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在10万人头上的1cm

要炸堤泄洪的消息传遍了全村。

“……形势非常严峻……老人小孩迅速赶赴高处，不在村里待着，其他电话通知家人并相互转告……”

7月12日早上，王家村村干部王末霞在朋友圈通知村民往高地撤离 受访者供图

7月12日清晨，接到村长在群里发出的通知时，余干县大塘乡和平村的居民彭小山正在养殖场地给蛙喂料，天气阴阴的，一副快要下雨的架势，他没有太在意。

中午回到村里，他看到有人拎着大包小包搬家，拆空调的拆空调，拆电器的拆电器，见面也喊一嗓子，“还不搬啊！”

江西北部已经连日暴雨，鄱阳县多个圩堤决口，洪水冲进道路，覆没了田地和房屋。7月11日23点，康山水文站水位达到了22.45米，比1998年历史最高洪水位还高0.02米，但还未到达分洪水位。

彭小山也开始着急了——他居住的大塘乡与另外7个乡镇一起，在1966年被划分为鄱阳湖康山蓄滞洪区，占据余干县近15%的面积。一旦鄱阳湖分洪，蓄滞洪区里的10万人将成为灾民，彭小山处于低洼地的25亩蛙棚和饲料仓库会尽数被淹。

康山蓄滞洪区位于鄱阳湖东岸，上饶市余干县城西北部 高德地图

他的担心并非由来无据。江西省防汛办和长江委在10日起对外发出的讯息中，多次提及“提前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蓄滞洪区，指河堤外临时贮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当长江和鄱阳湖防洪压力渐长，需把超出库区能力的洪水主动导入蓄滞洪区，保护长江沿线城市不因洪水灾害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它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现代洪水治理疏堵结合的逻辑，也意味着下游居民做出的牺牲。

水位上升的每1cm，都悬在康山村民们的头上。

洪水来了吗？

7月初，雨水刚来时，彭小山没把这跟洪水牵扯起来。7月9日的晚上，暴雨下得猛烈，他刚送10岁的大女儿去县城上舞蹈课，回到养蛙的场地，就看到大棚里水漫起来。

夜晚本是蛙活跃的时间。雨打下来，它们却纷纷躲到角落的泥洞里，感到惊吓，跳来跳去的。彭小山不由得开始忧心，养殖是一场赌博，“靠天吃饭。”

彭小山位于低洼地的蛙棚 文中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去年，彭小山凑了30万，购置了种苗，建了50个池子，挖土、灌水、消毒、围网，一点点把棚子搭起来，饲料、人工、水电花费都高，“烧钱模式。”但他看着黄豆大的蝌蚪前脚在一夜之间长出来，变成青蛙，即使每天喂料一圈后满身腥味，他也心里欢喜，想着明年如果市场好，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这天夜里，睡不着觉，彭小山穿上雨衣，拿着手电筒巡逻蛙棚，又用水泵抽了三个小时，一晚上起身两三趟，才把棚内的水位降下来。

蛙是两栖动物，但是成蛙后只喜欢用水湿润身子，长时间浸泡，雨水滋生细菌，蛙会得病。站在场地边上的一片黑寂里，彭小山一根接一根抽烟。

第二天，雨停了，意味着内涝不会加重。但上游的洪水仍然让人担忧，是距离蛙棚20多公里外的康山大堤挡住了来自鄱阳湖的水。大堤长36.25公里，西起瑞洪镇驾湖村，东至石口镇院前村，其中围着的区域便是康山蓄滞洪区，在北部与鄱阳湖分界。

从8日开始，康山水文站监测到的水位就超过了警戒水位，没有回落的意思。

在新闻和抖音上，彭小山见识过今年鄱阳湖的水势，很多个视频里，洪水没过坝顶，流入村庄，“今年洪水怎么一下子这么严重？”他纳闷。

彭小山性子勤奋，在自家门口还开了一家五金店。12日村里发出搬家通知后，他把进水会损坏的开关、插座、电器搬到二楼。14日，又把仓库里三四吨的饲料搬到车里和高地的亲戚家，预计到可能会有的损失，他开始省钱，“为了百来块，自己卸了。”彭小山联系了蛙厂，做好了泄洪“有多少卖多少”的准备，脑海里只有蛙在大水里漂浮的场景。

