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一起发生在南京六合区的化工厂爆炸，再次为这座重化工城市的环境安全隐患敲响了警钟。
爆炸事故发生后，环境专家最担心的是产生有毒气体硫化氢。这种气体无色、剧毒、有刺鼻气味，如果在空气中集结成一定浓度就会爆炸。如果事故发生地的下风向有集中居住区，居民也有可能会因为吸入过量的硫化氢发生致死的可能。
所幸，这次爆炸的化工厂厂区周围较为空旷，且下风向3公里范围内，只有零星的数户居民。因此，最坏的状况因为“巧合”而没有发生。但谁也无法预料，这种偶然的巧合是否会在将来能得以继续侥幸？
在南京195公里长的长江岸线两侧，从西南到东北，沿江分布着四大重化工业企业组团，它们像4个凶猛的野兽阵群，正虎视眈眈地睨望着这座拥有800余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些环伺南京、密集布列的化工企业，将成为未来威胁这座城市环境安全的重大隐患。
尽管南京已认识到“化工围城”带来的各种风险，并已采取了企业搬迁、关闭等诸多措施来化解这一困境，但距离真正的高枕无忧仍路途遥远。特别是，围绕着“去化工化”决策以及其实施过程中充满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这更增添了未来走向的不可预测性。
化工围城：先天的布局之患
南京是一座典型的石化工业重镇。从地图上看，梅山、长江二桥至三桥沿岸地区、金陵石化及周边、大厂地区密集分布着百余家化工、钢铁企业，这四大片区位于南京西南、正北、东北方向，几乎在南京主城的外围对这个城市形成了“包围圈”。
从地势来看，南京三面环山（牛首山—祖堂山、青龙山、紫金山）、一面邻水，就像一个西北开口的簸箕。这种先天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一旦污染物进入主城后，便会滞留堆积下来，并且阻碍着大气污染物向周围地区的输送和扩散。
更为不幸的是，南京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主城区位于主要工业集中区的下风向，因此，大气污染物排放对主城区造成了较大影响。这也是近年来南京雾霾天气高发且不易散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京的这种工业布局、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三者共同决定了，“化工围城”将成为诱发南京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外在条件。一旦发生不可控的环境污染事件，生活在主城区的数百万南京市民将会集体笼罩在危险的阴影中。
实际上，南京的不合理重工业布局，是历史积累形成的。众所周知，化工企业的布局有着依水而建的原则。因此，从上世纪50、60年代起，在中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各种重化工业项目星罗棋布。南京最早的化工厂也是建在江北和江南的燕子矶一带。
上世纪80年代后，南京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浪潮。能迅速带动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重化工业项目成为当时主政者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金陵石化、扬子石化等石油炼化巨头以及南化公司等生产企业也分布在南京长江段的南北两岸。而与之配套的上下游200多家危化生产企业在周边形成产业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南京的化工业布局已逐渐成型、固化。
但与之同时，这些当初远离城市、偏安一隅、沿江而建的化工企业群落，却随着南京城市化的扩展，逐渐成为镶嵌在主城区和居民区的环境风险源和安全隐患源。
这种风险的可怕性直到最近几年才得以充分暴露并为世人所知。2010年7月28日，南京工业密集区之一的栖霞迈皋桥地区，原南京塑料四厂地块因为施工，丙烯管道被施工人员挖断，泄漏后发生爆炸，导致了22人死亡。这一特大安全事故，也让南京的主政者和普通民众更为警惕那些躺在他们身边、看似酣睡的猛虎——各种化工厂。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身边是否会因为一根小小的火苗，而成为触发这个城市或某个区域重大环境风险的“最后一根稻草”。
搬迁整治：央企与地方复杂博弈
也正是因为化工企业对环境、资源和安全造成了如此沉重的压力，近年来，南京的主政者和管理者开始清理已有的发展思路，重新审视南京重化工业布局不合理、工业结构偏重等矛盾。
施政思路的重大转变，除了上述提到的2010年的“7.28”爆燃事故的血淋淋的教训之外，还与南京2014年将要举办青奥会这一重大活动有关。
为了“环境质量达到国际赛事要求、不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的目标（其中较重要的子目标就是保证南京的“蓝天目标”达到310天以上）得以实现，南京从2011年起开始对“三高二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低产出）企业开始整治，祭出的手段就是“关、停、并、转”。
其中，仅2011年—2012年，南京就关停整治“三高两低”污染企业335家，化工企业则首当其冲：先后分10批关闭小化工企业266家，对燕子矶地区66家污染企业实施了整体关闭。2013年，南京市又对第三批141家企业集中进行整改，其中92家实施了关闭、淘汰。
这其中的难点就在于，在南京的诸多化工企业中，有很多“国字头”的央企，它们并不受到南京市的直接管控和约束。以对位于江北的一所拥有70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南化公司）整治为例。由于一天该公司发生酸气泄露，周围1里半径范围内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超标100倍，难以忍受刺激气味的当地居民纷纷投诉。时任南京市环保局局长的韦昌明亲自率队登门，随后南京市两位副市长相继出马，纷纷“约谈”南化公司的相关领导，敦促他们落实“几年前便承诺”的环保改进具体措施。
