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图书馆走红背后：不应忘却的图书馆专业主义
按：吴桂春先生给东莞图书馆的留言一度刷遍朋友圈，媒体对他和图书馆的故事进行了许多后续报道和解读，但在人物的命运之外，对于新闻中的另外一个主角——“公共图书馆”却鲜有深入的讨论。随着议论的热潮逐渐平息，我们反而有望更深刻而冷静地回看这一事件。翻书党邀请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肖鹏撰写本文，从这一事件出发，以专业化视角谈谈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
吴桂春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常识”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吴桂春先生给东莞图书馆这则留言，见诸媒体一个多月，一度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热议，而今这股热浪有所消退。可是，在这退潮时分做一省思或许更有意义，毕竟，在没有波涛的沙滩上，我们才能朝深邃的大海走得更近一些。
这次的“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并非这些年来公共图书馆第一次“刷屏”。几年前，杭州图书馆如东莞图书馆一度火爆网络。当时有流浪汉和拾荒者进入杭州图书馆遭到投诉，时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的褚树青先生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这句话最常见的解读是“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与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专业观点和专业精神正面相逢。
不知道读者们发现没有，从杭州图书馆到东莞图书馆，两次事件时间有前有后、地点或东或南、主角有馆员有读者，但都与“特殊群体”或“弱势人群”相关。流浪汉、拾荒者或外来务工人员（或称“新产业工人”）等群体，常常由于经济、身体、文化或其他方面的特殊性，在各类社会活动中处于弱势位置，需要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与关怀。新世纪以前，传统公共服务体系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主要聚焦于帮援、经济等层面，文化服务相对较少。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下意识将特殊群体与图书馆联系起来。提到图书馆用户，第一个蹦出脑海的形象，往往是捧书细读的学生学者、或者文质彬彬的教授专家。这两次事件之前，我们在潜意识中或许很少意识到：图书馆平等地接受流浪者和拾荒者是完全合理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享受书籍与阅读的美好也是完全合理的。
东莞图书馆
这里有一个惯性思路：图书馆既被称为“知识的海洋”，那就应该让有知识的人去遨游，其他人在海洋里会不会溺水？然而，这样的惯性思维与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无疑是悖逆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第一要义，是保障平等的阅读权利和图书馆权利。我想，图书馆的真面目绝不如大海那般让人敬而生畏，它有沙滩的趣味、有泳池的快乐，善泳者可以纵深而去，不善泳者也可以探探水、学学游，最终成为个中能手。
我们一位学生曾就这两个“出圈”的事件提问。她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两所图书馆会陡然走红，“平等地接纳任何一位民众、保障他们使用图书馆的权利，不正是公共图书馆最应该做的事情吗？”她问，“东莞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无疑是业内最优秀的公共图书馆之二，可它们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些年的服务创新、业务发展或其他专业的原因得到赞赏，反而因为完成了一项日常的工作而获得社会的关注？”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说，保障人们平等的阅读权利与图书馆权利，是现代公共图书馆最核心的特征，也是其最基本的服务内容。但由于缺乏深厚的公共图书馆文化和普遍的公共图书馆教育，对于“什么是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什么资源和服务？为什么公共图书馆要平等地接纳每一个人？”这些问题， 答案还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识”。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作为一名高校的青椒，我的本职是研究图书馆与信息社会，不止一次有朋友带着疑惑的表情：“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图书馆了，这个满是手机和电脑的时代还需要图书馆吗？”
我想，所有读者们都能猜得到，我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需要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
在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不是一栋建筑物，它是一种制度安排。或许幸运的你从来不生病，但医院的背后是一种医疗制度，救护人们的身体。或许幸运的你从未领过低保，但作为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生活最低保障制度，它给许多人以继续生存的可能和继续生活的希望。公共图书馆可以是一个自习的场所，可以是一个吹空调的好地方，也可以“高大上”地被称作人类记忆和文明的保存装置，但在现代社会，它首先是一种以平等为基本理念的知识福利制度。在知识无所不在的今天，或许随手可以从网络上检索到想要的信息，或许随意可以买到想看的书籍或课程，但不要忘记上面反复提及的那四个字，那是一个“幸运的你”。“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菲茨杰拉德如是说。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人类老早就建立了闻名东西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宁波天一阁……莫非当时的人们就具有此般现代化的意识？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随意地使用“图书馆”这个名词，但古代意义的藏书处所和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完全不是一个事物，古代的守藏官员和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员也有着本质的差别。
关于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某种程度上，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原型是“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学术上叫做“美国图书馆模式”（American Library Model）。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有先进的工具、方法，同时有3个极其突出的特征：由政府维持、由税金支持、向所有人开放。这3个特征让一栋存储书籍的建筑物，逐渐转变为一种制度，最终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支柱之一。
