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汉晋时期氐人的分布、迁徙与变乱
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匈奴郝散反，引发了氐帅齐万年的叛乱。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提议将占据关中人口半数的氐、羌以及并州的匈奴、荥阳的高句丽全部遣返故地，但晋廷并未采纳。一般认为，内居与汉人杂处的戎狄之所以叛晋，主要原因是由于“边吏扰习”，即《徙戎论》所谓“侮其轻弱”，由于“受方任者”的州牧太守，“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简言之，即这些族群的反抗是由统治与被统治的族群之间的矛盾所引起来的，而不是这些族群与汉人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马长寿《氐与羌》）
两汉魏晋时期是氐人发展历史的重要时期，是把握氐的主要历史特点的重要时期。梳理这一时期的氐人的迁徙与分布情况以及中原各政权对其的政策发展变化，有利于理清氐人参与齐万年叛乱的真实情况。
一、两汉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有关氐人的早期分布，马长寿先生依据相关史料进行考证，证明氐人的原始分布和秦汉时氐人分布中心大体是一致的。自冉駹（嘉戎）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人分布所在。依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等的记载，秦汉时期氐人具体分布在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下辩道（治今甘肃成县西北），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天水西南），阴平郡的甸氐（治今甘肃文县西）、阴平道（治今甘肃文县东）及广汉郡的刚氐道（今涪江上游），蜀郡的湔氐道（今岷江上游）。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这是氐地开设郡县之始。在此之前，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可见氐人是有首领的多个部落集团。汉武帝开郡立县时，氐人受到排挤，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故《魏略·西戎传》称：“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这样的拓边政策很快激起氐人的不满与反叛，随之而来的是西汉政府对其征讨与迁徙。
氐人的第一次反叛发生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遣兵平叛并将一部分氐人迁徙至酒泉郡（治今甘肃嘉峪关）。这次迁徙对氐人来说是被动的，却使河西地区开始成为了氐人的一个聚居区域，氐人的分布区域第一次由以武都郡为中心的地区扩展至河西走廊。氐人的第二次反叛发生在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西汉政府再次遣兵平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氐人并无叛乱之事发生，直至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氐人趁机再次进行叛乱。两汉之际隗嚣割据陇西地区，氐人大都依附在陇蜀地区。
东汉建立后，隗嚣表面上归附刘秀，私下却联合公孙述作乱。在这场叛乱中，氐人豪酋齐钟留与当时的武都郡丞孔奋“共为表里”击退攻打武都的隗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武都郡的部分氐人归降东汉，不仅得到“复其侯王君长”的待遇，而且“赐印绶”。来降的氐人政治地位得到了证明，其首领也有了行使权力的依据。由于氐人帮助平叛隗嚣之乱，并主动归降，东汉政府封其首领王侯，赐予印绶，采取拉拢安抚的措施，使得氐人终东汉一朝都未再得反叛。
两汉时期是氐人被纳入中原政权统治范围的开始，在此之前，氐人为中原人知晓不多，因之史载不详。西汉开设郡县“排其种人”的拓边政策激起氐人的不满与反叛也由此引发氐人的第一次迁徙，这次被动的迁徙使得氐人由原来的以武都为中心的汧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地区外，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形成新的分布中心，即《魏略·西戎传》所说的氐人“或在福禄”，这对后来以氐人为主建立的后凉政权，多少准备了一些条件。两汉对待氐人的政策也为后来的曹魏所借鉴，并进一步强化。
二、曹魏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发展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氐人的势力也逐渐兴起。当时在陇蜀之间有两大氐人势力，一是兴国城地区（今甘肃秦安东北）的兴国氐王阿贵，一是仇池山地区（今甘肃成县西）的百顷氐王杨千万，两王各拥氐众万余落。而武都下辩等地有氐帅雷定等七部，拥氐众万余落；河池也有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人余。此外，还有许多无名王侯小帅分布于各墟落间。这些氐人势力引起军阀们的注意并成为各方军阀争夺与利用的对象，稍后其居住地区又是曹魏与蜀汉必争之地，这就意味着氐人不得不卷入汉末军阀混战之中。
