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4月22日黄昏18时35分，尚留守布村之同门晓青来电，未及接听。
21时43分，师母来电，未及接听。5分钟后急忙回电，不想最坏的消息还是来了。
彼时的场景颇有一番超现实主义之风：这边厢，我哆哆嗦嗦故作镇定胡言乱语地与师母保持通话；那边厢，妻子阳阳一边哽咽着急电晓青及咏晖赶往医院陪伴师母，一边在她的微信工作群中打出几张笑脸几簇焰火参与同事们庆祝项目签约的狂欢——果然应了那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转眼半个月过去，终于能安安静静坐下为老师写点什么东西了。可是，在老师身边度过的这将近7年的岁月，又该从何说起呢？只好用“意识流”的方式，让思绪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吧。
二
在我及至目前为止的人生最为灰暗迷茫的时刻，是老师拉了我一把，收留了我。其间波折权且按下不表，总之在2013年9月23日的清晨，我来到了布村。
起飞前夜，老师特意来电说明天一早他跟师母在机场等我，我再三表示不必如此，可老师依然坚持，实在拗不过，只得服从安排。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发现，这是老师一贯的热心，无论是组织会议迎接与会学者还是友人来访，只要老师认定对方初到布村有迷途之虞或其他不便之处，便一定会坚持亲自到机场迎接——不管是多早多晚的航班。
一番折腾，总算通关来到了布村机场略显小气的国际航班接机厅，晓璐师姐已然拿着写着我名字的纸卡在此等候多时。一番相认，师姐便引我至老师与师母处，四人共乘进村。现在已然记不清一路上跟老师和师姐都说了些什么——一则因为飞机上一夜未眠，兼有初见老师心怀忐忑，一时不免呆若木鸡；二则始终觉得我为图便宜购置的清晨落地的机票，到底是给老师、师母和师姐带来了如许麻烦，实在赧颜，不由神游地缝三尺，难以专注——只觉不知多久之后，昆士兰大学St Lucia校区的巨幅校牌和在阳光下颇显恢弘的大学标志性建筑Forgan Smith主楼赫然出现在眼前。老师此时回头笑着看了我一眼，抬手一指：“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学。”——这一幕，我至今依然真切地记着。
待师母把车停好，老师便带我上楼来到学院办公室一间一间地敲门，向我引介院里的诸位老师。此时我依然处于“木鸡”状态，想来略有尴尬，只记得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向老师们介绍我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还在我因紧张不适应而词不达意时帮我转述我的原意。我原以为老师会因我这一番窘迫“初次亮相”而略有失望，不想老师在离开学院的路上反而安慰我不要介怀：“不要怕，一开始谁都是这样的，多跟本地人交流，过段时间就好了。”言语间，老师从包中取出几份报纸交到我手里——除了The Australians以外，还有布村本地华人主办的中文周报——“看完就找我拿新的，英文报纸可以学英文，这几份中文报纸也看一下，你现在要在这边住下了，所以也要稍微了解一下本地华人社区的情况。”
回到师母的车上，老师又招呼了另一位同门一道前往布村老中国城Fortitude Valley喝早茶。一如隽雯师姐的回忆，这似乎是老师为每位初到布村的新弟子准备的“传统项目”——初临异乡的学子，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难免泛起思乡之情，老师安排的早茶恰能在此时为我们带来一丝安慰。茶足饭饱之后，老师特别叮嘱晓璐师姐下午带我将学校报到之其余事宜及银行卡、电话等生活必需之物办妥；当得知我尚未寻得长期住处时，老师又担心我遇到不靠谱的房东，于是又再三嘱咐师姐在我租房时一定要帮忙“把关”——老师对学生之操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老师初见的情形，大略便是如此。
三
周启荣老师说：“志刚是一个为学术而活的人，研究不是他的职业，而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活着的意义。除了研究，他对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此言非虚。
平日无论何时与老师谈话，内容大多都是读书、自己或是老师的研究进展与发现、经典或新近的理论、学界动向、研究材料等等与研究和学术密切相关的话题。即使偶有略微“不学术”一点的话题，亦是围绕着这些学术话题展开的：如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的学术谱系、学人轶事、诸位前辈老师之遗训遗风等等。在放松休息时，我们——甚至是老师自己——亦曾尝试把话题切换到相对轻松些的“频道”，然而总是以失败告终。似乎除了学术，老师在聊起一切其他话题时都略微显得有些“无从下口”，只有回到学术和研究的议题上，他才会又回到那种畅快自在的状态。记得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有一次请老师和师母来家里吃饭。师母特别在饭桌上叮嘱老师别聊学术和论文进展，难得让我放松一下，老师欣然应允。结果话音刚落还没聊几句，话题就从楼下超市什么蔬菜水果在打折不知怎么又绕到了卢作孚、晏阳初、陈鹤琴等人的身上，当我们反应过来时，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紧吃了口东西，大家也都笑了。