彭小山听到分洪传言的当天，康山乡王家村，56岁的王丽春坐在小卖部里，也在早上听到村里有人敲锣，“洪水过了警戒线，低地的人搬东西到高处去……”

她有些心慌，大家都站在门口，犹豫要不要撤离。她和老伴、孙女住在一栋外墙没有修整的2层砖房里，一楼是店铺。

女儿、儿子10年前分别离开家，在广东、西安打工。王丽春用的是老人机，她记不得孩子的手机号码，只有等他们打来电话，“儿子女儿都说有大水要接我过去，我不去，就在家里。”王丽春很倔，她舍不得住了20年的房子，料想如果水退掉，得有人来清理。

到下午，她也忍不住搬起了家什，还在读小学的孙女也拿着小卖部的东西，跟在后面跑来跑去，“她不懂，以为很好玩。”

村里的路还不平整，一年前王丽春摔了一跤，现在脚踝还疼，她搬不了多少东西，家里楼梯也窄，眼看着冰柜和冰箱搬不走，她饭也吃不下。

到晚上，她一听到动静就会醒来，到窗台上去张望，发现邻居都没睡。她的屋子离大堤不远，迷迷糊糊，她能看见大堤上有灯光，解放军和守堤村民走来走去。

王丽春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居民，她念着大堤的安全，那是她童年时下水捉龙虾的地方。

离大堤六七里，51岁的村民王忠林的房屋建在王家村西边。12日收到村干部的通知后，王忠林把儿子妻子都送到亲戚家，把被褥、施肥、好几捆稻子、还有在读八年级小儿子的教科书和溜冰鞋搬到了三楼。

王忠林小儿子的教科书，被搬到家里楼上

王忠林搬到三楼的被褥

他还惦记着种了一季的稻谷。天色晚了，他又骑摩托车到离家20里地的田地，水已经没过了小腿肚，一边下雨，他一边割还未完全成熟的稻子。

王忠林说，村民都在抢收早稻，以往雇人用收割机割稻，听闻泄洪的消息，许多割稻的人不敢逗留，割稻价格被哄抬，原先六七十块割一亩稻子，涨到200元，后来乡政府派来十几台收割机才解决问题。

这天晚上，王忠林一个人留在家里，“水来了，我可以往上面走”。他睡不着，搬个小板凳在门口坐着，发呆。

“做好了分洪的一切准备”

村民们还未感受到危险的迫近，而在康山蓄滞洪区管理局，关于分洪的预案早在汛期开始的4月之前就已经编订完成。这份《康山蓄滞洪区运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长达75页。

康山蓄滞洪区管理局与康山大堤管理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邱发模介绍道。今年55岁的他在管理局做了16年局长，刚退休。1980年代，管理局从康山垦殖总厂的水电科分出，现在隶属于余干县水利局。

康山蓄滞洪区管理局

在邱发模的印象中，康山蓄滞洪区里的居民都是原住民，大堤建立前，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小丘陵，像一个孤岛，四面环水，村民以打渔为生。1966年，粮食非常紧缺，村民一肩一担挑泥土，建起来大堤，围成350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用以农垦，最终形成20多万亩农田、20多万亩水塘。

如果分洪，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来说是历史头一次的大事。大堤建立的54年来，蓄滞洪区从未主动启用过。

《预案》显示，根据《关于长江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江西省鄱阳湖蓄滞洪区分洪运用条件为：当湖口水位达到20.59m（吴淞高程22.50m），并预报继续上涨且危及长江重点堤防安全时启用。

那几天，水位上涨太快了，一天几十公分，“手机到了80%就要想充电了，充电宝也是保证100%电量，待命中”，江西省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后，江西省水利科学院副院长雷声被派往湖口县参加防汛抢险。

他也在时刻关注康山的分洪情况，雷声参与了2012年与2018年《鄱阳湖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的技术编制，江西四个蓄滞洪区承担的分洪量总计26亿多立方米，其中康山蓄滞洪区的有效蓄洪容积超过15亿立方米，“康山约占一半，产生的效果最明显，所以关注度也高。”

“形势紧张”，邱发模形容他们7月中旬的工作。他说，在编订《预案》之后，他们还组织了当地干部群众进行分洪转移演练，编制《康山大堤防洪预案》，登记蓄滞洪区居民的财产变更。

