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至12月初,《木兰》一路从台北巡演到台中、高雄,连演9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打击乐热潮。观众没想到,“木兰从军”的故事可以这样讲,打击乐可以这样好玩。
“我们做过各种类型的打击乐作品,有经典、有实验,《木兰》是最自讨苦吃的那一类。”乐团艺术总监朱宗庆说,“《木兰》是一部完整的打击乐协奏曲,但它又结合了许多京剧元素,这样的音乐戏剧,不但在台湾是首创,在全球也是前所未见的。”
两个花木兰排演《木兰》的想法可以追溯至2009年。
那一年,朱宗庆打击乐团邀请台湾国光剧团合作了一部10分钟的小品《披京展击》,作曲家洪千惠从京剧《穆桂英》里取材,在打击乐基础上融入了京剧人声的跨界创作。
打击乐和京剧的跨界,让朱宗庆看到了新意,也尝到了甜头。他决定再接再厉,以中国传奇人物花木兰为题材,制作击乐剧场《木兰》。
2010年,《木兰》问世,2013年再版,2017年复排,其间几经修改,台湾国光剧团导演李小平、朱宗庆打击乐团驻团作曲家洪千惠都是灵魂创作人物。
《木兰》以打击乐叙述故事主体,从木兰当上将军在沙场上征战开始,以蒙太奇手法将木兰的故乡、童年借由木兰的回忆跃然于舞台上。
有意思的是,导演李小平在台上设置了两个木兰。
“京剧木兰”由京剧名伶朱胜丽饰演,以京剧的身段、念白、唱腔讲述木兰一生;“击乐木兰”则由以“六棒绝技”惊艳乐坛的吴珮菁饰演,6支琴槌同时挥舞,敲打出木兰起伏的心境。
两个木兰身处同一个空间,一起呼吸、一起表演、互为补充,将人物内心的矛盾充分展现。
“木兰最深层的部分,借由鼓棒打出来的旋律说出来了,这和京剧是不一样的,它把很多留白给了打击乐,让它们去说、去表达,我只是情节往前走的一个桥梁和媒介。”
朱胜丽说,击乐木兰的演奏,即是京剧木兰所思所想的外化,“我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勇气从哪里来?就是从她的六根鼓棒里来。”
比如“离乡”这一段,击乐木兰与京剧木兰就有一段精彩的“对手戏”——导演安排京剧木兰坐在意象的“花轿”中,迎接她的却是战场,她面对未知感到彷徨无助,击乐木兰以六支琴槌敲击马林巴,成为支持京剧木兰下定决心从军的一股强大力量。
再比如在战场厮杀时,京剧木兰在舞台前方武打,角落里的击乐木兰重击定音鼓,这时的击乐木兰就像发号施令的大元帅在指挥三军,带着一队兵马在排兵布阵。“二者既平行又独立。她们在演出时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在叙事上又有共通性,会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导演李小平解释。
台上23位演员,有2/3是女演员。按照李小平广义上的说法,她们每个人都是木兰,“木兰的心境每个人都有,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一个木兰的样子,所以人人皆木兰。”
历史上,民歌诗词对木兰的评价是“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而在这些颂扬和赞誉的外衣下,木兰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生为柔弱女儿身,在最美丽的韶华,她对于未来又有怎样的憧憬?这一切关于木兰心境的演化,正是《木兰》创作的立足点。
“她不知天高地厚,父亲不能去我去,讲完就后悔了。一路上她其实是害怕的,军中的那些荣誉仿佛和她没关系,耳边一直回响着家乡情感的召唤。等她过了一关又一关,她不要荣耀,拿着最简易的行囊义无反顾地回家,飞奔到父母亲怀里。”
李小平说,历史习惯将木兰树立为“代父从军”的爱国典型,而击乐剧场《木兰》强调的是“去历史感”,不讲大情大爱,“对生命的向往,对回家的渴望,是全剧的核心。”
无痕的跨界打击乐活泼生动,京剧细腻婉转,两者有着迥然不同的表演性格,其特质也完全相反,一个是西方现代音乐,一个是东方传统戏剧,结合在一起极有可能产生不协调感,甚至相互抢戏,一有闪失,很容易造成听觉上的零落感。