黎志刚夫妇在本文作者家里吃饭
当然，老师的生命中也有喜怒哀愁，心中烦闷之时也偶尔会同朋友及众弟子一吐为快，此实人之常情。不过细想起来，与大多数人全然不同之处在于，能让老师不快乃至愤懑的人和事从来都与他的教学、研究、学术活动或是学术原则受到干扰和侵犯有关，至于一切其他事宜，老师从来不曾计较分毫！
现在想来，每两周左右举行的读书班对于老师而言或许是他这些年来最享受的时光之一。除了老师自己的研究生以外，短期逗留的访问学者、其他学系慕名而来的学生、乃至老师在课堂上遇到的本科生，只要有意参加，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指定材料的阅读并按时提交读书笔记，老师通常是来者不拒的。记得某生曾向老师抱怨读书班应该以研究生——特别是我们几个博士生——为主，不该接纳太多“外人”，尤其是本科生，恐其“根基尚浅，拖累读书班的讨论效率”。老师对此则不以为意，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既然人家有心读书，我们是不应该拒绝的。”就这样，我们的读书班总是一派“八仙过海”的热闹景象：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友你来我往、各显神通，老师则闲庭信步游刃其间，不时引导讨论方向并补充介绍相关的理论、著作及学人。要知道，在老师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的潇洒背后，是他令人震惊的阅读积累及各专业知识储备，非此绝不足以主持这样一种“满汉全席”式的自由讨论。在这里，大家时而面红耳赤、时而朗声大笑；在这里，一切问题都可以被讨论，一切理论都可以被怀疑，一切经典都可以被批评，一切“长幼尊卑”都被抛诸门外；在这里，分享发现时不藏私，互相指正时不矫饰，遇到难题时同进退，遭逢挫折时共勉励——在这里，就在历史学院这间小小的、连电脑和投影都时不时会失灵的研讨室里，老师硬生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术“乌托邦”。
记得有好几次，老师抢在上午下午两节大课之间的午休时间，带着师母准备的简餐，笑眯眯急匆匆地就着我们的唇枪舌剑“下饭”。还有好几回，读书班预定结束的时间到了，而大家谈兴不曾稍减，老师也似乎忘了时间，直到窗外月明星稀，师母早已在楼下驻车等候多时，老师才只得恋恋不舍地先行离开，待稍晚时分，老师必定会打电话来问问方才的情况：“彦哲，大家讨论得开心吗？后来又讨论了些什么？来不及谈的没关系，留着下次再讨论，只要大家喜欢，时间不是问题。”
是啊，那时总觉得时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这样的日子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永远延续下去。可是如今——老师啊，你再也没法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讨论，陪我们一起看书了。
四
老师一生言传身教，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老师是眼下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善良而纯粹的人。他待人至诚，因为自己不曾对旁人怀有半分恶意，所以也推己及人预设性地相信旁人和世界总是善良而真挚的。由此，即便是萍水相逢，老师也会毫无保留地坦诚相待。这种不设防的姿态，一方面让老师结下了许多知心过命的好朋友，另一方面也让老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吃了不少奸恶之徒的亏——可是，一旦这些奸徒落入困境再无力施害或是因为各种原因或真或假地“幡然悔悟”，老师总会超然地选择原谅，甚至有时还会对其施以援手以德报怨。面对此景，我们总是气不过，常劝老师“防人之心不可无，该出手时要出手”，可老师却每每反过来劝慰我们：“人生苦短，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既然他们已经受了惩罚，已经很惨了，这些事随它去吧！‘痛打落水狗’的事我们不要做，总要让人家继续生活。”老师一生坦荡大度如许，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者，这世间我所亲见的，也就只有老师一人而已。
如果暂且将学界比作一个江湖，老师便是仗剑其间有情有义的一代豪侠。
他师出“名门正派”，却从来不像有些所谓“正派弟子”一般瞧不起“小门小派”或是江湖中所谓野路子的“邪魔外道”，而是海纳百川、交游天下。每每与人切磋论道，不问门户出身，老师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回报他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酣畅。