“省政府也来了一个临时的分洪指挥机构，驻在康山”，邱发模回忆。

按7月10日的预测，湖口水位很有可能突破蓄滞洪区的启用条件，雷声说，“预测会高于22.5米，按预案做好了分洪的一切准备。”

康山大堤上，沿路设置了好几个写着白色大字“分洪口门”的蓝色牌子，口门宽380米。邱发模介绍，一个口门处的地皮上铺着一袋袋沙袋，下面是混凝土浇好的圆井，已经做成用于埋放炸破圩堤分洪的炸药的药室。

“最高水位之前，省防总的人打电话来”，邱发模透露，他们提到准备申请炸药。

康山蓄滞洪区分洪口门位置在康山大堤20+070~20+450桩号处

大堤里坡堆着防汛物料

这让他想起1998年大水的凶险时刻：堤身已埋好了炸药，沙袋也压住了，准备点火爆炸，决定分洪，突然九江大堤决口，康山的水位降了下去，最终没有分洪。

分洪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决策，不只关乎水位，“我们不够格”，邱发模说。他一下子报了好几个层层报请的机构名字：长江防总、省政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国家防总。

“如果在康山蓄滞洪区实施分洪，我县经济社会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邱发模发来一份《关于康山蓄滞洪区的情况汇报》里这样写道。这份文件落款为余干县人民政府，7月12日报省防汛指挥部，其中提到，余干县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也是2018年刚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

文件里列举了希望不要分洪的三个原因：严重影响脱贫成效、经济遭受全面重创、动员转移任务非常重。

“那个时候不知道生死了”

村民们不是没有见过洪水的威力，王丽春会想起1983年康山的那场洪水，那年4月开始，长江中下游七十多天阴雨不断，7月14日，康山大堤加沙里堤段发生了705米的决口。

“吓人哦”，王丽春撇了撇嘴。她记得决堤时在夜晚，流水的声音很响，“哗哗。”很多人夹着被子出来，来不及拿家当，只能把门窗全部打开，防止洪水把窗户冲碎。

她当时住的娘家在高地，洪水刚漫到门口。村里只有泥巴墙的瓦房，没有现在的二楼三楼，一大家子人都来避难，叔叔婶婶们挤在一起。

王丽春指着村里地势更低的一排房子说，“那里全部淹掉了，是重新造的。”

洪水来的那一晚，村民们聚在高地的棚子里，眼前一片汪洋大海，他们过不去，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家淹没的位置，互相哑然。

王丽春说，那些关在笼子里出不来的鸡鸭都死了，只有鹅可以游出来，夜晚，不知道哪里传来散落在水上的狗吠声。

没有吃的，她在高处的土地里挖野菜吃，也有人在水中拿网抓鱼，就这么过了半个多月，洪水慢慢退了下去。

“倒了大堤，（生活）需要倒退三年”，这是村里人的共识。

王忠林也记得1983年大水的代价。水退去后，一年的收成没有了。决口那阵每天大雨，一些小的圩堤也损毁，后来每家每户出人，分着挑泥，“重新造过，一整个下半年都在弄这个”。

那年他14岁，家里供不了四个兄弟上学，因此他小学二年级就辍学，给家里放牛。洪水来了，也不觉得可怕，好多个下午都在水里游泳，和牛一起游到大堤，喂它吃草。

整个村子没有灯，就用小瓶子放点油，再用灯芯烧。那段日子，每天吃冬瓜南瓜，没事干时就在家门口钓鱼，或到大堤的斜坡寻黄鳝，脚踩几下就会冒出来。

“那个时候不知道生死了”，王忠林嘿嘿地笑了笑，现在，他要担心孩子和刚翻修不久的房屋，有了很多放不下的事。

王忠林房屋的楼梯装修了一半

大堤在这些年一点点加高加固，里坡南面的鱼塘、农田是在挖泥后形成的，那些泥土后来被用来固定堤脚。

“鄱阳湖一期治理，鄱阳湖二期治理，慢慢地来，慢慢地来”，邱发模这样描述大堤的修固。

今年，为防止大堤决口，69岁的王家村村民王方金从6日就来到大堤上巡查，“（水位）到了警戒线，就要上来了”，往年也是。最初巡查是3小时一次，后来下大雨，变成1小时一次。即使有武警部队和救援队，这些村民的路线更像是大堤的毛细血管。

