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逝世两周年｜中外左翼学者、活动家投书缅怀

阿明2012年
 

两年前的今天，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家、活动家萨米尔·阿明与世长辞。仅仅在三个月前，阿明受邀访问北京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还接受了《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专访，谈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阿明出生于埃及，作为埃及左翼活动家完整地经历了埃及的民族独立、泛阿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思潮的此起彼伏和相互竞争。他后来发展出的“去依附”理论，对于中国以及广大的全球全球南方思想界影响深远。

在阿明辞世两周年之际，“全球大学”的发起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向熟识阿明的中外左翼学者、活动家发出邀约，以对阿明简短的回忆向公众勾勒出他的思想图景，以表纪念。感谢刘健芝老师授权澎湃新闻首发。

刘健芝，岭南大学

2012年，三峡

2018年8月8日，我和法国巴黎大学的Remy Herrera去医院看望病危的阿明。他坚持跟我们讨论时局，认为需要有国际主义的全球社会大联盟，对抗内爆的资本主义，他特别寄望中国人民和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延续革命传统，尤其是要加强与亚非拉人民的团结。我告辞时，阿明从病榻下来，赤脚送我出去。我本来打算两周后再去看望他，没想到，这次拥抱是永别。4天后，收到他去世的噩耗，我和戴锦华相拥痛哭。

和阿明教授初次认识，带一点戏剧性。2002年3月1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召开“民间社会联盟世界论坛”（UBUNTU）百人会议。早餐时，我恰好和阿明同桌。阿明问我来自哪里，我说，香港。他眼前一亮，热情地告诉我，你一定要联系一个非常优秀的亚洲组织，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做了出色的思想和实践工作，总部在香港。我洗耳恭听。阿明说，那个组织叫ARENA（“亚洲学者交流中心”）。我说，我是ARENA的联合主席。他哈哈大笑，这一刻奠定了我们的友谊。出席大会有很多知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思想家、政要，但是阿明除了被粉丝拉着拍照外，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要了解他认识的像武藤一羊、武者小路公秀、 Surichai Wun'gaeo、Samuel Lee等ARENA前辈的近况，我们也谈论亚非的共同命运和挑战。翌年，阿明推荐了浩达（Francois Houtart）作为观察者出席ARENA在吉隆玻举行的会员大会。自此，我们三人密切合作，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浩达是秘书长，我是副主席之一。十年前，我们筹备全球大学，同时举办南南论坛，2015年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全球大学正式成立。

中国知识界非常熟识阿明，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出版。众所周知，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告诉我，17岁加入共产党，一年后，被中国革命所展现的能量震撼了，同时也被越南反抗法国与美国的革命所激励。他最高兴的时刻，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成功。他最痛心的时刻，是苏联解体。

2018年5月，在北京，阿明重申中国与南方国家不要复制资本主义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剥削关系，不要向野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妥协，特别是不要参加金融全球化。阿明认为中国是去依附战略最为成功的主权国家，为全球劳动群众抵抗全球化、追求自力更生指引道路。

阿明以身为埃及之子而骄傲，骄傲于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文明，伤痛于它惨遭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蹂躏。 

在阿明的词典里，“绝望”一词并不存在。我们无处安放绝望，唯有付诸行动。Audacity, more audacity! 要有胆识，是阿明给我们的鞭策。

阿明辞世两年，音容犹在。中外朋友写下纪念文字，以作祭奠。

汪晖，清华大学

2018年，清华大学

我是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遇见阿明先生，我在哥本哈根的北欧亚洲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阿明先生那一年到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大会并作报告，北欧亚洲研究院邀请阿明教授作讲演。

北欧亚洲研究院之所以邀请阿明先生来演讲，是因为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再加上改革以后的中国，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崛起。也就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阿明所提出的去依附这样的思想也许过时了。阿明先生就是面对这样的理论挑战来做他的讲演。

阿明在演讲中指出，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新一轮全球化过程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时代所形成的五大垄断。这五大垄断包括自然资源的垄断、科学技术的垄断、 大众传播媒体的垄断、金融的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在这个五大垄断的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全球化过程一定会导致新的全球失序，也就是global disorder。

