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百年研究的海外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国际创新基地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20余位国内外学者与会。为期一天的会议相当紧凑，共设置“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发展”四个议题以及两场主题演讲，探讨、交流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情况。
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离不开对毛泽东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延中首先介绍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斯图尔特·R·施拉姆（1924-2012），是国际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最著名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家，原从事核物理研究，中年时兴趣突然转向。萧延中认为，施拉姆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西方毛泽东研究难以跨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提炼出毛泽东思想中“党”、“群众”、“军队”三要素，以及对毛的六阶段历史分期，都有着极高的学术原创性。此外，施拉姆在晚年放弃了重写《毛泽东传》的想法，全身心投入到毛泽东文献的翻译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是毛泽东研究的重镇，但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毛泽东研究，野村浩一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景文详细介绍了野村浩一的研究。野村浩一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被学界称为“毛泽东主义的拥护论者”。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反对官僚主义、倡导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国革命运动相适应的，其基本特点有三：解放的思想、实践的思想和教育的思想。野村浩一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做出的卓越贡献，认为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者，是给整个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
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产生了“三重转向”。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明对此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一是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超越了“爱”与“恨”的情感纠葛与理论暗角，实现从“尊重”意义上展开历史性理解的范式转换；二是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突破毛泽东研究的“政治中心论”，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传统“冷门”区域的学术延伸；三是从“单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识变革，突破了“好”或“坏”的绝对主义限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德国留学生马奇山是本场最后一位发言者。他将视角放到毛泽东早期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上，探讨“两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两论”中的逻辑不仅是哲学上的抽象概念，这些概念会转变成制度里的逻辑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以党建工作为例，用“两论”解释会有三个辩证关系：反腐败和党员建设的的辩证关系（破与立），精神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内和外），地方和中央的辩证关系（特殊与普遍）。马奇山认为，“这些用’两论’里面的逻辑来解释是相当完美的”。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研究
在本场报告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晓林首先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对中共的研究成果。海外的中共研究越来越“立体化”，非常注重新资料的运用，研究对象扩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更是非常关注。有鉴于此，高晓林认为国内学者应该积极应对：理论上要打破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建立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学科建设上要增设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或者学科点。此外，她还强调多学科融合发展以及注意研究中的倾向问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理念是由天命、德命演变而成的“天道”观，有思想性与政治性两个层面，二者互动而构成传统国家治理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在现代西方政治影响下、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与西方现代“民主”“民权”等结合，形成了“人民”的执政理念——“天道”为“人民”所置换。中共的“人民”观包括与“人民”为本、“人民为约”、“民心”为政权基础、“人民利益”为制度设计依据、“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主体性地位、“人民”监督政府等。“人民”是党和国家方针策略调整的神圣依据，是现代中国政治与国家这里的最高理念。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对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做了回顾，总结出在面对政治、经济困境时，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几次战略性调整。
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善若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延绵三千年，是在中国的“文史哲”三门学问相互交融、贯通、促进、催发中发展出来的。对这样的“活的”、“行动中”的政治文化进行分析，需要将其放置于它自身的“文、史、哲”的背景中。而现有政治科学中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将其从此背景中抽离出来。有鉴于此，她希望能够把政治文化研究通过文本研究带回到“文史哲”的框架里面。接着，张善若对中共一大到十八大党代会报告做了文本分析，分析显示，“人民”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且含义越来越丰富，在近几届党代会报告中，“人民”开始有了主体性和自主权。
海外史料搜集，日本学者对长征的认识
本次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和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绪形康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杨奎松的主题演讲围绕他在海外收集史料的经历展开。他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中国，应该以中国的史料为主，但现在海外发掘的史料数量越来越大，如台湾的“中央档案馆”、“国史馆”，莫斯科的总统档案馆、内务部档案馆，美国第二档案馆等机构的馆藏资料，对国共关系、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地下工作等研究有着不可替代作用。
接着，杨奎松讲述了他在莫斯科看档案的经历。“我在俄国档案馆的时候，突击背了一些单词，学了俄语语法，拿着字典，大概能读懂目录的意思，但是正文完蛋了，必须依靠俄国的朋友，他天天陪着我去读档案，帮我找档案。找出来正文，都要由他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再决定要不要复印，要不要摘抄。我在那儿蹲了两个月，我就知道这些档案如果不是长期蹲在那儿，你找不到。”除了语言障碍，有些档案不对外国人开放也是一个问题。而随着老一辈研究中共的俄国学者的消逝，新一批学者对很多有价值的档案都不熟悉。
不光是俄国学者，从全世界范围来看，90年代以后研究中共的前辈学者逐渐退去，而年轻的学者发生了研究转向，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队伍越来越小，还在做中共历史的可以称之为“被保护的大熊猫”。杨奎松觉得在海外史料空前丰富的时代，出现这种中共研究后继无人的情况既“非常吊诡”，又“特别遗憾”。他认为，海外资料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有一个重新认识，或找到新的切入点，而对中共历史的研究，也需要有海外学者一同参与。
绪形康的报告题目为《世界史上的长征意义：1960-70年代日本人见解的启示》。193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由马克思主义和韦伯理论构建起来，中央红军长征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所以社会科学的视角直接影响到日本人对长征的探求方向。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没有渠道了解发生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间的长征，唯有三位日本革命家兼社会科学家向日本百姓传达了较准确的有关长征的信息：尾崎秀美、中西功、波多野乾一。绪形康分别对他们的生平和对长征的认识做了介绍，“总的来讲，尾崎、中西、波多野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探讨则在长期从事调查研究的丰富经验下，展开了对当时中国的冷静观察。”
从抗日战争败战到1949年之际，虽然有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但由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以及东亚地区的冷战阴影，日方缺乏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变的正确的认识，日本人对长征的认识没有超越战前的水平。到了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因政治环境的转变，大量关于长征的档案与回忆录的公开出版，推进了日本人对长征新的认识。日本民间国际政治专家各务寮一认为，“第二次长征” 话语表征着中共推动“跟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符号意义。日本学者冈本隆三认为“只有经过了长征的锻炼，中国领导人才能对苏联的赫鲁晓夫等进行一步也不退的较量”，他还将“长征”与“出埃及”进行比较。
受到各务和冈本的解读的深刻影响，同时从韦伯理论的角度来澄清中央红军长征之世界史意义的代表人物，是韦伯研究者、左派基督教徒的住谷一彦和内田芳明。绪形康对这两位学者的生平和观点分别做了介绍。“他们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来寻找作为宗教伦理的’毛泽东思想’，发现了长征所包含的普遍与永久的价值。”
主题演讲之后，与会学者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研究”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发展”两个议题的讨论，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讨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名誉所长潘世伟发表了他对中共研究的看法：“在中共研究问题上，我个人感觉到有几种基本叙事：一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民主主义叙事；二是现代化叙事；第三种也是比较强大的是西方叙事；最后是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叙事。就世界范围而言，对中共的观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我认为四种叙事各有长短，我个人主张把这些不同的叙事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多元结构的、前后连贯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应当以社会主义为主线，将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兼顾到现阶段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应该最大限度地借鉴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
研讨会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总结：“关于中共的研究，实际上形成了海内外学术界的互动。对本土的学者来讲，海外研究提供了很多被我们遮蔽的、忽视的视角；对外国学者来讲，他们对资料以及某些问题的具体看法，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影响。因此，中共研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中外学术界共同努力下，把它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