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义阳蛮”张昌之乱
所谓“张昌之乱”，是指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义阳蛮”张昌等人在荆州江夏郡安陆县（治所在今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石岩山发动的一起叛乱。关于此事的梗概，除了福原启郎氏《西晋の武帝司馬炎》（白帝社，1995年，第306-307页）一书曾有记叙，在涉及六朝时期“蛮”的先行研究中，几乎都会触及。然而，作为事件舞台的“空间”“地域”，及其与张昌等人的关系，包括福原在内的研究似乎都不太关注。笔者此前在《南北朝时期鄂豫地区的“蛮”和水陆交通》（楼劲、陈伟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文中，曾围绕南北朝时期上述地域的交通线路做过些许探讨，然而讨论的并非西晋时期的相关问题。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拟通过空间的视角，聚焦叛乱发生的地域（今湖北北部至河南南部，特别是大洪山以北的随枣走廊、桐柏山一带）这一侧面，对张昌及其引发的“乱”再作探讨。
一、张昌与张昌之乱
虽然福原氏已有论述，首先还是根据叙事最为完备的史料——《晋书》卷一百《张昌传》来看一看这次叛乱的概况。《晋书》卷一百位于全书“列传”部分的末尾，是两晋之际发动叛乱的诸人传记，张昌在其中列在第二位。
（一）张昌的出身及其叛乱背景
《晋书·张昌传》首先是从张昌的出身与叛乱的背景，尤其是作为直接原因的“壬午兵”这一事件谈起的：
张昌，本义阳蛮也。少为平氏县吏，武力过人，每自占卜，言应当富贵。好论攻战，侪类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潜遁半年，聚党数千人，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展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口。
其中提到的《壬午诏书》，很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从“壬午”一词着眼考虑的话，本年的干支是癸亥，前一年是壬戌，都不是壬午年，时间上最接近的一次壬午年是公元262年，当时西晋还没有建立。这样看来，“壬午”只能是纪日的干支，福原氏也将“壬午诏敕”解释为壬午日发出的诏书（306页）。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太安二年正月朔日是乙亥，至五月张昌之乱爆发前，干支为壬午的日期有农历一月八日、四月十一日两次。至于具体是哪一天，还无法确定。
日期的问题姑置不论。张昌与所率党羽数千人，又吸收了被“调发”的民众加入其中，另外当时又有“流人”流亡到粮食丰收的江夏郡（治所在安陆县，今云梦县），最终也与张昌集团合流。
（二）张昌之乱前期（303年5月，急遽扩张及其背景）
《张昌传》中对叛乱发生时的情形有如下记载：
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昌乃易姓名为李辰。太守弓钦遣军就讨，辄为所破。昌徒众日多，遂来攻郡。钦出战，大败，乃将家南奔沔口。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遣骑督靳满讨昌于随郡西，大战，满败走，昌得其器杖，据有江夏，即其府库。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沉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昌兄味为车骑将军，弟放广武将军，各领兵。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采，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又言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其有不应其募者，族诛。又流讹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一时猋起，竖牙旗，鸣鼓角，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皆以绛科头，撍之以毛。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惟江夏旧姓江安令王伛、秀才吕蕤不从。昌以三公位征之，伛、蕤密将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刘乔。乡人期思令李权、常安令吴凤、孝廉吴畅纠合善士，得五百余家，追随伛等，不豫妖逆。