他身怀诸子绝技，兼纳百家所长，却从不以某领域之“宗师”、“大佬”自居，而是依然保持着虚怀若谷的谦逊与低调。除了自身不断读书阅档苦修精进以外，但凡听闻某处有前辈高人或是后学新秀“设坛论剑”，他总是排除万难设法赴会。难得两三天的余暇也要“打飞的”跨越大半个地球只为听一场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这种事，对老师来说是常态。若是真有一念千里的“御剑飞天”之术，想必老师是一定会学的，这样他的行动便不再受制于航班的安排了——学者求知，正当如斯。
他慷慨侠义，对朋友乃至陌路求助者，只要老师觉得是义不容辞或有益学术之事，总是“有求必应”——无论是仗义执言在学术上或是现实中为遭遇不公的学人据理力争，还是呼朋引伴为诸方大侠、中侠、少侠的项目、会议、期刊“帮场子”，管他“重大不重大、高端不高端、核心不核心”。正如老师曾不止一次跟我用语速极快的粤语一字不漏地提起过《孟子》中的一段话：“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人生在世但凭良心与真理行事，这就是他一生躬身践行至死无悔的信条。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老师治学审慎而精深。“多看，多想，少发表”这一与“四唯论英雄”背道而驰的治学原则，是许多初入师门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第一课。老师常说，他的这一习惯主要受到汤定宇先生和韩子奇老师的影响。老师年轻时，汤定宇先生作为文史系的主任在香港树仁大学执教，汤先生授课时，老师常去旁听——有时甚至是站在教室外把汤先生的课从头到尾一句不落听完。老师说，在他遇见的学人中，恐怕没有几个能比汤先生读过更多的书——无论是中国传统典籍还是西方经典著述——再加上汤先生天赋异禀博闻强识，传闻只要是其读过的书，总能准确道出某语出自某处，并给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或思考。
令人惊奇的是，汤先生学贯中西渊博若此，却于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之事无甚兴趣，其学识与思想至今或许只有曾有幸亲炙者才能窥其一斑。老师曾忆及汤先生跟学生们谈起他不著书文之事，汤先生原话大意是：“写文章，就一定要写好文章，不然就不要写。文章好不好，要跟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去比。试问我写的东西能超过顾炎武吗？能超过黄宗羲吗？不能，所以我写来作甚？没必要。”汤先生一代奇人，行事颇有魏晋遗风，无论如何，汤先生的这番话及其行止确实在彼时老师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至于韩子奇老师，则是某次老师完成了一篇论文，韩老师阅毕给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老师说他此后一直保留着韩老师“批判”过的这一手稿，不时取出一阅——一方面韩老师的意见确实为完善此一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是警醒自己“做学问、写文章要加倍严谨”。
老师用这样两个故事教我们，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无论教学、科研和行政的事务再忙，结束工作的时间再晚，老师宁可缩减睡眠时间，每天也会抽出至少两个小时毫无干扰地读书，他告诉我们这叫练好“梅花桩”的基本功。特别要说明的是，老师读书不走“捷径”，一本书非从头到尾通读不可——包括每一处注解和参考资料，必要时甚至会逐一查证。老师认为只有如此读法，才算是真正读完了一本书，一则非此不能获得真知，二则不至将来闹出断章取义乃至张冠李戴的公案贻笑大方。记得我入学不久，老师曾掷下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书稿，此书与我的研究大有关联，不过因尚未完成排版，故还未及添加目录。面对这厚厚的近千余页的大部头，我一下子犯了难，脱口而出“老师，这书没有目录，怎么读啊？”老师看着我轻轻地说了一句：“一页一页读。”是啊，一页一页读，读书不就该如此么？这些年每与师友谈及此事，众皆深感在当下这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内卷”时代坚持如此读书之难，只求能用、寻章摘句式的“散装”阅读才是常态——诸先贤的经典著作活生生被读成了操作手册一般冷冰冰的“工具书”，诸先贤本人自然也就沦为诸君“召之即来，来之能引，引之即走”的“工具人”了。