然而在《木兰》里,打击乐和京剧有了近乎无痕的跨界,整部剧也并非简单地将打击乐和京剧叠加在一起。
舞台上,马林巴、非洲鼓、架子鼓与京剧锣鼓和谐共处,打击乐手的表演与京剧演员的唱念做打融为一体,更让人惊讶的是,传统京剧表演技巧如“十八棍”“十三响”,也在《木兰》中兼具了“乐器”的功能。
“打击乐有很多拍奏身体的部分,京剧里的十三响同理;打击乐有很多棍棒敲奏的部分,京剧里也有十八棍。这些都是可以结合的地方。”寻找音乐素材时,作曲洪千惠发现,十八棍、十三响在格斗过程中会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她便将它们转换成打击乐,编出一套音乐来。
十八棍是京剧把子功里的一种,在《木兰》中,乐手们手持棍棒相互击打,不仅仅是表现战场厮杀,棍与棍互击或敲打地面发出的声响,也是打击乐的组成部分——一根根棍棒兼具了武器和乐器的双重功能。
京剧演员以手拍打身体不同部位显示身手矫健的十三响,也以这样一种“身份”入戏,拍打时产生的声响,同样也会成为“乐声”的一部分。
“打击乐的身体和京剧的身体很不一样,打击乐要让人放松柔软,京剧更硬板。导演不希望演员只发出打击乐的声音,也希望他们的体态看起来像京剧演员,不能软趴趴。”洪千惠说。
也因此,从第一版《木兰》问世,打击乐手们便被送去京剧团训练。两三个月的“撞墙期”里,他们必须训练身段、棍法、十三响、十八棍,再将其与打击乐演奏结合,变化出令人惊艳的身体节奏。训练时,乐手们常常面对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以前都是拿短棒,现在改拿长棍,他们非常不习惯。这中间是有一个挣扎和认可的过程的。”洪千惠说。
李小平还记得,2013年排演“十八棍”这一段,乐手们身心俱疲,就地颓坐,“他们的眼睛里都是问号,你在他们的身体里看到了消极和怀疑,我就要去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
练到最后,长棒打顺手了,内化了,乐手们心服口服了,就连业内人士也分不清,他们到底是打击乐手,还是京剧演员。看到“十八棍”变化出各种灵活的音阶,李小平自己也惊讶起来,“我熟悉了二三十年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
与京剧跨界时,打击乐丰沛的可能性,让李小平连连感叹,“生活里你随手可碰触的任何物件,都可以当打击乐,原来艺术可以信手拈来。”
台上总共20位打击乐手、3位京剧演员,用到打击乐器上百件,也就是说,每位乐手平均要演奏三十多种乐器。
为了营造马蹄杂沓、万马奔腾的意象,李小平甚至要求乐手们“扮马”——用幕布遮住乐手上半身,露出双腿,脚踩踢踏,拟动物化还不够,马匹之间还要对话,且每一匹马都有不同的性格。
“踢踏舞鞋是音源,后挫、前踮、划地、侧叩,一只脚可以踩出四种音源。”李小平说,刚开始,乐手们的脚都打结,打结得一塌糊涂,“我说不要怕,马儿也打结,他们排练两三天就好了,专业程度甚至可以和舞者媲美。”
《木兰》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洪千惠要求乐手们全程脱谱表演——他们不仅要背自己的谱,为了器乐合拍,还要背对手的乐谱——这对乐手们来说又是一重挑战。要知道,独奏家背谱表演是理所当然,然而合奏强调的是协调合作,脱谱近乎于强人所难了。不仅脱谱,乐手们彼此之间还担起了指挥的重担,“有些段落音源比较散,配器也比较零碎,比如马蹄的段落,这时候就需要指挥,要有节拍的主拍点,主线抓住了音乐就整齐了。”洪千惠说。
从2010年到2017年,《木兰》让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团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其在海内外得到的认可也让团员升腾起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相比音乐会,朱宗庆坦承,《木兰》是一次“给自己找麻烦的尝试”,“这样大规模、大投入、伤透脑筋做出来的作品,其实找麻烦也是找幻想,是艺术家最快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