那一年，我在丹麦期间也就根据阿明教授的讲演，参照它的研究写作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秩序，还是失序—阿明和他对全球化的看法》，发表在同年《读书》杂志上。

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全球化抱有乐观，多少带有一厢情愿的看法。阿明先生对于这一进程当中潜藏的危机的分析，可谓空谷足音。

在那之后，我和许多朋友，尤其是刘健芝、温铁军、黄平、戴锦华一起，参与阿明先生组织的社会活动和学术讨论，我们也邀请阿明教授来清华大学进行过多次的演讲、座谈和讨论。阿明教授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许多的洞见在今天尤其值得珍视。

阿明教授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五大垄断的结构使得新的全球化的进程无法产生出适应亚洲地区崛起的新的秩序，也没有提供非洲国家发展的新的位置和新的条件。恰恰相反，中国、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崛起一旦动摇或触动五大垄断的构造，旧帝国就会实行反扑，这正是今天全球面临的最为危险的格局。这也是全球失序的根源。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8年，北京

我是80年代中期先读到阿明的著作，当时对他提出早期的依附理论和delinking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于亚非拉摆脱殖民独立以后究竟在世界经济结构和体系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非常不了解，只读过一本有关的书，但是一读到阿明的著述时候，当时感觉有非常震撼的力量。见到他已经是1990年代的中期在巴黎，当时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它的一个intergovernmental council的义务性工作，阿明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很高了，我每年去巴黎时好多次是他自己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每次住下以后先和他聊欧洲，也聊非洲，当然还聊中国，听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发现他已经比他早期提出的依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刻得多了。这期间我也认识了与他很熟悉的弗兰克、沃勒斯坦、阿瑞基等，也请过他们分别来华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本世纪初有一个夏天，我们在西班牙一块儿面对西班牙的公务人员和青年学者，举办了三个星期的暑期研讨班，每一次阿明和上述几位学者（那时弗兰克已去世了）都在会上提出对听众很有启发的关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洞见。

最后的两次印象深刻的见面一次是在巴黎，当时阿瑞基去世了，我到他阿明的家里去，还有阿瑞基的夫人Beverly Silver，我们一方面缅怀阿瑞基，也谈到下一步中国、欧洲、非洲，还有美国的可能的发展，一直谈到深夜和黎明；再一次是他最后一次来北京参加一个论坛，我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参加，但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与他再次聊起了世界下一步的发展走向，他当时提出了两个有关中国的重要见解，后来也在国内的刋物上发表出了，一个是土地的属性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

阿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世界的发展，也不停地对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提出尖锐的批评，再就是他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抱有的希望与信心！

戴锦华，北京大学

2018年，北京大学

21世纪之初，追随健芝，在世界社会论坛上面见了这在书本上相识已久的第三世界思想家萨米尔·阿明。

那以后，我、我们追随着他的脚步，在一次次的世界社会论坛、第三世界论坛、在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现场，在我们的南南论坛上，不断相遇、重逢。初度相遇，他在我的眼中不似任何一个国际顶级的思想者，而更像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的领袖与组织者。年近八十，却始终如一阵旋风般地来去，在组织、在布置、在演讲、在倾谈中；同时，是一本本新的著作以法文、英文、阿拉伯文出版。渐次走进他，当熟悉相知到近乎亲人，我体认到他携带着的，有时是燃烧着的，那份始自20世纪的革命者的急迫感：关于新国际，关于另类国际携手，关于第三世界的出路与可能，关于亚非、进而是亚非拉联合……。年龄之于他，只是加剧这份急迫。他似乎在全力与未知争夺着时间，在安排、在交付、在构想、在思考着第三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在继续对抗着世界的霸权结构。

睿智而不羁，赤诚且急切，他毫不掩饰他在某些国际明星学者的不耐与不屑，却对他口中的“同志和战友”有着无尽的包容与耐心。一次次地目击他平静、耐心地长时间倾听运动界年轻人颇为空洞的套话，目睹他认真地回答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们提出的极为初级、基本的问题。