有趣的是，“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的理念、方法或工具，大部分都不是美国的独创。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曾指出，欧洲对美国图书馆事业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从直接影响的层面来讲，“图书俱乐部、社会图书馆和流通馆藏全部都来自‘欧洲模式’（European models）……”。苏格兰图书馆协会会长、爱丁堡公共图书馆馆长Ernest A.Savage在1941年就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点出，“美国图书馆模式”中的许多元素早已有之：
“开架制（the open shelf）是（各类想法中）最古老的主意。图书分类是一个中世纪、甚或古代的技术方法；图书编目……在15世纪即已存在……我一度以为阅读清单（reading list）和合作编目（co-operative cataloguing）是新的创举，但后来还是发现灰袍僧们（Grey Friars） 在13世纪就已经用过这两种方法了……”
再进一步，“公共图书馆”的想法最早源起于欧洲，其充分的诠释归功于19世纪中期英国公共图书馆的立法；图书馆的主题目录可能来自牛津大学图书馆；铁书架则是法国的产物……而美国图书馆界的贡献在于，他们最早将这些理念、方法和工具较为完美、和谐地统一为一种模式，并使这一模式真正地发挥效用。
这种“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在20世纪上中叶随着美国影响力的扩大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模式阐述了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理想中的公共图书馆制度又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但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建立这样的图书馆和匹配的制度？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和文化底蕴都不同，它们在接纳“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时，伴随而来的往往都是漫长而曲折的本土化过程，探索公共图书馆嵌入本土文化、制度的可行路径。
中国的本土化历程真正开始于110年前，远渡而来的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在武昌建立了“文华公书林”，成为中国当时最富“美国式”特质的公共图书馆；而在十年之后，也就是刚好距今100年前的1920年，韦棣华女士和她的学生沈祖荣先生等仿照西方的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在武昌文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科（即今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这里是中国专业图书馆员最重要的摇篮，近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策源地之一，也是推动美国式公共图书馆本土化的中心地带。
到了最近20年，中国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方面早已摆脱本土化的窠臼，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图书馆路径”。随着党和国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公共服务，公共图书馆的制度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迅速崛起，积累了发展中国家建设公共图书馆的独特经验，在世界图书馆界颇受瞩目。
东莞图书馆内部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东莞图书馆是一所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创新、一直饱满活力的机构。此次事件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是杭州图书馆之后第二次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普及；对于业界和学界来讲，也让我们更加重视图书馆事业专业化的必要性与想象力。因此，对于上文那位学生的提问，我的回答是：“如果是一个大门封闭、卡要押金、书籍破败、空间落寞、馆员冷酷的公共图书馆，配得上读者的深情不舍吗？”民众和媒体的嘉奖有其合理性，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对图书馆的深情以及图书馆对一个人的温情，这些东西恰恰是服务创新、业务发展和其他专业实务的目的所在，而真正的专业性应该体现在润物的无声之中，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实践之中。对于公众而言，我们呈现给他们的应该是冰山一角。这一个“角”，我想就是所谓的“适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能让民众有这些“感”，则你的专业性是值得质疑的。
当然，作为学界、业界的人，我们要深挖一“角”之下的冰山。尽管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也必须做得更好。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事业的范畴，说句老实话，“文化”在城市发展和规划决策中总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因此如何争取政府的重视，如何让民众共享成果，如何在基层的街道、镇村一级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布局，还需要更多的重视和关注；从读者的角度来讲，也还有更多的“吴桂春”未能享受到充分、高质的阅读资源和图书馆服务。面对这些困难，以东莞图书馆为代表的广东图书馆界长年以来了积淀的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的形成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但本质上，它们得益于图书馆人深厚的专业主义和创新精神。
举一个例子，即东莞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Anytime”服务的追求。公共图书馆要发挥作用，首先要开放，既然要开放，开放时间和开放时长自然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从相关要求的层面来讲，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平均开放时间很可能是全世界最长的，周末和假期都必须开放、晚上的闭馆时间总体上也是比较晚的，但即便这样，仍未能充分满足民众的需求。2005年，在东莞图书馆新馆开馆之际，该馆南门外设立了可供用户自主阅览图书、自主办理借还手续的自助图书馆，这是国内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自助图书馆，首次实现了实体图书馆的24小时开放。在这一基础上，东莞图书馆又推出国内首台图书馆ATM机，完善全天候自助服务，建立了覆盖全市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体系，从“Anytime”进一步走向“Anywhere”。200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授予东莞图书馆“国际创新奖”时，称赞其为“Never-Closed-Library”（永不关闭的图书馆）。