在发表方面，老师也如其读书一样“慢”。1993年，老师凭借其博士论文《上海轮船招商局研究》荣获亚历山大·格琴克朗奖（The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ize），这是由美国经济史协会授予当年非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最佳论文奖，老师亦是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学者。遗憾的是，将近三十年过去，该文全稿至今仍未付梓。尽管此文很可能成为招商局研究乃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项里程碑式的作品，面对诸多师友多年来一再催促，老师却总是笑笑说：“还有档案没看完，不急。”老师每年都会坚持抽出几个月前往上海等地查阅盛宣怀档案，倘若我记得没错，老师曾提及大致再有几年的时间，待其将盛档至少通览一遍后，便可着手博士论文的修订与出版了——孰料天不假年，这或许将成为一桩永远的遗憾了，惜哉痛哉！
宋钻友老师感慨老师带学生是“保姆式”的培养，现在想来这不仅得自全汉昇、刘广京等先生爱生如子遗风的传承，更是出于老师自己对师道本分的理解、坚守与发自内心的热爱。
许多研究生都戏称“最怕导师突然的关心”，对于我们几个学生而言这句话却不适用，因为老师对我们的“关心”从来都是从学术到生活全方位“日常化”的。老师几乎每天都会跟我们通话，除非老师外出不方便致电，才有那么几天或者一段时间接不到老师的电话。学生们毕业后，老师也几乎和大家保持着相同的通话频率，关心大家各自的发展还有生活的状况。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老师有一次从电话中听出我情绪不佳——那时对前途和生活也确实有些灰心和丧气——每隔两三天便打电话跟我聊天，直到此后各方面的情形都暂且明朗起来，他才放下心来，在听到一些哪怕是临时性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好消息”时，老师好像比我还高兴。
还有许多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无不体现着老师对我们的关怀。他常说我们还是学生，在外留学不易，能替我们省就省一点。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多年来，老师从来不让我们掏腰包买过哪怕一杯咖啡，更不许我们请客、送礼——除了有时去老师家吃饭，为了不让师母辛苦再多做一道甜品，大家买了带去一起吃的小蛋糕——以至于我博士第一年开学时家人为感谢老师准备的一盒好茶一直压在箱底不敢拿出来送给老师，后来只得自己喝了半夜提神用。平时，师母也会特意多买些面包分给我们作早餐，每逢端午我们还能吃到师母亲手包的粽子。去年我入职后，跟老师约好疫情结束一定回布村或等他们来深圳时，好好请他跟师母吃顿饭：“白吃白喝了这么些年，学生现在有工资了，总可以请您吃饭了吧？”老师终于在电话那头笑着答应了，不过这一次，老师还是失约了。
老师在学术上对我们的指导，则更是“保姆式”的无微不至。对于我们提交的文章或者论文的部分章节，老师总会细细地批阅：在觉得写得好的地方用铅笔在这一段落的边上划上一个勾；觉得需要商榷的地方，则会圈出相关的词句，在旁写上自己的意见，甚至连语法和拼写错误，老师都会一一纠正。这样改完全文以后还嫌不够，往往还要再来一轮面谈，跟我们讨论为什么要这样改，接下去该如何做。起初接触老师的学生或许不太习惯老师的评价方式，因为我们几乎很少从他的口中听到“好”、“很不错”之类的评语，取而代之的是“还可以”、“没什么大问题”。某生曾为此感到困惑，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文章写得真的很一般，后来才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已经相当于老师在说“写得好”了，只是一来老师学术标准甚严，二来老师常说“为人、治学要谦卑，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故而老师才选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当然了，当老师亲口说出“好”的时候，那就是真的好了。
在与我们讨论时，老师也从来不强迫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倘若有不同意见，老师也会在认真听取我们的想法后，尊重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除非事关学术标准。遇到老师实在觉得我们是因为对某一问题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谬见时，他也不会直接以导师之威加以纠偏，而是从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给我们看，让我们自己去吸收、思考，鼓励我们自行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记得一开始我们不少同学对日常研究存在很大的偏见和误解，甚至说了许多现在想来“无知者无畏”的话。老师没有生气，也没有急着让我们“改造思想”，而是带着我们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小文章出发，一路读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等人的大部头。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这帮“刺头小怪”终于是服了。此后，老师又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兴趣和特长，分别让我们“主攻”不同的学者及其经典著作，鼓励我们各自探索“航道”，最终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大陆”。不过，老师的这番苦心也是学生们事后回首才逐渐明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与作为“入室弟子”的博士、硕士相比，老师对本科生的关照亦不遑多让，这在当下的海内外学界中，更显难能可贵。