于我，或许另一个真切且深挚的认知，是他对中国的深爱与真情。追随阿明日久，我会不时地被欧美学术圈的老友问及阿明的现状。公开的或隐晦地，他们的关注里包含着伴随中国崛起而生的复杂缠绕的认知与情感。因此，问题经常是：阿明仍无保留地认同中国？我的回答简洁明了：是。当这类问题，毋宁说是质询不断重复之时，我终于当面再次向阿明求证。他的回答清晰而确定：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经由脱钩、经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与经济实践而反转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宿命的例证。中国的成功是第三世界的鼓舞和希望。但我同时知道，他对中国的深情绝非出自天真。他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的观察与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他对中国置身并将遭遇的国际环境有着遭遇多数中国学人不具的警醒与忧虑。最后的岁月里，他一次再次地与我们倾谈，希望我们清醒认知跨国金融资本、美国霸权的威胁。

2018年5月，他来北大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和健芝及学生们与他如亲人老友般地相聚。他玩笑式地向我们展示那个尚未装入内页的北大聘书的封面，他高兴我们的学生熟读过他的著作。彼时，我们不知道、也无从想象这是一个已经过脑癌重创的老人，我们无从想象仅仅三个月之后将面临永诀。

8月，在伦敦，隔着英吉利海峡，我获知了他的离去。在那一时刻，似乎是一方天空骤然暗淡，一个世界落下了帷幕。我跌坐哭泣，同时深知，即使他作为一个行动者终止了行动，他作为思想者的遗产依旧在燃烧并辉照。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

2012年，西南大学

我是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认识阿明的。从认识他的那一刻起，就被他那老一辈革命家的睿智宽容和深刻的思想所震撼。后来我又参加了他主持的世界另类论坛，那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主要有第三世界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种思想性很强的机构，不论是他到中国来，还是我到世界社会论坛去，我们几乎每次都有比较长时间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我对他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演化规律方面的洞见是非常认同的。他对我们在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的规律性分析也是认同的，我们由此而成为忘年交。

薛翠，西南大学

2018年，北京

2011年，我跟随健芝老师，参加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的电影颠覆节（Subversive Film Festival）, 第一次认识阿明教授。大会邀请了西方左翼知识界风云人物，像Toni Negri, Slavoj Žižek, David Harvey, Gayatri Spivak等。在台上，阿明教授舌战群雄，我第一次惊叹于革命思想家的锋芒；台下，萨米尔亲自给健芝老师及其团队当导游，深度介绍萨格勒布的历史文物，我第一次领略革命组织者的可亲可近。

2012年，西南大学与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第二届南南论坛：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我们很荣幸邀请了阿明教授为主题发言嘉宾，会前邀请外宾畅游秦岭、长江三峡等，领略西北与西南地区风土人情。一路上，三步走：畅游、调研、辩论。邮轮徐徐前行，长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经过大坝之际，众人激辩起来：何为可持续发展？何为中国道路？到了山西，我负责带队参观永济市蒲韩社区，看农民如何自发组织，推动文化活动，建设生态农业，堪称当代乡村建设典范。阿明教授细心聆听当地农民的发言，时而要求发问，时而点头赞叹，尤其看见农民自家的粮食、果品、手工艺等。在会上，阿明教授作了题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批判发达国家不断制造危机，并以埃及为例，阐述如何受其祸害，最后，强调发展中国家人民必独立自主及携手合作。

2013 年，世界社会论坛在突尼斯举行，我们举办“中国论坛”，阿明教授和浩达教授亲临助阵。2015年，世界社会论坛再次在突尼斯举行，健芝老师在场宣布全球大学正式成立，阿明教授和浩达教授作为创始成员，力挺背书，广发宣传于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圈。