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关中诸将反于潼关，“汧氐反”响应马超。十八年（213年）马超据汉阳，百顷氐王杨千万响应马超，屯兵于兴国。次年，马超率领氐、羌之众数千人与张郃战于渭水。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领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氐王窦茂率领部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二十二年（217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从沮道进攻下辩，氐帅雷定等七部万余落起兵响应。面对这样的情况，曹操奉行“剿灭穷寇、威服后方”的方针，先用兵后迁徙。（马骁《三国时期民族关系思想探析》）首先是用兵，曹操先派遣夏侯渊西征，灭阿贵，逐杨千万入蜀，击破韩遂的氐、羌联军，攻灭兴国氐；再遣张郃攻破武都氐，等到曹操的大军到达河池时攻灭窦茂。其次面对氐人余众，曹操害怕再发生叛乱也为了便于对其控制，于是采取迁徙人口的策略。依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曹操对氐人余众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被徙于扶风（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守善者”分留天水（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南安（治䝠道，今甘肃陇西东南）界。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与刘备汉中之战，刘备势力占领了汉中，对关中三辅产生威胁。“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逼贼，前至者厚其赏宠，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当时曹操认为武都孤远，害怕为刘备所得，于是听从张既招徕安定的建议，派张既到武都，迁氐人五万余落至扶风、天水界内。不久，又派遣杨阜再次迁武都汉民、氐、傁万余户于京兆（故治在今西安西北）、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南）、天水、南安、广魏（即略阳）等郡县之内。（杨阜移氐北上之事，分别记载在《三国志·魏书》本传、《华阳国志》卷二及《魏略·西戎传》中，马长寿先生综合考述认为，杨阜所徙之氐乃分置于京兆、扶风、天水、南安、广魏五郡之内。）除此之外，曹操还强征氐人的粮食。夏侯渊击武都氐帅于下辩时，“收氐谷十余万斛”（《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渊传》）。张既从散关入讨氐人时，“收其麦以给军食”（《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经过曹操数年的经营，基本稳定了陇蜀间氐人的形势，一些反叛的氐人王侯如杨千万、阿贵、窦茂等，或孤身投奔刘备，或为曹操所灭，大部分氐人余众则被曹操迁徙至关中和陇右一带。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了魏，曹丕是为魏文帝。曹魏建立后，陇蜀之间的氐人虽然大的反叛已不再，但武都郡的氐人仍“有万余落”，且“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书》卷三〇引《魏略·西戎传》）。然而此时氐人已愿意主动归降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部附魏，魏文帝曹丕将其安置在汉阳郡。青龙三年（235年），武都氐苻双、强端率六千余众降魏。次年，武都氐王苻健及氐人四百余户降蜀汉，后主派张尉等前往接应。然而此时氐人内部发生分裂，苻健弟率四百户降魏，苻健只身入蜀。
氐人态度的大转变一是源自对曹魏强大武力的惧怕。夏侯渊、张郃与马超、韩遂联军的战斗中，先败于显亲，再攻击羌人所在的长离，又进军兴国，转攻高平屠各，一路穷追不舍，终使马超与韩遂大败，“河西诸羌皆降”，“太祖每引见羌、胡，以渊畏之”（《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渊传》）。可见夏侯渊对这一地区羌胡的威慑力。氐人多次与夏侯渊交战，不可能没有领教到对方的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夏侯渊在征讨的过程中对反叛的氐人所采取的政策，他们摄于兵威转变态度主动归顺。二是曹丕对于曹魏周边的族群抱有包怀之心，主张以德服之、怀柔容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王沉《魏书》曰：
初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王得降书以示照曰：“前欲有令吾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这一段材料虽然是曹丕对处理卢水胡问题的展现，但是曹丕言语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一直是其在位期间的重要指导方针（马骁《三国时期民族关系思想探析》）。正始元年（240年），姜维出兵陇西（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魏将郭淮出兵迎击，迁氐人三千余落以充实关中。这是史书记载曹魏最后一次将陇蜀之间的氐人内徙进入关中地区，由此曹魏对氐人的内徙最终完成。
为了便于对内迁氐人的管理，曹魏在氐人集中区设有安夷护军，治美阳（属扶风郡，今陕西武功西北）；抚夷护军，治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这种护军制度是从秦汉以来的“护军都尉”“护军中尉”等职官演变而来。它以护军将军率军为营，战时参战，平时驻守于族群杂居、易生动乱的郡县，后以护军和郡县一级相结合，以军事长官（护军）兼郡太守，进行军政统治。护军除了管守地方外，还经常抽调出征。正元二年（255年）冬十月，高贵乡公曹髦因洮西之战大败，下诏“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三国志·魏书》卷四《三少帝纪》）。从上面这份诏书可以看出，安抚夷二护军管辖下的内迁氐人亦耕亦战，具有兵民合一的性质。护军制对后世的地方行政机构影响较大，十六国时各族在西北所建政权中，大多设有护军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
