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后-为爱成婚”时代的爱情与婚姻
1925年，鲁迅发表短篇小说《伤逝》，描写了一对情侣为了争取个性解放与婚姻自主而导致的悲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女性解放和西方关于爱情与婚姻观念的传入而开启了现代中国“为爱成婚”的时期，曾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遭到批判与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个体的两性之间因爱而结合成婚的观念与实践。而就如李海燕在其《心灵革命》中所指出的，现代——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爱情和婚姻——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进行，且互相掺杂，从而导致在某种程度上也未能真正地对其进行一定的反思，从而使得其后遗症延续至今。
在电视剧《三十而已》中，20世纪初期关于女性独立、爱情和婚姻家庭的论述再次出现，虽然已是一个世纪之后，但我们在其中却依旧能看到许多旧日的议题和矛盾再次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其实正是前一时期所留下的未能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剧中三位女主人公：顾佳是典型的“完美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之间都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王漫妮沪漂在上海作为奢侈品店的销售，遭遇着所有与之类似的打工仔们的困境和麻烦，并且由于逼近三十岁，也遭到家庭对其婚恋的关注和催促；钟晓芹早早成婚，但始终并不幸福，最终选择离婚，开始一段姐弟恋，但也并不理想……事业、爱情和婚姻（家庭）成为整部剧中女性们所遭遇的最大问题。
一．“为爱成婚”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爱情和婚姻（家庭）。在佐伯顺子研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作家们通过其作品而开启的由“色”转“爱”（love）的《爱欲日本：“色”与“爱”的比较文化史》中，作者发现伴随着西方“love”的进入，传统日本（完善于江户时代）的“色”（道）开始被贬低和瓦解，成为沉溺于肉体之淫欲的形象，从而被剥夺了对性的神圣性的关注和致物哀的人生感悟。而当“love”被翻译成“爱”“恋爱”时，它伴随着西方基督教家庭观在明治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而渐渐成为超越“色”的精神之爱的代名词，并且被严格地限定在西式的“一夫一妻”的婚姻之中。
近代日本明治时期关于西式“爱”的认识和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中国的参照和前奏（李海燕《心灵革命》）。伴随着个性解放而出现的现代主体所拥有的“爱”的能力，在近代影响中国至深的浪漫主义的保驾护航下，成为自我解放和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带有强烈自然性质的“爱”并非仅仅只存在于现代，而是自古有之，所谓“发乎于情”，只是“爱”（love）的概念以及围绕其所建立的现代主体却是崭新的。
佐伯顺子发现，诸如“我爱你”、“你是否爱我”这些话语在传统中并不存在（因此当许多描写古代的小说中出现“我爱你”这样的表述时，往往会让人感觉跳脱）。而当现代知识分子在其小说、诗歌、散文或是生活中反复使用这一短语时，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建构出一个现代的“爱情主体”。
由于传统夫妻（婚姻）之间并非以爱情作为核心（如“相敬如宾”是最典型的传统夫妻模式，即使晚明建构出“情”的意识形态，但在清代的《红楼梦》中，我们依旧看到贾府中贾政与王夫人之间以彼此敬重为主），因此当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想象和建构现代婚姻模式时，爱情渐渐开始成为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佐伯顺子指出，由于传统日本的“色”主要发生在游廊（妓院青楼）的游女娼妓之间，再加上“男女有别”导致男性与良家妇女之间的隔绝，而使得伴随着近代男女大防的消解，男性往往不知该如何与良家女子交往相处。伴随着“色=娼妓”“爱=良家女子”的二元对立出现，爱情和一夫一妻婚姻的结合便成为近代中、日两国现代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对于西方而言，爱情和婚姻的结合却在18世纪便已经出现。在斯蒂芬妮·孔茨的《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中，作者发现，伴随着中世纪骑士的浪漫之爱以及启蒙运动的产生，曾经建立在社会、阶级、家族和经济之上的婚姻制度遭到质疑和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个体之间因爱而结合的婚姻。但即使如此，“为爱成婚”的观念依旧在其后遭遇诸多质疑和批判，从而直到20世纪前中期才渐渐成为主流。在关于“为爱成婚”的诸多质疑中，一个最典型或许也是最有力的理由是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婚姻如果建立在个体的爱情之上，是否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随时面临着瓦解的风险？