据参与谈判的官员回忆说，但当时南化公司相关负责人的态度是“软反抗”：一方面，强调“公司有2万员工，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年年亏损，污染防控缺乏资金”；另一方面，“保证”3~5年内落实相关环保改进技术。但这一次南京的官员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保证、一定，等等，已经说了太久太多，我们这次来，不谈虚的，就想一条一条讲清你们的污染问题，一款一款地落实污染治理措施”。最终，南化答应拿出5亿元用于环保治理，在青奥会前全部整改到位，并将原本打算“用3~5年清理所有环保历史欠账”的任务时间表缩短至3年内解决。
目前，南京在整治化工企业上的思路已日渐清晰：环保不达标的小企业关闭，对规模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将分散的企业集中到化工园区。对于最为棘手的央企，南京也拿出了初步的意见：搬迁。
2014年2月南京市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后决定，将在今后十年内，对四大重工业片区的所有工业企业全部搬迁关停。这一浩大工程还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4、2015年进行摸查情况和制订方案；从2016年到2018年，四大片区中小企业基本全部关停，南化向化工园区转移，南钢压缩产能，华能电厂逐步关停，烷基苯厂等完成整体搬迁；2019年—2021年，南化完成搬迁，全面启动南钢、梅钢、金陵石化等重点企业搬迁；2022—2025年，大型企业全部搬迁关停，四大片区实现工业全面退出。届时，“化工围城”的局面将真正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企业搬迁关停能够一帆风顺。金陵石化的一位技术干部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透露，南京市一年的城建投入不过是几百个亿，而“金陵石化这么大的体重，很多装置一搬就相当于废了，没有几千个亿搬不下来。”他并不相信金陵石化的主体部分能够“搬得动”。而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也反问该刊记者：“职工安置、搬迁的费用，哪儿来呢？成本呢？你摊给消费者，行吗?”
不仅仅是搬迁费用“天文数字”以及成本分担等问题要经过深入谈判，而企业搬往何处、哪些地方愿意且能够接受等现实问题也颇为棘手。近年来，石化项目新上马，均会遭到地方民众的集体阻击，各地爆发的“散步”事件更是使得石化巨头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
后续观察：决策思路能否延续存疑
由于上述整治搬迁化工企业的思路是南京市本届党政领导班子制定的，且规划了未来10年的愿景，但这一施政思路是否被会后继的主政者团队所接受并延续，目前仍存在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与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韦昌明对澎湃记者表示，他在担任南京市环保局局长时，曾因对在宁央企出手过重而遭到过时任市长季建业的批评。一家在宁央企因为未完成“十一五”的二氧化硫减排任务以及发生过超标排放废气造成严重污染等问题，而被南京市环保局实施了环保限批，也即暂停了该央企的新建项目的审批。
但该企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季建业“做工作”，于是季建业就打招呼给环保局长要求“放行”，但韦昌明并没有听从，而是写了一封详尽的书面报告递交给市政府。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取得更多领导的支持，南京市环保局同时还将该报告抄送给市委、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市纪委。
但一个多星期后，时任南京市长的季建业在全市重大项目推进会上，再次拿上述央企被环保限批大做文章。他脱稿10分钟对市环保局领导大发雷霆：“（某某项目），（环保局）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批，环保局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今年行风评议，我要叫企业打你们不及格……”，“环评要正确处理环保与发展的关系，不能只考虑环保，不考虑发展。过分强调环保，不发展，你环保局的工资从哪里来？”季建业甚至威胁要监察局对环保局长的“不作为”进行调查，“不行，就给你换换位子”。
所幸的是，韦昌明严格执行环保的思路得到了南京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他本人也没有被“穿小鞋”。当从环保局长退任、转赴人大任职后，韦昌明受邀去某机构做了次有关生态环保状况的讲座。在提问环节，有人问他，现阶段的环保局长是不特难做，离开了是不是特轻松？韦昌明回答说：“是的。现阶段发展和环境很难平衡，环保局长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离开了如释重负、一身轻松。”
因此，在重化工业仍是地方政府GDP及财政收入的重要贡献者的现状下，如何取舍与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对于地方主政者和其团队都是极其现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