综上所述，曹魏是氐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氐人迁徙分布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氐人的迁徙方向主要是从原分布区域转向关中和陇右地区，关中地区的氐人集中分布在京兆、扶风、始平，以扶风郡最多，陇右地区的氐人则是分布在天水、南安、广魏。曹魏在借鉴两汉政策的基础上，采取“剿灭穷寇、威服后方”的方针，先用兵后迁徙，并设立安抚夷二护军管辖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氐人也对曹魏由对抗的态度转变成主动归降，接受曹魏的统治，从此氐人布满秦陇与汉族杂居。
三、西晋对氐人的政策及齐万年暴乱
元康六年（296年），发生了以氐人齐万年为首的匈奴、马兰羌、卢水胡、扶风氐的联合大反叛。这次反叛源于元康四年（294年）并州谷远县的郝散之变。郝散是匈奴人，杀上党郡长吏。不久，郝散宣布投降，率众向洛阳进发，路过雍州境内被冯翊都尉所杀。至元康六年夏，郝散弟度元为其兄复仇，联合冯翊、北地二郡间的马兰羌和卢水胡共同起兵，杀北地太守张损，并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马兰羌和卢水胡为什么参加这次变乱呢？傅畅在《晋诸公赞》中记载得很清楚：
司马伦，字子彝。咸熙中封赵王，进西征，假节都督雍、梁、晋诸军事。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朝议召伦还。
此言胡、羌起事是由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数十人所致。《晋书·赵王伦传》的记载比较隐晦：
（伦）镇关中，刑赏失中，氐、羌反叛。
其意与《晋诸公赞》所记相同。《晋书·解系传》等记载：赵王伦重用孙秀为相，杀羌酋事皆秀受赵王之旨而行，故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各具表奏伦之罪恶，并请诛孙秀以谢氐、羌。从此可知，滥杀羌酋一事已经成为当时朝野之间的公愤了。晋廷对此公愤无法平息，接着就发生了同年秋八月“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晋书》卷四《孝惠帝纪》）的事件。
齐万年是扶风郡氐人。潘岳《上关中诗表》里说：“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马长寿先生认为齐万年是编户可能不是上层，能够代表一般氐、羌民众的利益。由于文献缺乏，很难精准地确认齐万年的身份。但此时扶风郡的氐人已经被晋廷编户，齐万年无疑是扶风郡的编户。
据各种片段的文献记载，齐万年的根据地在陇山一带。元康六年，齐万年率羌、胡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晋廷派遣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氐、羌。七年（297年），齐万年的主力军队七万人移驻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企图以此进攻长安。晋廷以梁王司马肜为大都督、督关中军事，屯军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南）。齐万年与晋将周处、解系、卢播战于六陌（今陕西乾县东北），晋军大败，周处被杀，卢播诈论功绩，被徙于北平（今河北满城北），许多士卒变作了俘虏。关中的州牧郡守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吏都张皇失措，逃遁奔窜者相望于道路。六陌一战后，齐万年和其他联军统帅分兵攻打雍、汧、陈仓等地。其时，围攻雍城的联军由齐万年直接指挥。晋廷方面看到雍城危急，速遣孟观率军往援。孟观与联军大战十余次，身当矢石，攻下美阳县西的中亭。孟观又继续北上，直趋雍城；另有别将何恽领兵二万继其后，雍城之围遂解。齐万年于此时被擒，槛送洛阳。时为元康九年（299年）正月。
齐万年叛乱曾波及原氐人分布地区，“元康六年……关中氐及马兰羌反，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武都“郡罹其寇，晋民流徙入蜀及梁州”（《华阳国志》卷二八《汉中志》），当时武都郡地方政府已被摧毁，氐人各部处于无所统属的状态中。当齐万年起兵反晋时，杨茂搜率领所部四千家返回仇池。杨茂搜是杨飞龙养子，晋武帝时杨千万之孙杨飞龙继为氐王，势力渐盛。晋武帝假杨飞龙为平西将军，杨飞龙死后，杨茂搜袭其位。杨茂搜此时率部返回仇池，群氐推以为主，很快据有阴平、武都二郡。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成为仇池、武都和阴平实际的统治者。齐万年叛乱平息不久，永嘉五年（311年）刘曜攻陷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关中诸氐也归附于刘汉。齐万年从元康六年八月称帝，至九年正月被擒，前后凡两年半，此次叛乱对西晋的打击很大。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相继而起的局面。
梳理史料可以明确地发现，氐人对中原政权的态度，由西汉时期的反抗转变成主动归降。从东汉到晋武帝去世之前，不论是滞留在武都地区的氐人，还是陇右与关中地区的氐人，都未发生叛乱。晋武帝去世后，氐人齐万年联合其他内徙族群进行大反叛。关于这次反叛爆发的原因，时人江统在其《徙戎论》里将原因归结于“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当代学者如唐长孺先生认为，发生叛乱的原因除了企图解除本来的奴役以外，反抗司马伦与孙秀的加重压迫也是一个原因。马长寿先生认为，晋廷以加重剥削和奴役的办法对待内迁的族群（包括氐人编户）是主要原因。后来的研究者也大多沿用唐长孺、马长寿两位先生的观点，但却忽略了一点，即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被编户之后，何以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进行反叛？