如果一段完美的婚姻只能因为爱情而结合，那么当爱情消失，这段婚姻是否也就意味着终结？孔茨发现，这一产生自18、19世纪的担忧在20世纪纷纷出现，一方面人们根据爱情的原则来改造传统的婚姻制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由于婚姻制度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导致这一改造总是有限的，因此在爱情和婚姻之间便出现了鸿沟与矛盾。
就如佐伯顺子所指出的，当明治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们发现伴随着爱情而结成的婚姻开始遭遇日常生活的消磨时，曾经作为爱之对象的女性也渐渐失去了被爱者的光环，而成为家庭的“丑妇”。而这也不正是鲁迅的《伤逝》中的悲剧吗？作为“老师”的涓生和作为“学生”的子君之间，曾经因爱成婚，但最终依旧未能抵抗得了生活中柴米油盐的消耗。而在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对爱情婚姻的想象破灭的大都是男性，即婚姻作为“爱情的乌托邦”未能撑起他们浪漫的想象以及关于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解放和进步。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她敏锐地观察到蔓延在“五四”主流文学中的这一问题。
当范柳原开始给白流苏讲诗经、讲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时（这是颇为典型的新文学时期的爱情小说中的情节），后者面上装着在听，心里想的却是“你可以讲这些我听不懂的，但最后找房子、雇佣人这些事还得我说了算”。在白流苏看似势利精明的算计之中其实隐藏着爱情和婚姻之间深刻的鸿沟，爱情可以如雷似火的热烈，但最终落实到婚姻之中，却始终需要面对各种日复一日和精打细算。因此在《三十而已》中，曾经因热爱而闪婚的钟晓芹和陈屿最终遭遇的不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吗？钟晓芹以为可以靠一股热爱之情撑起的婚姻大厦，最终却也因为爱情的耗散而崩塌。
《三十而已》中的陈屿
而作为“完美家庭”的顾佳和许幻山之间，更体现了这一悲剧，即作为“好男人”模板的许幻山最终的出轨几乎并没有其他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我们对其的不满也很难是因为他不再爱顾佳（我们甚至需要怀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而是他对婚姻和家庭的背叛。也正是在这里，婚姻的复杂性开始浮现而直接威胁到爱情在其中的位置，即如果当爱情消失了，婚姻就随之解体，那显然是过分理想的一厢情愿。虽然婚姻制度在东西方都经过现代改造，但其中许多结构性部分却依旧延续至今，尤其当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存在于社会与国家之中，以及它所牵涉的诸如阶级、家庭和经济等问题时。
二．当下“保守”的婚恋观？
当B站上的弹幕中出现“祝英台和马文才才是合适的一对”或是在《红楼梦》中出现“宝玉保护这些女孩们的最好途径就是仕途文章”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在当下的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诸如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而导致的固化、城市化发展以及如启蒙“爱情神话”的瓦解，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与其说是年轻人婚恋观回归保守，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环境导致保守的婚恋意识再次占据主流，而势单力薄的年轻人其实并无招架之力，或随波逐流，或依旧坚持自我而承担着各种沉重的阻碍。
在《三十而已》中，王漫妮与梁正贤之间的感情或许能反映出一定的复杂性。王、梁二人的感情前期十分符合言情小说的套路，即灰姑娘遇见白马王子，而最终的转折也和《冰雪奇缘》中一样，即发现“王子”原来并非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当梁正贤反复回避王漫妮确定男女关系的要求，并且最终告知对方自己是不婚主义者时，故事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未必不可，但编剧却最终落入俗套，即把梁正贤塑造成另一个花心的“渣男”。但即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说梁对王漫妮说的都是谎言，而爱情必然也是有的，只是他们两人最终对爱情归宿的不同渴望，导致这段感情的结束。