10个守堤村民都是60岁朝上的男人。一同查险的村干部王英山介绍，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毕竟上半年疫情，刚刚出去没多久，“年纪大一点的也一样的。”他戴着草帽，帽子上印着红色的楷体字“马到成功”。

王家村村民在康山大堤上处理一处险情 受访者供图

上堤的村民分两班倒，轮班时回家洗澡，王方金因此错过了泄洪通知那天的搬家，“这（大堤）也不能走。”

他更担心溃堤，这些天里，王方金穿着高筒胶鞋，撑着铲子，一脚一脚踩着土地，观察草丛中的迹象。村民们在里坡不同的坡度位置排开，走得稳当，是水边人的经验。

王方金需要查看脚下是否有泡泉、脱坡和塌方，他有了窍门，“泡泉一般在二坡，脱坡在一坡。”

外坡也要巡查，有时风浪太大，把水泥块打掉，烂泥露出来被水一下子淘掉，就是危险发生的时刻，他需要扛装满砂石的蛇皮袋，填下去，肩膀发麻。

村民王永民也是匆忙上堤的，9日12点左右，他还在家里准备吃饭，村干部进门通知，赶紧上！他马上骑着电动车，“登登登登就跑过来了。”

刚到大堤，他就遇到最惊险的一处脱坡：大堤的一块往后退了200米，裂了一条很大的缝，类似于地陷。他们隔10米挖一条沟，倒鹅卵石、砂石，压住泥土，让清水从沟里排下去。“鹅卵石半袋也有好几十斤，那天真是累垮掉了”，他有些心有余悸，“下午解放军也来了，动作好快的咧，大家一起搞，还好来得及。”

此后他巡查会更加认真，“一个地方发险，其他地方也会。”

王永民说，刚开始上堤浑身是劲，后来太阳下山了以后，疲劳感就上来了。入夜，蚊虫凶猛，有西瓜子那么大，“摸都摸着了，眼睛都开不了。”

睡在帐篷里的竹垫上，他能听到水浪的声音拍打堤岸。吹北风时，两米多高的浪一个一个翻上来，难以入眠。

守堤村民巡查后回到帐篷休息，吹牛聊天

不想走的和走不了的

分洪与决口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雷声解释两者间的差别：“分洪是主动进水，什么都有计划，灾情会降到最低；决口是被动进洪，决口位置、时间、范围都不可预测，带来的损失也会非常惨重。所以，在做出分洪启用之前，防洪抢险是必须的。”

在雷声看来，能住人、有安全避险设施、启用和管理有严格的预案，这是蓄滞洪区和单退圩的区别，“单退圩只能种作物，不能住人，到了水位就必须自动行洪。”

也就是说，分洪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牺牲，而理应先进行有序的避险，王家村30岁的大学生村官王末霞一度为此头疼。

王末霞说，严格来说，如果分洪，居住在23.2米以下水位的住户都要撤离，转移到高地的房屋或亲戚家，但具体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那几天，她一家家上户通知，村民们很慌，有人说，我没有房子，你帮我弄个房子了，有人问，要搬到哪里去，我就在这边上好了。

老人和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成为乡村安置转移中最脆弱的一环。一对老夫妻守着村部的地下室，下雨房间里涨水，水透进墙的缝隙，咕噜咕噜冒泡，清理老半天；八十几岁的爷爷爬不了楼梯，搬不了家具，王末霞忙活很久。

通知过程中，一件事情让她印象最深：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几年前因为中风，骑摩托车时摔下，成了植物人，按照水位，洪水若来临，一定会浸入他家。

走进那户人家，男人躺在一楼的长椅上，80多岁的母亲问，“怎么办？”声音发颤。王末霞很难受，她只能把类似的情况报上名单，“会集中安置他。”

按照《预案》，整个康山蓄滞洪区内共设有锣鼓山、西安全区2处安全区，同时，每个乡镇在高地设置一个安全楼，安全区有生产转移道路7条。

但《预案》也坦承，“安全建设相对滞后”，比如撤退道路标准低，年久失修，由于堤防施工的大型载重车碾压，道路损毁较为严重；安全区防洪排涝及安全设施存在管理、运行费用无法落实等问题，给运行安全留下隐患；安全楼由于建成时间较早，内、外墙老化严重，无配套设施。