据《晋书》本纪，张昌起兵在太安二年五月，他在石岩山聚集了前述诸人。作为根据地的石岩山后文还会详细探讨，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可以将其方位比定在今安陆市孛畈镇柳林村附近的太平寨风景区一带。张昌以石岩山为根据地，势力日渐壮大，他综合运用了一系列手法，如以竹子编织的假鸟进行政治宣传，伪冒汉朝皇室后裔，利用其皇帝、“圣人”的合法性权威，与此同时，还以武力相胁迫，对不从者予以“族诛”。关于张昌的这些把戏，孙英刚在《神文时代：谶纬、数术与中古政治研究》（上编第四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从宗教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是混杂了道教、谶记、佛教等因素的产物。砂山稔在所撰《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平河出版社，1990年）第一部第一章“从李弘到寇谦之”中，指出了张昌之乱与此后发生了“李弘”之乱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此外，他还指出两次叛乱参与者的“同质性”，即都是小农、贫农、异民族或其他受到国家权力严酷压迫的人群所发动的叛乱。除此之外，张泽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一文注意到《张昌传》下文有“以绛科头”的记载，而释玄光《辨惑论》则提到“子鲁（张鲁）带绛”，进而指出张昌等蛮人与五斗米道的关系。最近的研究中，孙齐《六朝荆襄道上的道教》（《隋唐辽金元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一文第二节“蛮族与道教”认为“绛头毛面”“易名李辰”等行为是“与早期道教相关的因素”。
从上述研究来看，这一地域的人群尤其是石岩山周边的蛮人中，存在着以“早期道教”尤其是五斗米道为中心，同时混杂着佛教、谶记的信仰形态。这种信仰是能够蛊惑、刺激当地人群的原动力，而张昌正式利用了它来发起叛乱。也因此，本传下文才会称之为“妖贼”。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此前在《南北朝期『中華』世界における『蛮』地の空間性について》（《東洋史苑》第67卷，2006年）一文中也有触及，敬请一并参看。
总之，张昌集团就是这样对当地民众威逼利诱，于是“群小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一时猋起，竖牙旗，鸣鼓角，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短期内在长江-沔水（汉水）流域声势大振。
（三）张昌之乱中期（303年5月-7月，向邻近地域扩张）
下面继续来看本传的记叙：
新野王歆上言：“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于是刘乔率诸军据汝南以御贼，前将军赵骧领精卒八千据宛，助平南将军羊伊距守。昌遣其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二万人向豫州，前驱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乔遣将军李杨逆击，大破之。林等东攻弋阳，太守梁桓婴城固守。又遣其将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领其众。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伪置守长。当时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又遣其将陈贞、陈兰、张甫等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昌虽跨带五州，树立牧守，皆盗桀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
此后直到七月，张昌与豫州刺史刘乔展开大战，期间还击杀了驻节襄阳的新野王司马歆。此外，他还派遣石冰等人攻城略地，势力进一步扩张。
文中提到的新野王司马歆，在《晋书》卷三十八有传：
（歆）以勋进封新野郡王，邑二万户。迁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歆将之镇，与冏同乘谒陵，因说冏曰：“成都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冏不从。俄而冏败，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及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时孙洵为从事中郎，谓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毂之重，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维翰王室，镇静方夏之谓乎！”歆将出军，王绥又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不烦违帝命，亲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众溃，为昌所害。
根据上述记载，新野王歆被害，是因他对包括“蛮夷”在内的当地人采取“严刻”统治，招致怨恨，更兼亲自上阵，犯了战略上轻视敌人的错误。
但这里还是能清晰看到八王之乱的影响。据本传记载，新野王歆是成都王颖一派的，而当时掌权的是与其对立的长沙王乂，对司马歆心存猜忌，所以最初拒绝了他出兵的请求。而当司马歆决定出战时，张昌的势力已然坐大，结果贻误战机，落得个败亡的下场。