近年来，由于院中的种种变故与课程调整，老师每学期都要承担少则两门多则四门的本科课程教学任务。以我亲眼所见，老师是院里诸多教授中备课最认真的。每周老师都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心准备下一周的课程，对作业的批改也如同批改我们的博士论文一般细细圈阅、点评。有时因为作业批改的工作量实在太大，老师要一直改到凌晨方才结束，只能睡上两个多小时，便起身匆匆赶往学校上课。即使如此，老师也从来不肯敷衍了事有所懈怠，我们实在心疼老师，欲行代劳，老师亦执意不肯。课余时间，老师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学生们敞开着——无论是讨论学术还是诉说困惑，老师一概欢迎。每逢重量级学者到访，老师亦极力邀请本科的同学们大胆参加相关的见面会与研讨会，会后通常还会请大家一并前往家中聚餐——这般热闹的景象是许多同学难忘的回忆。
疫情暴发后，学校全面转入线上教学，竟有某些教授授课时关闭摄像头以往年之课堂录音糊弄学生，线上导修课和作业批改更是应付了事，以至于闹出被学生察觉后故意胡言乱语而教授竟不自知的大笑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师依然夜以继日地辛勤备课、批改作业，通过邮件为学生们提供及时而精心的指导。课堂里这些十九、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平日里固然看似嬉皮笑脸百无禁忌，但老师对大家的好，大家就算嘴上不说，也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师走后，各类社交平台上一条又一条动情的留言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老师，就算终有一天孩子们逐渐忘却了您在课堂上提过的那些人、事和书，您在三尺讲台上的身影也将永远被他们怀念着。
走笔至此，泪不能禁。关于老师的故事还远不止于此，但我权且只能写到这里了。
2019年8月11日中午，黎志刚先生与本文作者在“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仪式上的合影
五
回到2021年4月22日的那个夜晚。
在当晚的一切都暂时告一段落后，我的脑海中一直在翻腾着几个问题：我最后一次见老师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老师那天又说了些什么？然而，任凭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与老师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瞬间。
此后的几日，在师母和阳阳的帮助下，至少还是拼凑起了最后一次跟老师见面的大致场景：那是2020年1月11日中午左右，在家楼下的购物中心，老师在等待师母采购家用的空隙约我下楼小叙——这是这些年我的布村生活中再日常不过的一个情景了。倘若当时我知道两天后回国过年便再也没能回到布村，倘若当时我知道那是此生与老师见的最后一面，我是一定一定不会忘记那一幕的——正如我初见老师的光景一般——可是如今，我的记忆惟有一片空白，只隐约记得那天也是个对布村而言再平常不过的好天气。
至于与老师最后的一次通话，根据通话记录显示，是2021年3月17日晚19:10分，通话时长9分14秒。这短短的9分14秒我们聊了些什么？是老师的身体状况？是问起我工作和基金申请的情况？还是叮嘱我一定要读好E.P.汤普森的著作？还是什么别的事？当然这些也可能是之前几通电话里老师提到的事——总之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一次寻常的通话，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老师来说，恐怕都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交流，总以为还有很长时间，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说很多很多。
