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数年前“参加革命”，致力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与教学，时值年关，分享新近读到的几本不是太新的相关著述，分别是：《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在学术文献分类中，这三种应该归入史料大类。这也正是笔者近来研习生活的常态：读论文多于读书，读材料多于读论著。
一、《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以下简称《王智涛回忆录》）
王智涛（1906-1999）生于河北沧县，13岁到冯玉祥部当兵，一开始做张自忠的勤务兵。1925年，王智涛被冯玉祥选送至苏联留学，先后入基辅步兵学校、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军事教育。1928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后，留任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射击学教员，同时为共产国际军事部参谋，主要负责留苏中国学员的军事教育。王智涛1928年加入苏联共青团，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经本人再三要求于1933年回国来到中央苏区，此后随中央和军委纵队参加长征。抗战期间，王智涛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一二九师训练科长、三八五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王智涛以参谋长的身份战斗在冀东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王智涛先后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军委高级防空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
从履历即可看出，王智涛主要人生经历便是军事教育，他也被认为是我军军事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搞教育时间最长贡献最大”（许光达语）。王智涛不仅是最早一批赴苏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的中国人，他还完整经历了中央苏区、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是中共军队从创建到发展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共革命的重要见证者。在这个意义上，王智涛的回忆录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有关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军事的言说，目前比较多见的片段忆述多来自学员，像王智涛这样曾任共产国际和留学生主要联络人以及教员的视角则非常罕见。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曾对三百多位中国工农红军干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训练，这些人回国后构成了中共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王智涛正是他们的教员和管理者。王智涛还受命负责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中国班共计数百位中国留学生的军事教育。除了培训人员，王智涛还为中国工农红军翻译和编写了上百万字军事教材，这些教材成了国内红军教学的主要参考资料。
现有研究中有关中共武装的政治教育比较多，而对于作战指挥等技战术层面的探讨较少，我们仍然不太了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打仗的，也不太了解中共军队如何走向正规化，甚至连常规的典章制度如何建立和运行也语焉不详。与之相关，除了一些高级将领，数量更大的中间层级的指挥官并无清晰的面目，他们的训练养成是怎样的似乎也不能清楚地回答。王智涛在抗大以及一二九师的经历和许多开创性作为，可以为观察和了解相关问题提供一个难得的视角。新中国成立后，王智涛继续发挥专长从事军事人才培养工作，透过其个人经历又可窥见我军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不仅军事教育方面，王智涛在回忆录中还谈到给李德做翻译的经历，这为了解李德的身份、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路上红军军事指挥权转移等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亲历者的视角。
总之，因其独特的身份和经历，王智涛的回忆录为我们了解军史、党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二、《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
从履历看，刘荣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在时代风潮激荡中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接受历练并成为一颗“螺丝钉”，无卓著战功，亦未居高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同志。在过往有关革命的研究和言说中，这样的普通人恰恰不为多见，主要原因是普通人往往没有留下什么材料。刘荣的这个还不是一般的材料，是私密程度颇高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40年8月至1945年9月（殊为可惜的是1937年2月至1940年8月的日记夜泅时被水冲走）。与许多三言两语式的日记不同，刘荣的日记大多篇幅较长，信息量大。也不同于一些记述时就料想到以后要给人看的日记，看不出来刘荣有那样的“先觉”，因此其日记更有可信性。
刘荣日记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内心独白，其多次记载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和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苦闷。蒋介石在日记中为心生“邪念”而自责、郁达夫被压抑的“二十岁的青春”等故事大家已熟知，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类似的隐秘记述却不为多见。见诸文字的材料不多，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具代表性。事实上，婚恋情欲是许多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其背后不只是资源不足的问题，还关乎党性与人性冲突，也涉及组织纪律与个人情感的调适。虽然从常情常理出发即可想见这种冲突和紧张，但刘荣的日记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切近广大革命者内心的依凭和径路。
在刘荣的日记中，还经常出现其提高自我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的努力。比如与其他优秀领导干部的对照，结合整风运动，对自己小里小气、斤斤计较、虚荣心、自由意识、阶级观念的检讨和反省，表示应下定决心提高政治觉悟，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在长期的、深入的工作中锻炼自己的决心和毅力，老老实实地为党为人民而发奋工作。这种转变，实际上也折射了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如何蜕变为一个“用马列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看待事物”的革命战士。透过这些，可以窥见革命的意识形态、组织的理念和文化如何涵育革命者，尤其是普通的革命者。
在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敌后游击战争的记录、作者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密切关注、晋察冀边区群众面貌、日伪军暴行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三、《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和胡绳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同时还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对诸多问题既有学理思考又有亲身经验。这样的资历是后来绝大多数党史研究者所不具备的。金先生说，这些谈话原本并不是准备发表的，但鉴于二人的谈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便将这搁置了20多年的笔记整理付梓。
《一本书的历史》将胡乔木、胡绳等人关于《七十年》写作的谈话按时间顺序编排如下：第一、二两部分是编写任务的提出和编写大纲的拟订；第三、四两部分是胡绳有关初稿修改的多次谈话；第五、六两部分是关于《七十年》的出版批准讨论和出版座谈会。此外，附录还收入了胡乔木和胡绳关于党史问题的讲话，以及金冲及回忆胡绳的文章。
全书20万字，如章百家先生所说“并不算厚重，但读来却不轻松”。主要原因是谈话内容跨度大，涉及问题多，谈话者知识渊博，信手拈来，书中无脚注，读者若不具备相应知识自然难以跟上。从另一角度看，这使得谈话内容到处有玄妙，值得反复研读。
对于许多党史著述，不管是学界还是舆论界，普遍评价不太高。从谈话来看，胡乔木、胡绳等党史权威们对此情形显然有足够的认识。胡乔木说：“我们的党史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收获，他觉得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这种教训不是干巴巴的文山会海、谁是谁非，要使任何一个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智慧的人，都可以有收获。”他还说“党史要多讲事实，要叙述大量的丰富的事实”，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在“党史界、史学界、国际国内不容易站住”。
公平地说，《七十年》在这方面做的不错。在谈话中，胡绳多次提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等书。不仅胡绳，其他编写组人员也在阅读这些国外著作。对于书中的观点，有批判，有吸收。这种立足学术标准、主动与学界对话的姿态，对这部党史的品质无疑大有裨益。《七十年》对于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给出了平允公正、有说服力、经得起推敲的分析和表述，无怪乎该书至今仍被诸多学者认为是一部经典的党史学术著作。
当然，党史必然有其特殊性。借由谈话，可以获知不少党史编纂的特质。比如在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胡乔木明确指出要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他说党史工作者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同志一样，必须站在与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目的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由此，读者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七十年》基本主旨便是要解释、说明和强调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中国共产党仍巍然屹立并不是偶然的。还比如对于重要历史人物提与不提、提多提少都有讲究，而在世的历史亲历者也会直接影响到撰写。相关的编撰规范也并非一成不变，除了战斗性，也有科学性的要求，还必须与时俱进。总之，党史编撰本身无疑也是一门学问，《一本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