总之，张昌的势力日益扩张，“当时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将五州（荆、豫、江、扬、徐）之地纳入势力范围。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五州”，如福原氏所指出的，考虑到“临淮人”封云响应张昌、攻打徐州的记载，所以应该包含徐州在内。只是这并非张昌所派遣的军事力量，还是应该与张昌集团作出区分。
（四）张昌之乱末期（303年7-8月，迅速衰退及其背景）
虽然张昌的势力扩张非常迅猛，但据上引本传，其部下“皆桀盗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缺乏政治统治方面的人才，所以“人情渐离”。本传还记载：“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惟江夏旧姓江安令王伛、秀才吕蕤不从。昌以三公位征之，伛、蕤密将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刘乔。乡人期思令李权、常安令吴凤、孝廉吴畅纠合善士，得五百余家，追随伛等，不豫妖逆。”可见，慑于张昌“不应其募者族诛”的恐吓政策，才会出现“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的局面，因此“士庶”们当然不会无条件支持他。更兼未能得到“旧姓”等地方大族以及秀才、孝廉等官僚家族的支持，因此张昌的势头无法长久维持，不久后便走向衰落。关于张昌的结局，可以接着来看本传的记载：
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弘遣司马陶侃、参军蒯桓、皮初等率众讨昌于竟陵，刘乔又遣将军李杨、督护尹奉总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昌乃沉窜于下隽山。明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据此，在驻节于宛的原荆州刺史刘弘以及豫州刺史刘乔的夹击之下，张昌最终被俘于下隽山（今地不详）。而据《晋书·本纪》，则是八月庚申（19日）于“清水”战败被杀。另外《水经注》卷三十一《涢水》也记载：“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鉴于“清水”是作为地名被提到，所以张昌可能是在清水之畔被俘虏、斩首的。此外，后文还会提到，在比定为石岩山的今地之东，有一条府河的支流，名为“清水河”，很可能正是这里的“清水”。综合上述因素考虑，双方最后在石岩山附近展开决战就不难理解了。下隽山应该靠近清水，离石岩山也不远，位于大洪山东部的余脉上。
二、张昌之乱的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张昌之乱策源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当地的社会情况。
（一）叛乱的策源地——“石岩山”及其周边
首先来看石岩山。《晋书》本传只说石岩山距江夏郡八十里（约三十四公里有余），具体方向不明。仅据此无法确定其所在，还是来看一看其他史料。首先，时代最相近的《水经注》卷三十一《涢水》称：“涢水，又南径石岩山北。昔张昌作乱于其下，笼彩凤以惑众。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嘉庆）重修一统志》进而称其“在安陆县南十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92年）第三册中的相关位置应该就是据此标注的。若从此说的话，石岩山应该地当安陆市县城南郊的涢水东岸，但看一眼现代的地形便会发现，这一带地势平坦，找不到能比定为石岩山的山丘。
除此之外还有一说。《（道光）安陆县志》卷五《山》“石门山”条认为石门山即石岩山，并引录了《沈志》（康熙年间沈会霖编撰的旧志）“（安陆县）治西八十里”一语。接着又在下面的“太平山”条，称太平山即张昌盘踞之地，在“（县）治西九十里”，又称石门、太平两山“递相连结”。在同书卷四《关砦》“太平山砦”条，更是将太平山明确记为张昌的根据地——石岩山。
与太平山相关，今安陆县西部孛畈镇附近还有一个太平寨风景区。该地距安陆县约三十公里，与上记八十-九十里（约四十-四十五公里）相较，距离显得稍短了些。另外，《晋书·张昌传》载张昌根据地距江夏郡（今云梦县城）八十里，而太平寨距云梦县城五十二公里，似乎又远了点。总之，两者间是有点矛盾的。
应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可能的解释是，张昌所构筑的据点确实在石门山太平寨附近，但包含太平寨在内的大洪山东麓今安陆市孛畈、烟店、雷公、王义贞诸镇以及随州市罗阳镇一带，在西晋时期都被认为是广义的石岩山。这样考虑的话，从云梦县城到上述山地的东南端正好大约三十五公里，与《晋书》所记便没有龃龉了。其次，上引《水经注》称张昌与皮初战于“清水”，而当地至今也有一条同名的清水河流经其间。其支流发源于太平寨风景区，流经龙王寺水库，在清水河水库与清水河合流，又流经孛畈镇，在广水县平林镇对岸汇入府河。复次，在龙王寺水库北侧，还进一步找到了“石岩口”这个地名。因此，石岩山应该可以比定为上述这一区域。顺带说一下，笔者于2008年10月参加了吉尾宽氏（高知大学）主持的科研项目“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研究者对中国民众运动的史实汇聚与动态分析”的相关考察活动。在这项调查研究中，也将石岩山比定为上述区域（参该项目成果中《唐代以前中间报告》〔2009〕）。