到这时，我或许才真正理解了老师教过我们的关于日常生活研究的一大难点：日常实践与日常事件虽然看似随处可见、触手可得，但却因其琐碎、平淡且大多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最易为人所忽视。个体的记忆如同传统历史主流叙事一般，记住的只是那些特殊的乃至“群星闪耀”的高光时刻，而在这一个一个特殊的可以被记忆和历史识别、描绘的时刻之间横亘着的，是“无数的无谓流逝的光阴”——这就是日常生活，只是它绝不像只会盯着伟大人物和伟大时刻的茨威格所相信的那样“无谓”。我们或许能够借助布莱希特式的滤镜对这些习以为常的琐事进行“陌生化”的处置，以此捕获、还原这些日常片段，进而攫取隐藏在这些习以为常的实践与事件背后令人惊异的奇观。不过，这一技术路线看似可行，真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否则何至于我连关于老师的这一点最后的记忆都把握不住，终于任其在裹挟着无穷无尽的鸡毛蒜皮不由分说山呼海啸扑面而来的庸常岁月中湮灭。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毕竟，关于老师的一切早已成了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这不仅包括老师时常打来的电话、与老师的叙谈、在老师家的聚餐、定期举行的读书班以及老师在我们的初稿上留下的批语，更有老师对学术的热忱与执着、治学读书的认真与严谨、为人处世的诚善慷慨与豪侠正气、以及对学生发自心底毫不藏私的爱。前者——那些具体入微的日常琐事——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记忆中愈发模糊；而后者——老师亲身为我们演示的治学与为人的“范式”——却在与老师共同度过的日子里一天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扎下根来，进而也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惯习”（habitus）。理论上，某种实践一旦成为日常的“惯习”，对于个体来说便是“天经地义”之事，一般情况下绝难再被改变。老师的日常“范式”显然有不少成型于全汉昇、刘广京、乃至汤定宇等诸位先贤之手，将来——倘若学生们不至太过不肖的话——也必然会通过老师的学生们和曾深受老师影响的后辈学人润泽更多的年轻人，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天经地义”的“惯习”，如是往复，代代相传。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12岁的米格被告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一个人被彻底遗忘才是他真正的死亡。在时间的伟力面前，记忆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以至于世间多少伟大的人物最终也难逃被忘却的宿命。因此，终有一天，或迟或早，这个世界上也将没有人能再记起老师的名字。不过，作为一个“名字”的老师，或许终将迎来各种意义上生命的终点；但作为一个“范式”的老师，却将在日常中获得永生。只要我们不放弃、不背离，老师将陪伴着我们余生中的每一天，指引着我们，与我们还有未来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在人世间正确却艰难的道路上坚持着，永远向前。
最后，既然提起布莱希特，不由得想起他的《四川好人》：三位神明从天而降，只为了在世间能至少找到一位好人，并且这位好人还能在世间有尊严地生活着，否则这个世界便不再有存在和延续下去的必要，就应该被唾弃、毁灭、然后再造一个新世界。三位神明的四川之行成败与否，多年来自是见仁见智。无论如何，我的运气比他们好多了，因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被神明们苦苦寻找的好人，而我有幸亲眼见证。他来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曾有过这样一位好人，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依然值得被继续期待、热爱、并为之奉献一生。
补记
行文至此，不觉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大约是三天前，老师走后我第一次梦见他。
我与炳涛兄正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完会走下楼梯，赫然瞥见老师在楼梯下面的一层平台上等着我们。他还是穿着一件过去常穿的格子衬衫，解开两颗扣子，一手插兜，精神矍铄，只是人比以前瘦了一些，头发也更白更少了一点。我赶忙冲下楼梯，老师笑着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胳膊，继续用他那一口亲切的港普说道：“彦哲，好久不见！你最近还好吗？”随即也向炳涛兄挥手致意。“老师……”我正欲开口，无奈涕泪齐下口不能言，突然眼前一暗，才惊觉这一切原来不过是场梦。
我当然知道老人家常说的所谓“托梦”大抵不过是无稽之谈，梦里的老师亦不过是我记忆的投射，不是真的老师。
只是我实在是太想他了。
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