上述案例只是东莞图书馆多项业务创新中的一个案例。新世纪以来，东莞图书馆树立了以“休闲、交互、求知”为中心的新型图书馆建设理念，与本土动漫产业结合首创东莞动漫节，成为国内第一个获得政府质量奖的公共图书馆，成为当之无愧的公共图书馆卓越绩效管理实践引领者，等等。
我们把脚步再退后一点，让视野更宏阔一点：东莞图书馆本身又只是广东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一个代表。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广东可谓“百花盛开”之地。十余年前，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就把广东省公共图书馆建设经验归纳为“岭南模式”，包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流动图书馆”模式;深圳图书馆的“图书馆之城”模式;广州市创立的由政府主导的图书馆发展模式;东莞图书馆创立的“集群图书馆”模式;佛山市禅城区的“联合图书馆模式”。这些年，广东又相继在总分馆制、基层服务融通融合、法人治理改革、社会力量参与、文旅融合等领域展开卓有成效的探索，不断突破了传统思路，以创新的、专业的路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适用性不断加强，让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不断提升——上述这些话是政策文本里常用的话语，如果用大众的、通俗的言语来表达，应该是:这么多的工作、探索和创新，其目的就是让公共图书馆（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成为一种空气一样可触达的东西，使其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更高的维度来讲，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对国民素养要求不断提高的中国，一定要坚定地开展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教育和科普，一定要让公共图书馆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说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这趟车恐怕再也慢不下来。在这趟列车上，人们对知识的焦虑感油然而生，这几年，“知识付费”的概念腾空而起，便是这种焦虑感的延伸。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条件为知识付费，很多人用尽全部的盘缠也换不回一张上车的车票，在这些时候，公共图书馆可能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救赎。在这个满是手机和电脑、互联网甚至“结满了雕梁”的时代，人类却面临信息鸿沟危机与不断增大的生活焦虑，公共图书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温情。
公共图书馆作为“职业”和“志业”
在中国，公共图书馆理念和精神还需要普及，公共图书馆还需要持续发展，可以说，要维护人类文明的这一份温情，呼吁专门的投入与专门的资源，更呼吁专业的人才。在东莞图书馆走红的背后，在广东珠三角、上海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背后，得益于专业图书馆人才的支撑。有活力、有创意、有理想的专业图书馆员，是公共图书馆制度最坚实的保障。然而，中国地域广阔，图书馆人的未尽之事太多。
笔者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身处各个行业的普通人，目前可以为祖国做些什么？”，谨以此回答（有修改）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觉得自己能给出的回答恐怕没有那么特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得更好，就是对祖国最大的贡献……我是做图书馆学的，说白了，就是研究图书馆的。或许有些同志觉得图书馆没啥好研究、图书馆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是吗？
图书馆是重要的。拿公共图书馆作为例子。有人说他们在大学毕业后从没去过图书馆。书那么便宜，去什么图书馆呢？这或许因为，现代的公共图书馆不完全是为高知识、高收入群体准备的……图书馆的背后，是一套现代社会的文化制度、福利制度，尤其重视对底层人群、基层人群和特殊人群的服务。进一步来讲，由于当前对书籍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其实有很多阅读素材是通过盗版的形式获得的。君不见，一个硕大无比的起点中文网，摒除影视改编等收入，在“卖文”方面的成绩并不算突出。未来知识产权机制一定会更为完善，此时图书馆的价值会更加突出和明显——它是最重要的版权豁免机构之一。
我们知道，在某些地方，那里的图书馆、图书室从未开门，图书馆甚至沦为商业活动的场地，很多图书馆的经费被一刀横断……这需要政府重视和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但在资源层面之外，要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专业的图书馆人才一定是最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一种制度、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中国培养的专业图书馆员还远远不够，专业缺口很大。图书馆的专业性，早就不是编目、上架和借阅了——如何在每年50万种出版读物里，向读者靠谱地推荐一本图书？如何与社会组织、商业公司达成合作，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带到你身边的公园、书店和咖啡厅去？如何帮助老年人学会使用微信、微博和抖音，和远方的儿女通上一个话？如何提升未成年人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水平？如何在互联网上开展营销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公共图书馆，告诉他们图书馆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上述问题和更多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追逐更多具有想象力的回答，这是一个不断在探索、不断在成长的职业。
对于很多人来讲，图书馆事业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事业。可当中国的阶级差距，越来越多地不体现为经济的差距，而是体现为知识的差距时，一个图书馆员或一位图书馆学研究者能为祖国做出贡献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参考文献：
1. 肖鹏.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18(02):23-28.
2. 程焕文.岭南模式：崛起的广东公共图书馆事业[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03):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