清水大桥上望清水河（福银高速以东，水库方向，笔者摄于2018年8月）
石岩山的位置大体比定后，回过头重新来观察其地理位置会发现，它位于大洪山（晋代的大阳山）东端。值得注意的是，该地点不在今安陆、随州两地交通主干道——沿府河（涢水）的316国道附近，而是在更靠近大洪山的一侧，即从安陆出发，经随州洛阳镇通向随州市区的262省道附近的孛畈镇三里村西边，是进入大洪山的入口。
此处既地处深山，又毗邻交通线路，以现在的交通来看，正好在262省道附近。这条省道贯穿大洪山东麓的山谷，同时也是环绕大洪山周边，连通武汉、安陆、随州、枣阳、襄阳的“随枣走廊”=316国道的支线。西晋时期当地的交通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从地形以及当时所置的江夏郡、安陆县、随县（湖北省随州市）、安昌县（枣阳市吴店镇附近？）、蔡阳县（枣阳市蔡阳铺？）等郡县治所的位置所来看，这一带附近肯定存在交通线路。
在前文提到的考察活动中，笔者曾从石岩山（太平寨）南边的王义贞镇远眺太平山。当时虽因道路交通情况以及时间不够，放弃了登山的打算，但确认了从南面通向太平山的道路是存在的。王义贞镇处在243/327省道上，这条道路呈直线走向，从安陆县城往西通向大洪山，在京山市坪坝镇中断，由017县道接续，向西推进到三阳镇，从这里走212/333省道，可到达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附近的随县三里岗镇、长岗镇等地。从长岗镇向西北走可以到新阳店，但此处有一个“入”字形的三岔口，向东南通向前面提到的安陆方向，东北方可从随县洪山镇通向随州、枣阳，西南方则可从钟祥市长寿镇通向该市的县城。也就是说，大洪山中现在是存在交通路线的。虽然没有发现西晋时期的遗迹，但鉴于山中的地形特征，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也有交通干道、支线以及附属交通设施、村落等存在。对此，今后有必要开展包括发掘在内的调查活动。
（二）大洪山、桐柏山附近的交通线路
如前所述，张昌虽然是在江夏郡石岩山一带聚集流民，构筑了自身的势力基础，但他原本是“义阳蛮”“平氏县吏”。西晋义阳郡的治所在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主要辖区从桐柏山周边延伸到大洪山北麓一带，平氏县则是其辖下一县，位于郡城之东、桐柏山西麓。从这一点来看，张昌虽被称为“义阳蛮”，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生活在义阳东部、桐柏山附近的“蛮”。
关于平氏县一带的交通线路，笔者此前在《南北朝时期鄂豫地区的“蛮”和水陆交通》一文中也做过讨论。这项讨论涉及的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但下面拟以此为线索，对西晋的情况加以考察。
根据笔者之前的研究，平氏县既处在从随枣走廊（随郡）出发，经桐柏山麓到达南阳盆地的交通要冲上，同时也在从比阳（河南省泌阳县）通向豫州方面的交通要冲上。将此与上述石岩山周边的交通情况一并纳入考量，可以发现，桐柏山周边至大洪山北麓这片区域存在着通向今湖北武汉、荆州、襄阳，河南南阳、信阳等地的交通道路。张昌可能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一交通网络，才得以从荆州南部向豫州以及江、扬二州派遣军队，进而将影响力波及到更为广阔的地域。关于这一过程，可以结合本传来详细看一看。
首先，刘乔“率诸军据汝南（治所在新息，今河南息县）以御贼”，以前将军赵骧屯驻宛（今河南南阳），作为平南将军羊伊的援军。对此，张昌令将军黄林向豫州（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这里是指豫州全境）进发，其先锋部在汝水附近被刘乔麾下将领李杨击败。这一行军路线还不太清楚，但从下文“林等东攻弋阳，太守梁桓婴城固守”的记载来看，可能是经过大别山北麓，由西向弋阳进军。
另一方面，张昌军向南攻陷武昌（今湖北鄂城），向西攻陷宛，接着又攻下襄阳（今湖北襄阳）。这一进军路线同样不明。既然是从湖北石岩山进军，理应先攻下襄阳，再接着才是宛。但这里却称先向“西”攻陷宛，看来可能是从随州附近出平氏（或者直接将据点置于此），由此向西攻宛，接着从北边南下攻襄阳。又或是在攻下宛之后暂时回师随州、枣阳附近，由此西进，从南部攻打襄阳。不论哪种情况，从随州北上的路线，以及由宛向东，经大别山北麓与信阳方面接续的线路，都在平氏交汇，张昌集团很可能在此设有据点。从张昌本位平氏县吏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平氏本地人。因此，在这一带设置据点便不足为奇了。
此后，张昌派遣石冰前往江州、扬州方面，这应该是从此前占据的武昌出发，沿江而下进军的。另外，陈贞等人进攻荆州南部的长沙等地，也应该是从武昌渡江南下的。
在张昌败亡的过程中，刘弘军在夺回宛后，便有了一鼓作气顺汉水而下攻打竟陵（湖北潜江县）的机会。与此同时，刘乔军也逼近江夏安陆。换言之，大洪山西南一侧被刘弘控制，豫州方面以及大洪山东北一侧则有刘乔大军压境，张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尽管如此，他还是能迫使刘乔军“苦战累日”，这应该是利用大阳山周边，尤其是石岩山、下儁山、清水等地周边地形，展开抵抗的结果。
基于上述，可以发现张昌势力得以坐大的地理要因：首先，他们在石岩山形成了核心根据地，进而得以从这一带北上（这应与张昌本人的背景有很深的关联），更兼占据了平氏和武昌这两个据点，前者位于从南阳向东通往大别山北麓的通道，以及从随州北上的桐柏山东麓沿线通道的交汇点上，后者使其得以向东、向南进军。这样一来，他们便获得了移动的自由。