西晋时期氐人的问题上溯两汉，近及曹魏。氐人从那时起已被内迁，并与汉人杂居，他们共同生产、生活，从而渐习汉风，走向了汉化的道路。凡内徙族群，不论其差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是从事情农耕、定居，但他们在社会习俗上还保留自身习惯。从战国以来，氐人经济生产已主要是农耕。《魏略·西戎传》对氐人的生产、生活、习俗情况记载得很清楚：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
《后汉书·西南夷传》云白马氐：“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这些记载表明，氐人是以农耕为主而兼营畜牧的。《魏略·西戎传》所云，似指陇右地区氐人的情况，而《后汉书·西南夷传》是指陇南地区氐人的情况。川西北的氐人居住区，如前所示湔氐、刚氐、甸氐道地区，经济生活又略有不同。如岷江上游的冉駹之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被内徙至关中的氐人，其经济活动内容大概是以农耕为主。郭淮任雍州刺史时，诸葛亮北伐到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三国志·魏书》卷二六《郭淮传》）。《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记载同一件事时说道：“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当时关中的内徙族群主要是氐与羌，所谓的“关中羌胡”必然包括氐人。氐人与汉人编户、羌一道担负起曹魏大军的后勤供应。
关于西晋时期，内徙族群编户缴不缴纳贡赋的问题，曾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唐长孺先生认为，司马骏所封的氐户就是课田的近夷，他们直属州郡，成为编户。马长寿先生认为，西晋初征收编民的田租户调皆较汉魏为重，与此同时，氐户在兵役上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尹波涛在唐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西晋政府将内迁的氐人化夷为民，使氐人交纳赋税，承担劳役（尹波涛《略论西晋时期的“用夷”论与实践》）。如前所述，曹魏多次迁徙氐人，保留其部落组织，为了与汉人区别对待，设置安夷、抚夷护军管理关中地区的氐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上》云阳县条：“本汉旧县，属左冯翊，魏司马宣王抚慰关中，罢县，置抚夷护军。及赵王伦镇长安，复罢护军。”抚夷护军作为低于郡而近于县的一级地方军政机构，拥有实际统辖地区。护军既是军职也是地方长官，其管辖下的氐人战时参战，平时从事农耕生产。西晋撤销了安夷、抚夷护军，晋武帝以汝阴王司马骏为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扶风郡的氐人身份得到了转变，解散部落组织，成为封国直接统治下的编户，与汉人民众一起纳税服役。
虽然经过曹魏多次迁徙，但内徙至关中地区的氐人仍然是聚居在京兆、扶风、始平几处，未能得到分散。虽然关陇地区除内徙族群居住外也居住着大量的汉人，氐人与汉人杂处，通晓汉语不可避免的接受汉化，但其部落认同还在，“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值得注意的是，齐万年起兵时，杨茂搜率领一支氐人民众返回仇池，群氐推以为主，保有武都、阴平二郡。杨茂搜此举虽是避乱，但也从侧面证明氐人的部落认同仍然存在。
如前所述，齐万年叛乱源于郝散之变，当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之后各族群的怒火被点燃，“秦、雍氐、羌悉反”。相较于曹魏的护军制度，西晋采取的编户政策较为激进，以及虽然解散氐族部落组织，但其部落认同依然存在，内徙的氐人纷纷投入到这场反叛之中，企图脱离西晋的统治，从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给予西晋沉重的打击。
结语
上溯两汉，至于曹魏，终于西晋，氐人完成了其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氐人迁徙频繁，其分布地区除了原来的以武都为中心的汧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地区外，在关中、陇右和河西地区又形成了新的分布中心。内迁的氐人虽然与汉人交错杂居，但却集中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其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人口发展很快。曹魏在借鉴两汉政策的基础上，对其多次用兵与迁徙，并设立安夷抚夷二护军管理关中的氐人。西晋将关中地区的氐人由护军所属变为封国直接统治下的编户，解散其部落组织。郝散之变后，由于赵王司马伦滥杀羌酋，点燃内徙族群的怒火，各族群纷纷起兵反晋。由于西晋对氐采取了激进的编户政策，以及当时并不具备解散氐部落组织的条件和齐万年个人的政治野心，已经被编户但部落认同依然存在的关中氐民在齐万年的带领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投身于西晋末这场内徙族群联合大叛乱中。正如福原启郎先生所言：“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前，内徙的非汉民族，尤其是内徙于北境的非汉民族内乱频发，并且超越了族群的框架，形成了一些反叛集团。”（福原启郎著，陆帅译《晋武帝司马炎》）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张兢兢老师、张仲胤同学和梁文力同学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