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证出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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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4 09:55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邵维正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该成果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将其视作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40年过去了,邵维正早已成为著作等身的党史研究大家,其对党的一大“悬案”的考证也成为党史研究的经典范本。

邵维正

一大召开时间曾众说纷纭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邵维正参与编写。

在收集和阅读资料过程中,一个谜团引起了邵维正的关注。他发现,党的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存在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他对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梳理,共列出了25种不同说法。这种情况让邵维正始料未及。

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留下的文献很少。再加上此后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状态,无暇顾及并且也不具备条件去搞清楚建党初期的问题,因而留下许多“悬案”。

我们党重视建党纪念日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才开始的。1938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可是,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至于具体日期都记不清了。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决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从此,“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确定下来,并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邵维正下定决心,一定要探究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

多方考证终获“答案”

考证从1979年的4月开始,前后持续了约半年时间,分别对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进行考证。他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锁定一大召开日期的初步目标。在占有众多的资料后,邵维正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25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一个去印证。他最后把时间集中到7月的20日、23日、24日。这是因为,这几个时间最接近全部代表抵达上海的日期。其间,他还获得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据此可以判断开会的时间可能是7月23日,也可能在23日之后。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聚焦一大召开日期的最终结果。一大会议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被迫中断,之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并闭幕。而搞清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点,再根据会议持续的时间,就可以确定另外的点。于是,邵维正尝试从上海旧报查起,后来果然在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也是一大在上海第六次会议的召开时间。这一时间与共产国际的文件记载时间不谋而合。

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发生一起强奸案”“女子叫孔阿琴”,邵维正也找到了相关报道,显示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

至此,邵维正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虽然“孔阿琴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存在时间上的巧合,可以间接地证明一大会议的日期,即: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

与一大召开日期相关,邵维正同时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此前分别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他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找出争议的焦点是:何叔衡、包惠僧两人具不具备代表资格和有没有参加一大。邵维正通过事实论证了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一大,并说明: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更没有“填表注册”。从而得出结论:一大出席者为13人,并列全了名单。

研究文章引起国内外轰动

邵维正把考证日期和出席人数的结果分别整理成文,并把考证日期的文章投给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于1979年第9期。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全文约1.8万字。卷首加写的按语中写道:该文“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这篇文章引发的轰动效应远远超出邵维正的意料。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对此作了报道或转载,读者来信和电话纷至沓来。文章还在国外引起反响,不久又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法文,受到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

此后,中共一大考证结果被广泛采用。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此后出版的专著、教材、文章也普遍接受了考证的结论。

(内容来源: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工会信息》2018年第16期,内容有删减,原题为《他,考证出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悬案”》)

    责任编辑: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