邱发模解释说，安全区实际指在人口密集的低洼地区，再建造一座与康山大堤一样标准的圩堤，集中保护里面居民的安全，“因为分洪的洪水过来，不好转移”，安全区并不是固定的安置区域。

《预案》还提到，现有的防汛无线警报网和信息反馈通信网无法满足蓄滞洪区频繁通信联络的要求，而设计蓄滞洪水位以下需要安全转移的居民共6966户、30070人。

邱发模认为，这或许与经费有关，“投资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分洪又在很多时刻看起来非常重要，例如按照《预案》，有21个工作组负责各种保障。

另一方面，一旦分洪，补偿标准与程序参照2000年国务院发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与2006年财政部修订的《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规定》，补偿范围包括这些水毁损失：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住房；无法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

只是，补偿损失标准并非100%，大多数村民也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

邱发模补充说，补偿标准每一年会根据物价调整，“是动态的。”

迁移与留守

多年来，即使面对洪水的风险，仍有不少居民愿意住在低洼地带。邱发模分析，因为乡下的地皮固定，到外面找地皮建房子可能比较难，也需要额外的花费。

经历过1998年的洪水，2001到2003年左右，康山蓄滞洪区多个乡镇曾有过移民建镇的迁移史。

王家村老村支书王叶东坐在昏暗的屋子客厅说起这段过去：当时王家村共有63户迁往一个叫程家背的高地，村里提供地皮，建筑材料有优惠，村民把老房子拆掉，搬进4排新房里。

如今，即使没有搬迁，洪水留下的痕迹还在。走在村里，能看到很多低洼地的房屋建有地下室或者斜坡，一层通常抬高了一米到一米半。

王家村低洼地的楼房大多在一层抬高

王叶东说，村里的马路也有过抬高，村民建房也会选用牢固的框架，“墙倒了，架子不会倒”，地基打得很深。

没有洪水的这些年，困住乡民的更多是变动的生计和受到限制的发展规划。

王叶东回忆，过去村民捕鱼，早上5点起床，8点就把鱼捕完了，一天其他时间玩、打牌，能挣二三十万。

今年长江开始全面禁渔十年，很多渔船静静地停放在水塘里，无法使用，村民们正在习惯这样的落差。一位过去打渔的府前村女人提到将来的营生，皱着眉说，“50岁了，还有谁要你？”一卡车的来招工，也轮不上她。

长江全面禁渔后，大堤旁水塘里弃置不用的渔船

在王叶东看来，蓄滞洪区的定位也影响了企业来乡里投资。王家村现在共有4家烘干厂，也是为烘干稻谷而建。1998年前，曾有康山酒厂来村里投资，开了20年，因为经营不善倒闭，此后村里再也没有企业来过。

邱发模也提到，蓄滞洪区规定以农业为主，不能建大型厂房，“分洪淹掉了，赔偿损失上，工业没有标准”，康山目前的发展规划大多集中在特色农业种植、特色水产养殖。

而在村民看来，分洪原本和他们命运的牵绊不多。

2014年来到大塘乡和平村，彭小山没想过洪水的事，也不知道这里是蓄滞洪区，只是因为在福州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妻子是大塘乡人，自己老家山多，村庄小，发展机会更少，现在在家附近还能带孩子。

彭小山是福建罗源人，2005年大专毕业后，在海口、福州、上海各个城市辗转，干过游戏厅、电器代理。亏了钱后做水电装修，加班多，客户要求高，工价却不变，干完一单，他常常累得坐在地上不想动。

装修有半年的淡季，他开五金店、养蛙，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刚开始养时，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没有撤退可言。”忙的时候，一天休息不了几小时，但好歹在自己乡里，不用在城市里打工受气，日子有奔头。

上半年蛙的行情不好，因为疫情，2-5月禁止养蛙，好不容易获得许可，“结果洪水又来了”，他无奈地笑了。感到愁闷，他最多在朋友圈和抖音发个小视频，配文“2020加油”之类，加一首苦情歌。

