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APA酒店右翼书籍事件因其社长元谷外志雄拒不认错、决不撤书的态度持续发酵，使得本来就并不稳固的中日国民感情愈加交恶，也给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透过媒体，国人看到从民间人士到政府高官或直接或暧昧表态“声援”元谷，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不禁让国人产生这是不是军国主义复辟的征兆的疑虑。然而事实上，尽管日本政治确实近年来右倾化，但社会右翼势力与思潮并非在膨胀，而是在不断萎缩。
元谷外志雄其人：披着“右翼外衣”的投机商人
日本的传统右翼势力分为三类：右翼政客，右翼文化人，右翼社团。元谷外志雄长期用笔名“藤诚志”著书阐发极端右翼史学观。但就此将其归类为右翼文人却着实太看得起他了。抛开政治、国籍以及意识形态，纯以治学角度看,他的作品不过是典型的“复制粘贴”式的地摊读物罢了。
在《理论近现代史Ⅱ-真正的日本历史》一书中，元谷外志雄对“南京大屠杀”所谓“否认举证”中有一条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名单至今一个没有！” 他自称这一例证来源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相关论文”。但《每日新闻》政治报道部经过严谨调查反驳道，元谷的引证不是来自于论文，而是来自于《产经新闻》2007年12月20日关于“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奠”的报道。而《产经新闻》的报道源引自《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朱学勤的一篇题为《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感想文。朱教授在此文中表达的原意是，因为历史原因过去未能对屠杀遇难者同胞进行详细统计，长时间以30万这一模糊数字替代，呼吁国家尽快修缮名单，避免留给日本右翼狡辩的借口。而事实上，朱学勤的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早在1995年便开始建遇难者同胞纪念墙，初刻3000人，此后累年调查添加，截至2016年12月10日受害者名单已增至10615名。而到了元谷这里，既没有来南京实地考察，也没有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进行转载确认，而是偷梁换柱捏造出“因为南京大屠杀没有名单，所以屠杀便不存在”的谬论，肆意歪曲这段历史。
此外，元谷还在书中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却缺乏客观依据的“历史阴谋论”，此种论述简单粗暴地断定，“谁是最终既得受益者，那么谁就是阴谋缔造者。”于是，书中荒谬地宣称皇姑屯事件是“苏联特务机关阴谋”，“卢沟桥事件是第三国际和中共在背后搞鬼！”，“太平洋战争是美国故意挑唆日本”，总之那场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日本太天真，对手太狡猾”。殊不知，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历史定论的形成也都经过了细致绵密的多方考证，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涂抹的。这种东拼西凑、连抄带改的历史妄想剧编造，连右翼史学家代表人物秦郁彦也看不下去，批评元谷称，“这是在替祖国辩护呢，还是在帮倒忙呢？”
尽管日本主流媒体与文化人多次批驳元谷的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思想，但并不妨碍元谷乐此不疲地著书立说。因为元谷的目的并非像他宣称那样是希望日本国民记住历史，而是记住“他和他的APA”。他在1月19日胜兵塾例月会演说视频中甚至露骨地表示，“通过这件事可以让APA变得更有名!”
并且，在事件发生后，APA方面连哪怕是连形式主义的“缓和公关”都不愿努力, 反而变本加厉在“言论自由”幌子下指责中方“政府干预”,不断挑唆是非,升级矛盾。这在奉行“危机管理低姿态主义”的日系企业中是相当罕见的极端异例。《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Dot》一语道破:元谷的“勇魄”绝非出于“赤忱爱国心”，而是集团的财务报表。APA是以日本国内商务出行和个人游为主的连锁旅店，海外客源只有两成，中国客人仅占5%，与这部分损失相比，通过反向炒作这一事件迎合多为40岁以上中产阶层的日本右翼及右倾主义者带来的利益显然更加可观。
尽管元谷在书中时常标榜自己为“日本真正的忧国志士”，但他并不是言行一致的真右翼，而是在“爱国”幌子下大赚日本国民甚至日本国防“昧心钱”的黑心商人。元谷的APA酒店在30年前不过是日本石川县的一家中小企业，企业飞速发展契机是2001年通过金援老乡首相森喜朗，顺利地攀附到“日本权力的源泉”。小泉以后，自民党内右派保守势力长期得势，而混迹自民党“朋友圈”言论不右是会被“拉黑”的，所以元谷开始把自己包装成“右翼”，频繁进行公开政治活动，借此拓展政经两道人脉，企业10年内也一跃成为日本排名前五的连锁酒店集团。
2007-2008年是元谷右翼活动活跃期，也是APA发展高峰期，而正是在这两年APA丑闻频发。先是被媒体曝光旗下7家酒店的抗震建材设计故意造假。之后又是6所温泉浴场大肠杆菌严重超标，其中东京足立分店竟超出国标8900倍，年末又发生提供过期餐食导致228名顾客员工食物中毒。