2018年5月5-9日，阿明教授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我和健芝老师采访了他，并拍了视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不要加入金融全球化！他那几天都披上蓝色的中山装，原来穿了好几十年，修修补补，留着，他说：“只要踏上中国土地，就要穿上。”之后，健芝老师、王平和我陪同阿明教授一同游琉璃厂，逛逛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喝喝茶，聊聊天。坐车回酒店，途经后海、故宫、天安门时，他双眼满是依恋。

2018年9月1日，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 健芝老师和我参加了阿明教授的葬礼。

墓上铺了厚厚一层红玫瑰，献给国际主义战士。

王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 

2018年，北京

2018年暑期，健芝老师和我联系，说她正在北京开会，如果有空就见一面。然后说，萨米尔.阿明先生也在北京参会，想会议结束后在北京转转，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自然求之不得、欣然前往。

那天，阿明一直在寻找记忆中的老地方。我们先辗转找到琉璃厂街，在古色古香的步行街慢慢溜达，阿明和健芝一直在用英语交谈，不时开怀大笑，他们在一同回忆过往共同经历的趣事。我和薛翠边聊天，边给他们抓拍照片。

后来我们在返回北大时，车子经过在故宫北面的景山前街，路过角楼时，阿明说，1978年他受邓小平的邀请访华时，就曾住在里面。这时，傍晚的阳光照在角楼的飞檐上，显得沧桑而华美。

阿明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不久后传来。我选编了一篇萨米尔·阿明先生谈人民币国际化需审慎为之的文章，刊登在我供职的杂志上。他的观点和告诫都放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视角上，显得语重而心长。

2019年夏天，在香港岭南大学的第六届南南论坛上，有一个晚上，专门安排了纪念阿明先生的环节。在如诉如泣的音乐中，阿明先生的生平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他的一生，坚定、从容，从波澜壮阔到百川归海。而我，只有缘看到他生命的一瞬；他于我，就像一颗流星，匆匆划过我人生的夜空。那个悠闲的夏日，虽然是阿明先生最后的时光，但他的笑容，却像一个色彩浓丽的默片，永远闪烁在我的记忆深处。

严晓辉，全球大学

2012年，重庆

阿明先生是我导师刘健芝的好朋友，我很早就接触他的著作和思想，在2011年第一届南南论坛上，我听到很多讲者引述他关于资本主义“内爆”的理论。

次年举办的第二届南南论坛上，我和导师策划了会前的国内考察活动，于是我们有一周时间，和阿明朝夕相处，不仅仅有机会向他请教严肃的思想话题，还能听他讲述幽默故事，欣赏他的夫人依莎白讽刺时事的绘画；当然，我也有机会作为向导，为他介绍中国农村的状况。

阿明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对待年轻人的随和和幽默，他每次都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然后再半开玩笑地问我一个小问题。他很喜欢中国，对中国的各种事情都非常关心，经常会很仔细地问到我一些细节问题。

此后，我跟随导师对阿明做过几次访谈，并通过我们的全球大学网站传播。他关于“去依附”的理论，也是我博士论文的重要参考，后来我们课题组在处理中国经验的议题上，常常借鉴他的理论，温铁军老师非常欣赏阿明的思想，也指导我们用来分析当下的全球化议题。

阿明先生去世后，我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专门纪念阿明的工作坊。我想阿明留给年轻人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除了他数量巨大的思想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持站在亚非拉被殖民国家的立场，不遗余力地支持被压迫者对现有资本主义统治格局的反抗。

Remy Herrera,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Remy Herrera

1998年春天，命运赐予我一份厚礼 : 与萨米尔.阿明相遇。他每年定期与妻子留在巴黎一段时间。当时我在巴黎第一大学辖下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做研究员，邀请萨米尔做讲座。我欢迎他光临的时候，我说：我无限地崇拜你啊 ! 他微微笑，说 :  太客气了 ! 随即，我俩一同大笑。我又说 : “正确来说,我认同你的见解。” 他突然认真地，以锐利的双眼盯着我，说: “那么，我们互相照看，并肩前进。”几天之后，我们第一次共同撰写文章。几个星期后，工作单位派我去古巴公干。晚上，在朋友家，萨米尔抓住我手臂，把我拉到一旁，说: “告诉古巴人，我无条件地支持古巴革命。”我回答: “一定。”他坚持地说：我无条件地支持古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开展了20年的深厚友谊，乃至亲密的无间合作。