把蛙棚建在低洼地时，他同样没料到大堤外的水情。他想过，如果分洪，“就等于说从去年到今年就白干了，还亏钱”。但能有什么办法呢？“淹了农田总比淹了城市好，我也只能说认栽”，彭小山语气苦涩。

对分洪，王忠林平日里也不在意，“大水的时候才有危险。”

15年前，他花五万买下现在的地皮，在这个危房里住了10年，5年前才翻修改造，至今欠债6万，现在，房子的油漆还没有上、两层楼梯的瓷砖也没贴，但至少，墙砌好了。

“洪水一来，墙全部要倒”，他有些顾虑。

日子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心脏也不好，干不了重的体力活。赚钱的活计是去大明湖挑野生藕带，到深一米的水下采捞，细致地清理干净。晚上两点出发，开三轮电动车到30公里外的瑞洪镇，一清早卖出去。

其他时间打零工，一年的收入两三万，王忠林平时只抽五块钱一包的烟，贵一点就要思量一番。

他希望孩子多读一点书，“出去就好。”说话的时候，他摸着手臂上一颗李子大小的肉瘤，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去医院看过。

“担心什么呢？”对洪水，他也是同样的态度，“总有办法从大水里出来。”

王丽春并不十分了解“分洪”的含义，也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宣传，“反正就这么过，等到破掉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种稻子的，炸了（大堤）就全没了”。

1cm后的平静

7月16日午后，空气里干燥闷热，在蛙棚里忙活的彭小山身板精瘦，指甲缝里嵌着一圈黑色，神情轻松了许多。

“降了一点，对。刚刚发过来的，21.94（米）”，彭小山腼腆地笑笑，翻出村干部在微信群里的通知。

这天，他们是安全的。距离分洪的康山站水位22.68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连续几天天气晴好，彭小山暗想，蛙应该是保住了。

雷声说，后来江西省通过调度，及时对185座单退圩开闸行洪、对上游水库拦蓄洪水，使鄱阳湖水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下降，最终湖口最高水位是7月12日的22.49米（吴淞高程），没有分洪。

“就差1cm”，雷声强调，“为了这个1cm，决策层应该是采取了大量措施。对康山百姓来说，是减少了损失，保持了正常生活。”

7月18日，邱发模推测，康山应该是不会分洪了。“康山蓄滞洪区至今未主动分洪运用过”，这句话大概率会保留在下一年的预案里。

这个晴天，大堤沿路的农田虽然是低洼地，一些农民已经开始插秧，带着草帽在光影粼粼的水面穿梭，赶着种植第一季的晚稻，碧青色连成一片，对可能发生的历史浑然不知。

大堤沿岸，许多村民已经回到田里，忙着种植晚稻

守堤的村干部王英山还不敢松懈，“现在还早嘞，反反复复，涨涨退退”，他估计，他们总共要在堤上待一个月。

随着水位涨落的一天又一天，王丽春称为过关，“今天没下雨就过了关。”

她和村民到底过了这一关。7月16日下午，她坐在小卖部，村里安静地只剩下夏日的蝉鸣声。这里聚集了村里最热闹的生气，几个80岁的老人打着麻将，时不时有小孩蹦过来，攥着汗津津的纸币，要问她买零食。

王丽春的小卖部，村民们在打麻将

洪水的消息过后，几位老人在王家村村部的广场聊天，这里是乡村信息交换的场所

一面是蓄滞洪区在控制人口增长，一面是村里人口自然的流失。和许多村庄一样，田里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流向四面八方的城市，留下老人和孩子。

最近三天都是好天气，似乎意味着危险的警报已经解除。

7月18日晚上，出租车在康山大堤上行驶，湖和天黑成一片，蚊虫在车灯的光束中乱撞，仍有不少部队官兵在大堤上巡逻。司机不只一次提醒，长江第二次洪峰要来了。

那天傍晚，王叶东从老屋出来，走在村里的小道上，邻家的大门都紧闭，长久地熄着灯。王叶东一家家地介绍，他们去了浙江、深圳、福建，去了服装厂、电子厂，很久没有回来。

当了20年村干部，两年前退休，他还是回到田地里，每日早出晚归，闲不下来。洪水还未到来前，他担心村庄会先老去。

离开时，王叶东在村小学门口站定告别，他去小卖部买了包烟，转身回家，消失在村庄安静的黑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