问。于是在为刘三姐项目招兵买马时，主动找人跟我取得联系。我表示对旅游文化反感，无法胜任。在他好说歹说“艺术唱戏、经济搭台”，他本人对艺术负责的承诺后，我被说服参加了主创团队，并与也是甲方的张艺谋导演签约。1998年张艺谋带了主创班子前去桂林选点，最终选定在漓江与田家河交汇处作为实景剧场。此后，因为他没时间，于是由我多次带领助手深入广西“采风”，此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我把文字、影像资料提供给总导演，并参与了剧本讨论。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投资者几次反复，最终于2000年7月下旬，该项目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不料离开北京回瑞典后，此项目就又没有了下文。近两年来，我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但按照合同该得的酬劳分文未得，几次询问都不得要领。我以为又遇到了胎死腹中的倒霉事，自己远在万里之外，鞭长莫及，只能认吃亏！
2003年，在中国的友人突然告诉我《印象·刘三姐》在漓江大张旗鼓宣传试演，并发来图像，我的名字赫然在广告上。我简直不敢相信，马上向张导工作室及制作公司负责人询问，制作方推说早已另起炉灶，和前面的工作毫无关系，张导推说不知内情，以为制作方跟我早就“摆平”。我对被蒙骗和不讲道义以及对“人”的完全不尊重开始发难，写了公开信给张艺谋导演，结果国内媒体无人敢得罪“大腕”，也感到在国内这等事是家常便饭，不必大惊小怪。最后公开信只有香港《开放杂志》刊登了。
此事确确实实激怒了我，想到李敖在台湾主持《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于是跟他长途电话联系，要他“快意恩仇”在电视上主持公道。我把情况向他细细说明，也给他寄去那封公开信，大约李敖感到是给他出了个辣手的难题罢，就表示口说无凭，非要我给他详细证据不可。我直觉此事是强他所难，自己虽然忍无可忍，但也无法把时间和精力再消耗下去，此事不了了之。细心的李敖大概也感到自己没有兑现拍胸脯对我作的承诺，下次见面时送了我一枚刻了我名字的精致白玉图章作礼物。
图章上所刻“江青”
李敖有位至交，也是他声称唯一没有骂过的人，他是我敬重的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高信疆先生。1976年，李敖第一次出狱，台湾还处在党禁报禁的年代，但高信疆甘冒风险，极具胆识地在他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上大幅刊登他出狱后的第一篇长文《独白下的传统》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
理想主义的高信疆一直认为文学要肩负推动社会的力量，文坛需要有激荡和论战。他有深厚的祖国情怀，认同的是一个文化中国，超越任何党派之上，也是位大中华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和李敖惺惺相惜。
九十年代末期，高信疆去北京主办《京萃周刊》，报上有“李敖专栏”，李敖定时寄稿，还写了“高信疆到大陆序”给老朋友加油打气。信疆和我在北京每每聊起这位朋友，虽然我们完全不能苟同李敖后期一些荒谬出格的言行，尤其信疆还是他和胡茵梦的证婚人，但是不能否认，他的确以自己的言行，激荡过无数年轻人的思想，从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持续影响了好几代年轻人。
信疆2009年在台北驾鹤西归，第二年我和李敖在台北见面时，一个下午都在谈这位挚友。我告诉李敖：“在大陆和信疆熟识的朋友知道你把信疆直接押到医院诊治，尽管检查出来为时已晚，但节骨眼上能出钱出力地关照朋友，如今在大陆文化圈中成为美谈！”当我问到信疆的身后事时，李敖告诉我，他资助了所有的丧葬和墓地费用，但细节没有参与过问。他很坦白地说，无法忍受高太太的宗教狂热，而信疆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们慨叹不已！
大约是2013年罢，我住在郑淑敏家，她刚由台湾中视董事长职务上退休不久，我们想结伴旅行。当她知道我要和李敖见面，就托付我转达给李敖非常重要的讯息——积极在台湾提倡并推动安乐死。因为她相信凭李敖的影响力，如果他站出来登高一呼，能有充分的力量和份量把这件事做成，造福一方。我一向佩服淑敏的判断和决断力，所以跟李敖郑重其事地讨论了给安乐死立法的可能性，告诉他此重任非他莫属！他也表示我们这个年纪，大家或早或晚都会面对此类“人道”问题，也提醒我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立法不易为。他也感到此事刻不容缓，建议由他介绍陈文茜给我认识，可以联合淑敏一起行动。
我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如蜻蜓点水，很快又远飞，一直没有机会跟陈文茜女士认识。如今淑敏搬来了华盛顿，李敖走了，想及私下这些有意义的话题，想做的事如何可以付现？
李敖走了，媒体上对他褒贬不一，是非恩怨不绝于耳。我和他陆续交往超过半世纪，知道他是个极其矛盾复杂的人，可以是君子也可以是小人，是理想主义者也同时是实用主义者，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永远活在个人价值正确中。他表面上虽然完全是个快意人生的大男人，但内心里他实在是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人，我想也许是少年时期在大陆战乱的颠沛流离，青年求学时期在台湾的穷困潦倒，以及后来面临的牢狱之灾，这些纷扰导致成就了他的性格和格局。
近年来老朋友们一个个相继远行，依依不舍之下总想记下点什么聊作缅怀。走笔至此，突然想到高行健冷眼看人生的豁达态度，不妨在此节录下他在1987年为我舞蹈诗歌剧《声声慢变奏》作的第五场“滚板”结尾，也许高行健的这段词能恰如其分的说穿并概括了我所理解认同的人生谢幕！
从天明到黑夜
从黑夜到天明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从春到秋
从冬到夏
从秋到冬到春到夏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一切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切的天明的夜的
冬的春的夜的夏的
一切的天明的一切的夜的一切的一切
全都用过了
消费了
结算了
了结了
报废了
处理了
清扫了
没有了。
这就是现实人生中谁也逃避不了的生老病死，但愿李敖跟尘世间作别时，能心无牵挂、心甘情愿地了了！
江青 2018年4月清明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