梁正贤一度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梁正贤在香港有交往多年的女友，但并未结婚。根据恋爱自由而言，无论是梁正贤还是王漫妮对此都没有过错，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其实还是关于爱情的忠诚问题，而这一忠诚甚至延续到还未开始的婚姻之中。并且当最终梁正贤事情泄露，人们对其“不婚主义”的观念也冷嘲热讽，而忽视了梁与香港女友在一起多年确实也未结婚的事实。
《三十而已》在这里其实触碰到了当代关于婚恋中的其他模式，即除了由爱情走向婚姻之外的诸多新的选择，如选择单身或是不婚而同居，甚至是开放关系等等。但遗憾的是，这部剧并未能在其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反而再次回到主流的叙述上，即“爱情-婚姻”这一脆弱的联系。
这也是《三十而已》的局限和保守的一面，即它无法想象或是真正地反映当下都市男女生活的多元与复杂性，尤其是爱情和婚姻遭遇的危机。而伴随着传统门当户对观念从曾经的暗流浮出地表，再次成为主流，婚姻作为一项制度的特性再次显现，但经过爱情启蒙的人们已经不愿进入“无爱的婚姻”，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得过且过，另一方面就是选择不婚的人数增加。从而验证了孔茨在《为爱成婚》中发现的那个起自18、19世纪人们的担忧，即对于“爱情婚姻”的过分强调和追求，最终可能落得两败俱伤。
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人们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再次重视和美好想象，以及关于它与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而造成的各种规训和管制，也让覆盖在婚姻（制度）之上的那层玫瑰色面纱渐渐消失。当性少数开始争取婚姻权利时，我们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它不只是为了个体之间的爱情的避难所【这一美好婚姻（家庭）的图景同样来自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即伴随着工业化而导致的性别分工使得家庭成为与工作场所截然不同的领域，相比于后者的险恶和辛苦，家庭被建构为“温暖的港湾”和自然道德的避难所】，而是一项勾连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权利（权力）家庭和阶层的制度。
三.“后-为爱成婚”时代
如果起自晚清民国的现代作为“为爱成婚”的早期，那么当下或是可以被称为“后-为爱成婚”时期。一方面，爱情依旧是人们走进或是建构婚姻的重要部分，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爱情的影响早已失去了（或说是人们不再相信）曾经的力量。
言情小说中最典型的模式所传达的其实正是关于爱情的经典意识形态，即相爱的个体共同面对来自家庭、社会或是国家的压迫和反对。但如今这样的故事我们只能在网络文学中看到，而诸如像《三十而已》这样所谓表现现代都市男女感情和生活状态的电视剧中，也早已经没有这样的爱情。
钟晓芹第一次糊里糊涂地进入婚姻，有着很强的随大流缘故，就如她在离婚后所说的，是因为父母和周围的人都觉得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就必然要结婚嫁人，所以就像一项指标。因此她决定在三十岁前结婚是“达标了”。但婚姻和爱情不一样，前者需要精心经营，所以当他们都对此所知有限时也就使得因为爱的消失而选择结束了婚姻，所以钟晓芹在之后才会变得更加谨慎，并且对钟晓阳说要先找回自己，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这似乎再次回到了新文化时期，在婚姻中的娜拉最终选择出走，而开始思考自我和独立。但最终的结果如何？按照鲁迅的悲观来看，只有回家或是堕落。但今时已不同往日，选择出走的钟晓芹也有着要比曾经的娜拉更多的选择，而从电视剧的发展来看，似乎她有可能再次选择回家，只不过这一选择并非被迫，而是经过她自己深思熟虑而发生的。
《三十而已》能够为我们呈现的当代都市男女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场景十分有限，甚至也很保守，而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才会发现人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创造着新的关系模式、生活方式，新的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相处模式等等。就如福柯晚年在采访中所指出的，现代的人际关系模式十分有限，要想创造新的相处模式仅仅依靠想象是颇为狭隘的，只有通过个体们积极地实践才能创造出新的关系。因为想象总是有限的，而实践和行动却开启着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