我与萨米尔的关系非常密切，无论在政治立场、知识学理，或者情感上。我们相识之际，恰好另类实践世界论坛创立，我们一拍即合，迅速互相信任，互表忠诚，他作为另类实践世界论坛主席，邀请我担任他的助手：执行秘书。这个职位的任务是重新打开空间，让革命的或者进步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起，超越各自的差异，可想而知，这工作艰巨费事，但极其重要，让人雀跃，我兴奋地接受了。超过15年，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网络已经奠下基础，既深又广，在个人层面上，很多同志建立友爱，同时创造了集体的产出。萨米尔拼命干活，而我一刻也没休。我们日以继夜地讨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群众斗争, 我们坦率地互抒己见，无惧被对方否定。有时候，我看见那些围着他的人讨好他，逢迎他，我却选择不同的相处之道：萨米尔值得我告诉他真相，无论是什么，只要我认为是真实的。这并不容易，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关系坚定有力的部分。

萨米尔无可争议是伟大的知识份子——幸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很荣幸有生之年遇见了他。萨米尔学识渊博，文化造诣如百科全书丰厚，睿智聪颖——现实里的天才——难以被理解、诠释、分析、预计。他精确地了解世界每一个地方，及其历史、脉络、人民、群众斗争的进展和限制。但，他也知道如何去聆听别人，尤其是他所不熟悉的、所知甚少的东西。再者，他完全了解权力平衡，懂其乃政治之内涵，同时，他懂得如何应付人类天性，又复杂又出乎意料，这需要耐心与宽容。这一切特别要感谢于非常的、即兴的幽默感，排上用场。因为萨米尔爱笑，懂得把故事说得有趣味----这是共产主义革命中非常有价值的优点！每一刻与他相处，即便挺费劲的或者挺艰难的时刻，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每一次聚会都是令我难忘，不论在知性或情感上，都属特殊的经验。

在我眼里，萨米尔留下的思想遗产不只一项，而是有三大贡献。第一，当我年纪稍长时，萨米尔有时告诉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理论的反思上，以便投身于政治行动——无容置疑因为他没时间，理论反思需要费时间的——我认为他在理论上，跨学科上，仍然忠于将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斗争中，帮助我们察觉那些隐藏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机制，还有边缘国家人民被核心国家的统治阶级操控的机制，这是萨米尔的巨大贡献。

第二，萨米尔认识世界体系为一体及其多方的矛盾，其在地与多文化的特殊性，还有世界演化及其成分之政治远景，并思考革命的另类实践。

第三，我也高兴参与其中，以尽绵力，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群众抗争为了社会之变革，尝试组织南方和北方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机构，团结一起，因为萨米尔明白，帝国主义将会消退，社会主义将会前进，条件是工人与人民达成国际主义，既在心中,也在行动中。今天,我们必需继续斗争, 尽全力打败野蛮的资本主义, 建立真正的人类社会, 使其具有全面的正义、社会进步、 民主参与、个人与人民的友爱、 保护环境与人类性命。惟有大家一起斗争，胜利终将成为可能。

Firoze Manji 达拉哈出版社

Firoze Manji

初遇萨米尔是在喀麦隆雅温举办的CODESRIA（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会议上，此前我已经了解他的著作。我那时是《祖玛新闻》（Pambazuka News）的创始人兼总编辑，我的朋友Helmi Sharawy非常期望萨米尔能够关注《祖马新闻》，于是介绍我和他认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我们的网刊和祖玛出版社（Pambazuka Press），萨米尔被打动了，此后不久他成为我们报刊的定期撰稿人，并多次接受采访。