石岩山及其周边地区（黄色为现代道路、地名；蓝色为河流。）
（三）张昌集团与交通线路以及在地势力
但是想要充分利用上述交通线路或曰区位优势，不用说，还必须得到当地人群的协助。山区的交通线路，即便是取得充分发展的现在也是非常复杂的，而在当时，如果没有本地居民的引到，一定寸步难行。至于街道、军事据点等的设置，当然也需本地有力者的协助完成。
在当时，上述地域内必须特予关注的是“蛮”这一群体。在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揭示过蛮人掌握交通线路的事例，这里还想再举几例，其中也包含了时代稍晚的史料。首先来看《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蛮”条：“蛮者，盘瓠之后。族类蕃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其暴滋甚。”这段主要说的是北魏的情况，但从“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等记载来看，其中可能也包含了张昌等义阳蛮的子孙。同传接着说：“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这段描述了北魏分裂后，蛮的势力坐大，“屯据三峡，断遏水路”，以致“荆、蜀行人”不得不绕道而行。
以上主要说的是水路，陆路交通同样可见其例。首先来看北魏正光年间（520-525）稍后的事例，《北史》卷九十五《蛮传》：“二荆、西郢蛮大扰动，断三鸦路。”这里提到的三鸦路连接了南阳盆地与今河南省鲁阳县，是从洛阳南下的重要交通线路，而此时则为“蛮”所“断”。还有一例，《北齐书》卷二十二《李愍传》：“此州（南荆州，治所在安昌，今湖北枣阳县东南吴店镇附近）自孝昌以来，旧路断绝，前后刺史皆从间道始得达州。愍勒部曲数千人，径向悬瓠，从比阳（今河南泌阳）复旧道，且战且前三百余里，所经之处，即立邮亭，蛮左大服。”这里提到的“旧路断绝”的原因之一是遭到废弃，而从下面“且战且前三百余里”来看，可进一步推知是某种因素阻碍了通行，最终导致道路荒废（顺便说一下，从吴店镇到泌阳直线距离约一百公里）。而从地域性因素以及文末“蛮左大服”一句来看，阻隔交通的应该正是这些“蛮左”。进言之，这条安昌至比阳的交通线路可能也通过平氏县，因此，张昌军很可能也利用过它。
北魏正光至孝昌（520-527）年间，在中央层面是从元叉专权到六镇之乱，以及从胡太后执政到尔朱氏掌握实权的历史时期。北魏政局动荡，元气大伤，而当地的蛮人则乘机掌握力量，为此不惜遮断交通。
鉴于上述，同样是政局动荡的“八王之乱”时期，当地蛮人掌握、垄断交通线路便不难想象了，况且张昌自身还是蛮族出身。虽然如此，史料却未记载张昌是蛮酋等有力者。因此，他得以掌握当地的交通线路，很大可能是形成强有力的权力集团之后。但在此之前情况如何呢？如果张昌只是一般平民，在当地一定很难自由移动。但张昌的情形与之相反，他能够在义阳、江夏间自由来去。
考虑到上述背景，可以肯定，张昌首先应该熟谙当地风土人情，进而通过“早期道教”的神秘主义权威，又或武力恐吓，在当地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本身是蛮人，因此与以蛮为代表的本地人士关系密切，而蛮人在这一带势力很大，如此，在当地通行无阻才成为可能。
鉴于此，下面拟再次聚焦“蛮”这一群体，从地域史的角度再作考察。上述地域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都可见蛮的活动。其中代表是所谓“大阳蛮”，而最有名的则是南齐时期的桓诞（桓天生）。然而早在晋宋之际，便有司马楚之为刘裕所败，逃亡“义阳、竟陵蛮中”的记载。（《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这里的“义阳、竟陵蛮”，从地理位置来看，只能是指“大阳蛮”。“义阳蛮”这一名称虽说可能是沿袭自西晋以降的张昌等人，但从张昌的活动范围来看，主要还是在大洪山周边至西晋新野郡平氏县一带。事实上，“大阳蛮”桓诞的活动范围与其说在大阳山中，更准确而言是在北边的桐柏山到大胡山周边。《北史》卷九十五《蛮传》：“大阳蛮首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南齐书》卷二十六《陈显达传》：“（桓诞）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上遣显达假节，率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众军受显达节度。天生率虏众万余人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击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疮退走。仍以显达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镇北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显达进据舞阳城，遣僧静等先进，与天生及虏再战，大破之，官军还。数月，天生复出攻舞阴，殷公愍破之，天生还窜荒中，遂城、平氏、白土三城贼稍稍降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再次出现平氏这一地名，也就是说，平氏周边存在着响应桓诞的势力（“贼”），他们很可能也是“蛮”。