当然最令元谷这位“忧国志士”名誉扫地的是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宿舍事件。2008年末防卫省监查部抽审，发现5年间小松基地民间宿舍租赁合同三分之二都是APA，然而其租金却高出行情45%左右。涉及金额4.3亿日元，于是元谷被国会传询。面对民主党参议员松野信夫讽刺：“会长口口声声说空自队员是日本最应受尊敬的英雄，那为什么连1%的折扣会长吝于给我们的英雄呢?”元谷哑口无言，而台下则一片哄笑。
右翼社团被年轻人冷落，成员老龄化严重
“如果元谷这种钻营取巧的人都算是爱国者，那么我们又是什么呢？”日本最大右翼单体社会组织“日本青年社”会长小林明在接受《日本雅虎》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在海内外媒体对元谷及APA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作为传统右派力量代表的日本右翼社团遭到社会大众的冷落和遗忘。
日本青年社这个名字可能并不被国人熟知，但1988与1996年在钓鱼岛、北小岛上非法建设两座灯塔的就是这个组织。日本青年社鼎盛时期成员有4万8千人，现在却只有不到3千人。30余年前，其成员的平均年龄为23.8岁，但如今也和跟随着日本国情步入了高龄化时代，达到了54.5岁。老成员不断离世、新生力量无从补充的尴尬状况，以这个冠以“青年”之名的右翼社团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另一家有着66年历史右翼知名老铺“大日本爱国党”也快沦落到关门歇业地步。1970-80年代，党魁赤尾敏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演说，动辄数十部街头宣传车开道，两三万路人驻足倾听。但赤尾敏1990年病故后，失去精神领袖的“爱国党”每况愈下,成员余剩仅1/16，街宣游行活动不满百人规模，有时甚至出现警察比游行者还多的尴尬局面。同样党团老龄化严重，50岁以上者占到了75%。
以上两社只是日本右翼团体及其活动衰退凋零的缩影。根据日本警察厅公安报告，1981年右翼社团登记人数约12万人，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到2015年缩减到8千人不到，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右翼社团没落的主要背景因素是时代的激变，上世纪50年代后半美苏冷战开启，思想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在全世界青年中蔓延，以“安保斗争”为主的日本左翼活动澎湃兴盛同时，也催化了反共右翼运动蓬勃兴起形成对峙。1990年代苏联解体，左翼社团虽然失去了最大的精神支柱，但由于执政的依然是其长期反对的资本主义政权，因此并没有像右翼一样失去特定目标，政坛上依然有社共左派大党，民间则有基数庞大的工会支持。右翼的目标却变得模糊不清，时而反对强势崛起的中国，时而炮口180度转向太平洋东岸，时而又把矛头指向政策摇摆的自民党政权和像元谷外志雄这样欺世盗名的假右翼。过度树敌自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因此相对于左翼的式微，右翼衰退的现象更为明显。
社团成员高龄化的背后是被年轻人远离的凄凉现实。以爱国党为例，在党内50岁称为“中坚力量”，40岁称之为“年轻骨干”，20岁称之为“梦幻一代”，言下之意就是社团根本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年轻人往往把这些行走在街上的右翼分子视之为“尽给周围添麻烦的奇怪大叔们”，对他们激进的政治纲领与口号既没有兴趣也不想理解。能够停留现场几分钟的，基本是为了给自己的推特加两条“有趣”的推送，力图向朋友圈证明自己今天也还过得不算乏闷，仅此而已。
右翼常常批判日本年轻人是漠视周遭，只关注个人问题，是无理想无担当的“自私一代”。其实也不尽然。日本年轻层并非对政治毫不关心,只是他们在选择政治议题方面和中高年龄层“口味”迥然相异。社保、税费、劳薪、教育这类直接关乎个人“民生问题”年轻人还是较为在意的，但对外交、改宪、移民、宗教，爱国主义这类远离日常生活的“国体政治”并不感冒。仔细对比两个阶层人生与历史，就不难发现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右翼社团成员普遍45-60岁，以退休职工、自营业者这样中产阶层最多，年轻的时候受惠于日本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不管信左信右，工作住房育儿都由政府包办终生，无后顾之忧自然有余暇余力进行政治社会活动。1990年代后半期，日本步入经济衰退期，终身雇佣制终结，社保福利的削减,年轻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大不如前，人生危机感暴增，而民生问题恰恰又是左翼的优势课题。相对富裕的中高龄层很难切身感受到年轻人的困境，他们的肾上腺依旧只为政治分泌：欧美政治保守化，近邻中国的崛起，日本移民社会的倾向……这使得他们认为日本内外情势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国家危机感保持高度敏感状态。
总的来看，战后日本经过民主改造，社会还是较为偏向中左，但政治上长期右倾仍然给未来带来不确定因素。此次APA右翼书籍事件背后日本政府的“不做表态”本质还是对国内右翼的暗中袒护，日本未来何去何从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