我们的交往开始频繁，后来他告诉我，他想让祖玛出版社成为他的出版商，因此我们安排重新发行他的许多出版物，包括《不良发展》、《欧洲中心主义》等。 他倾心编写的另一本书——《全球历史：南方的视野》，当中包括他以前写过的论文集，由我们独家出版。接着还有《终结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在那之前，这些著作和文章只在法语和中文世界中出现过。随后我陪他去英国巡回演讲。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每次去达喀尔时，我都会和他在他最喜欢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2013-14年我在CODESRIA工作，那段时间我有幸与他共度许多激动的时光。他也很热心地邀请我在世界社会论坛各种会议上发言。

我认为萨米尔对人类解放斗争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第三世界。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总是愿意鼓励年轻人——他很乐意阅读他们的博士论文或书稿，甚至同意为这些书写前言、序言或推荐语。他真的很慷慨，总是拿出时间陪伴年轻人，他认为帮助新一代思想家和进步分子很重要。他的著作产出颇丰，一生都坚定地致力于解读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如何批判资本主义。他不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而是试图根据马克思的方法来发展思想，以丰富和拓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像他这样做的人少之又少。

我很幸运，萨米尔邀请我参加了他们在尼罗河的一次旅行活动，同行的还有François Houtart，Issa Shivji以及许多著名人士。与他待在一起那一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那是为了庆祝他80岁生日，他的同事Mamdouh Habashi特意安排的活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我们大部分时间花在他主持的研讨会上，那些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大有助益。

萨米尔长期致力于推动建立强大的国际组织，他曾发表过组建“第五国际”的呼吁。我和他就倡导成立“第五国际”的重要性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我认为，当前的左派在国际运动上处于弱势，不宜采用建立先锋党的方法，而应该发展工人、小农、妇女和底层被压迫者的联盟。我们一致认为，了解不同人的思想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作为进步分子的任务应该是鼓励并提供框架，使有组织的农民、工人、妇女和被压迫团体等，在可以阐明解放议程和对抗资本计划的环境中开展讨论。这种方法不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广泛联盟的讨论和辩论中学到的方法，至少在现阶段来说，好过基于未经深入评估的既往四个国际组织失败的教训组成一个自我任命的政党或国际组织。否则，就是自说自话，无法与现有运动联接、学习并参与其中。我和萨米尔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去世前不久，我在达喀尔参加另一次会议，我和他整晚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开始修改他起草的“第五国际”倡议书，他要求我编辑英文版本，并体现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在离开达喀尔之前，我发给他修订版，他编辑后表示要准备法语版本，他在回信中说，他准备向邮件列表中的人发送，并希望我们尽快推进召开一次会议，以推动联盟的组建。不幸的是，萨米尔在几周之后离世，我被这个消息击溃了。

萨米尔总是提醒我“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括号”，我始终铭记在心。他坚持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必须表现出“大胆，大胆更大胆”；要真正实现反帝国主义，就意味着必须真正实现反资本主义。他在国际上的贡献是深远的，他一直是非洲领先的理论家，不仅为非洲人民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国际自由斗争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对过去和将来都影响深远。

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南非金山大学

Patrick Bond和阿明

萨米尔·阿明卓越的一生是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中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一生。他在政治和学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是极少被公认的两个特征。

记得最后一次拜访阿明是在2018年初，他的老式达喀尔家庭办公室在一座破旧的银行大楼里，几十年前，这曾是西非最大的摩天大楼之一。当时他正忙于处理大量的新文章和新书，尽管他对国家主义反霸权的前景远不及以前有信心，但他仍然相信，随着新自由主义收紧，非洲各地将出现新的民众运动浪潮。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在比如卡斯特罗、查韦斯等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草根社会活动家的顾问会中的核心作用无人可以取代，这在知识分子中是独一无二的。

阿明最闻名的著作出自上世纪70年代依附理论流行的鼎盛时期，包括《不平等的发展》、《世界规模的积累》、《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等。他在1988年出版的《欧洲中心主义》引起轰动，1990年的《去依附》总结了为何早期的全球化将加剧非洲不发达，以及为何要采取进一步自力更生的策略。阿明的回忆录《前瞻生活》（A Life Looking Forward）出版于2006年，里面包含了他青年时代的有趣故事，也有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专业成就。最近的著作包括《终结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价值规律》等。在这些著作中，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一样，阿明深刻地批判极端伊斯兰和其他教条主义宗教运动。