“大阳蛮”等蛮族不像是东晋末突然出现在上述地域的，可能在西晋后期，他们已经在桐柏山、大别山、大洪山等地形成集团。《北史》卷九十五《蛮传》开头部分称：“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据此可知，“晋之末”亦即西晋末年他们便“稍以繁昌”，十六国以降（东晋时期）势力进一步发展。
“义阳蛮”张昌可能正是依靠了西晋末期势力持续壮大的蛮族有力者，充分利用他们的交通网络，进而迅速构筑了自身的集团。
对于张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张昌是平氏县的“吏”。任用蛮人为吏，是出于怎样样的考虑，这一点姑置不论。至少就张昌而言，可以想见，从行政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熟悉平氏县的情况，尤其是当地的民情。另外，既然为吏，应该也通晓文字。据此可以推测，在吸纳、掌控与蛮人共同构成其权力基础的“诸流人及避戍役”人时，张昌也应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这里之所以说“一定的”，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在争取旧姓大族以及秀才、孝廉等官僚候补者的支持时，终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张昌拥有吏的身份，通晓文字的知识水平，又“武力过人”，基于这些资质所形成的影响力，用官方的话说，能够（暂时）吸引《晋书》本传中所言“小人”、流人、蛮以及部分一般民众，但无法波及大族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此外，张昌所利用的道教因素同样也只能吸引一般民众。这正是张昌的局限性。更加上他采取了“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的拙劣统治方针，可以说，这一方针与上述局限性便是他能得到蛮人、流人支持迅速坐大，但很快又“人情渐离”的主要原因。
结语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蛮”的历史，张昌是位列其首的人物，而西晋的“义阳蛮”同样也首当其冲。因此，有必要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到东晋的历史演进脉络中，对张昌与张昌之乱，以及西晋“义阳蛮”加以定位。另外，从张昌势力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来看，在民众运动中利用道教权威的做法，张昌之乱可以说接踵黄巾之乱，而又构成此后南北朝时期频发的“李弘”之乱的嚆矢。因此，先行研究中对此采取了民族史、政治史、宗教史等多种考察视角，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张昌、张昌集团成员及其叛乱的属性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张昌及其集团作了一番简单的考察。遗憾的是，由于直接史料非常有限，文中不得不尽量运用北朝史料甚至后世的地方志。要说研究成果的话，也只不过是从在地势力与交通线路出发，获得了若干认识而已。更因新冠肺炎的肆虐，现地勘察以及其他初步调查均未能成行，因此对交通线路的推测也有很多不明之处，这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虽然非常琐碎，但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了如下一点：在考察上述地域的历史时，除了随枣走廊这条主干线，还必须考虑大洪山中的支线交通及其与周边人群（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活动之关系。另外还有一点，即平氏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以及从南阳盆地经桐柏山北麓、沿淮河而下通向南北朝时期义阳郡方向的道路，其重要性也是值得注意的。至少在张昌之乱中，这条交通线路很可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进言之，这一带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边境地带，考虑到这一点，似乎也能成为考察南北政权具体行军路线的一条线索。今后有必要结合实地调查进一步展开讨论。
另外，应如何理解平氏县的“吏”这一角色？而“义阳蛮”张昌作为当地的“吏”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换言之，以蛮人为“吏”，人们希望他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趣的，可以留作今后的课题。对此，同属三国至西晋荆州地区的今湖南省各地，出土了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大量简牍，有望成为理解相关问题的一条线索。今后拟从这个视角出发推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