在不定期的访问南非时，阿明对南非政府对资本做出的诸多让步表示不满，对非洲最有能力的工业基础被自由化过度破坏感到遗憾，并批评茨瓦内（Pretoria）的官员们太乐于把西方经济大国合法化。

阿明在2016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要优点是“要求同时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在它每个阶段，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提供有可能性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受害者，将会去改变它”。

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

Michael Hudson

虽然我和阿明的观点很相近，但直到2015年希腊发生Syriza灾难之前，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一次我们俩应邀参加了敦促抑制欧元区条款的德菲尔会议。

俄国朋友鲍里斯（Boris Kagarlitsky）介绍我们认识，并且很惊讶我们竟从未相遇。我们讨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动力。

第二次见到阿明是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上，我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

Vijay Prashad, 三大洲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Vijay Prashad

我在多次会议上遇到萨米尔·阿明，他是一个迷人而睿智的人，对年轻人宽容，并悉心提供指导。我从萨米尔那里学到了如何驾驭当下的局面，如何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比如，在我们看到既有秩序崩溃之际，他关于中国和全球化的文章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指引和帮助。萨米尔的主要著作——尤其是《世界规模的积累》、《去依附》——教给我们有关帝国主义的地理学，以及关于思考可操作的和必要的国家政策需要（例如去依附）； 这些策略，从战术上来说，如政府对资本的管制，至今仍然是必需的。 

我在三大洲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后一次对萨米尔的采访，成为我们的第一本出版的笔记，我们为这本笔记取名为《全球化及其替代》，应该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吧。

我怀念他的智慧。

Víctor Hugo Jijón， 厄瓜多尔人权保护委员会

从右到左：另类实践世界论坛成员：François Houtart，Samir Amin, Víctor Hugo Jijón, Firoze Manji 

我于2002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遇见了萨米尔·阿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组织和研究中心，讨论刚刚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世界社会论坛之后，另类实践社会论坛（WFA）可以开展什么具体行动。我已经读过他的一些书，与他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随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进行WFA的各项活动。

我与萨米尔的友谊深厚，尽管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在巴黎或达喀尔，而我在基多，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对深入了解拉丁美洲现实始终有浓厚兴趣，我们经常通过互联网交换有关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或政治信息。当我前往巴黎时，我也有几次在他的公寓里与他见面和交谈的荣幸。

在WFA的国际活动中，我有幸与萨米尔和WFA执行秘书弗朗索瓦·浩达（François Houtart，不幸在萨米尔之前一年逝世）一起分享观点，其中包括：2012年在基多举行的国际研讨会，讨论“人类共同利益世界宣言”议题； 2013年的阿尔及尔学术讨论会； 以及2015年的突尼斯WFA大会。

我认为，萨米尔·阿明是闻名于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曾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他将自己的一生和理论工作奉献给南方国家和独立后从殖民地遗产中解放出来的人。

从达喀尔到雅加达，从开罗到圣保罗，从巴黎到北京，几代学生、研究人员、学者和知识分子都从阅读萨米尔·阿明的主要著作中受益。无论是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政治演变，还是关于伊斯兰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他的著作始终是关于解放的指南。但是，研究活动从未使他脱离行动主义和政治参与。他谦逊、宽容。

萨米尔·阿明打破了经济思想的封闭世界，对于许多人而言，经济思想通常是完全不透明和封闭的学科。萨米尔提出了三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关于资本主义内爆和去依附的概念和政治建议；以及对世界体系的探讨。在另类全球化的公平世界到来之前，他为反思另一个更团结和公平的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萨米尔一直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组织结构条件下，在国际范围内重建联合的工人阵线，这与30或40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垄断资本得益于新自由主义， 苏联的解体，技术革命，大危机，产业转移，产业链扩张，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因此，他提出，“必须重建国际工人和人民国际组织。”

【感谢严晓辉、靳培云、薛翠的英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