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苏州河而行·寻影|穿越河流,更新空间

徐亚萍
2020-07-22 17:17
来源:澎湃新闻

“沿苏州河而行”第二段行走示意图  手绘、制图:陈鑫培

“沿苏州河而行”的第二次行走路程,以位于河南路桥旁的天后宫原址为起点,浙江路桥旁的OCAT上海馆为终点。行走的轨迹,冥冥之中将两条河流的传记并置在一起,一条是容纳天后宫生命周期的苏州河,另一条是出现在美术馆展览中的多媒体装置《对一条河流的命名》(以下简称《命名》)中的主角,流经云南昆明的盘龙江。《命名》是OCAT“自由联接”媒体艺术群展中的一组作品,来自出生和工作在云南的艺术家程新皓。

在《命名》中,程新皓用图片、视频、实物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表征空间,让流经家乡的河流变成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意象。河流展现了生命的“绵延”,植物、螺蛳、地质的运动,各自书写河流的来源。而人与城市现代化的故事,由于这个时间的星丛而收缩变形。程新皓的“命名”实践,启示了一种在当下进入河流生命、创造新的经验空间、面对变化和“更新”的方式。

程新皓作品《对一条河流的命名》在OCAT上海馆展出 展览讲解:吴雅琼  拍摄:陈菱怡 张廷钰  录音:沈健文  剪辑:陈菱怡 沈健文  静态图片来自OCAT上海馆微信公众号(01:45)
命名:进入深层时间,扰乱均质空间

命名是一个主动的动作:在具体地点的原有空间秩序之间,建立新秩序。通过命名者的“指认”,河流在当下驻留,成为一个切片、一个空间化的形态,对它的贴近、观察、触摸,让一个地图上的几何空间,被拥有、被一种赋义的活动征服,被转化为一个“地方”,对经验者来说,变得与众不同。

命名的动作,将经验时间与自然时间变成测量彼此的尺度。测量,是程新皓的原初经验:他从小住在这条河的旁边,试图寻找它的源头,骑着自行车沿岸追溯,是最早的测量方式,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把自然的阻碍力量写入身体的记忆。在阻碍中行走,增加了感知的强度和伤痕,也变成了不断返回、再次测量的动机。

从2013年开始,程新皓通过行走中的拍摄来测量河流,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在上游和下游之间走了二十多次,用全画幅微单相机截取对岸的样本,拼贴成全景图,让我们的目光在观看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行走:山谷和丛林、城郊和闹市、生长桉树或柳树的河岸、汇流处与河口,被景框切割为彼此无法通约的位置,各自对应一段具体的历险。

山谷河岸  本文图片均选自程新皓作品《对一条河流的命名》,艺术家惠允。

树丛河岸

汇流处

桉树河岸

城郊河岸

闹市河岸

柳树河岸

河口

全景图的星丛,旨在破坏盘龙江作为一个概念空间的同一性,让河流分裂为各种不同的地方所构成的复调空间。然后,出现在《命名》中的另外一些表征,比如《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以下简称《图说》)手绘地图,以及螺蛳、化石的标本陈列图,又将全景图的时间相对化,置于更长时段的绵延之中。

《图说》是清朝昆明水利官员绘制,程新皓将其挪用到《命名》的视觉序列中,将测量盘龙河的经验向前推远。手绘地图与实景数码摄影在视觉表征上的区别,不仅撕裂了时间的连续性,也具身了古人和今人两种进入河流的方式,将其并置为人类感知的沉积层。

手绘地图与数码摄影的并置

标本陈列的图示方法,构成了另一个陌生的经验框架:前人类纪的空间叙述。在全景图或手绘地图中,尽管人类在表征空间中缺席,但却在不同世纪的经验位置上在场。螺蛳、化石,是构建河流空间的行动者,甚至早在河流成为河流之前。螺类生物的化石、树叶的形态、滇池贝丘遗址的螺蛳壳,是这片地域独有的残留物,用它们的方式构建地方感。全景图、手绘地图、标本陈列图之间的连续和间断,形塑了以并置为特征的当下。

标本图示

程新皓将这种多层并置的张力图谱称为时间的空间化、空间在时间中的形塑。这个形塑过程,既取决于切实地、物质发生的过去,也有赖于对这个发生过程的想象和复魅。在整套作品中,“沉积岩”实物装置如同叙事弧线的高潮,将遥远而持续到当下的并行运动,高度浓缩地展现为一个物质的想象空间。

这是一个既不同于同质空间,也不同于物质地点的异托邦,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地质学复原:在河流上游挖到的沉积物被放在最下层,其上的一层一层累积,取自河流从上游逼近下游沿途收集的残留物,最上层的螺蛳对应着最终流入滇池的河口。

“沉积岩”装置

这个沉积的图示,成了多方面的隐喻:不仅恰到好处地指涉了河流的多样起源,以及在不同起源的脉络中营造轨迹的行动者,而且,想象河流起源的命名者,违反物质规律做此“不合逻辑”的想象,具身了一种与河流发生关系的创造性方式。

于是,《命名》用景框和并列的间隙,划开连续的空间,将河流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语言的线性秩序所安排的、因复杂而“崇高”的时空结构。反过来,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作品的文本阵列,免不了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努力。

河流的时空纹理,就像是由各种姿态的树所构成的各种姿态的森林,在每一条纹路里展开独特的物质空间,让这条河流区别于其他的河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消费主义语境中,景观不断被复制,城市趋于同质化。程新皓的命名实验让我们看到,为地方创造性地找回被剥离的物质属性,让多层的时空经验,在互文的景框之间产生碰撞,有可能构成一个新的可能的意义网络。

借由身体的穿越,建构河流的地方性

《命名》挑战语言符号的限度,它的不可言说性,源于河流本身的“崇高”感:作为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并且在种种变化之间存在断裂和分层的复杂结构,它表面上是单调的,潜在却是一个诸多线索轨迹共存的容器。因此,对河流如何在当下“如其所是”的测量,对河流意义的赋予活动,必定是一个需要不断重返、持续更新的动作。

比如,不同世代、不同能力的身体,探入河流的姿态和轨迹也是不同的,于是以身体作为测量的锚点,“一个特定地点的文化、一个特定地点的现代化起源的问题”,就转换成感性尺度的伸缩。不同身份和技艺的身体穿越河流,让连续和变化所构成的谱系显影。

《过河》(2018)是《命名》序列中的一个视频装置,在五分钟左右的夜间影像中,程新皓头戴探照灯,扛着一根木头,从盘龙江的此岸穿越到对岸。“穿越”的身体不仅在地理维度上游牧,而且将河流变成文本间、代际间的交流。

在2013年拍摄“汇流处”图片的过程中,程新皓站在了错误的河岸,为了到达彼岸,不会游泳的作者硬着头皮下水,却泡在水中进退不得。这个创伤经验却让身体拥有了对河流最直接的体会:寒冷、阻力。

《过河》(2018)(04:56)
《过河》(2019)重演了一年前穿越河流的剧场,同时是对代际记忆的标记:水性很好的父亲,在年轻时对河流的日常穿越游刃有余,与作者当下不会游泳,因而面临生命危险的尴尬局面形成对照。浸泡在河中想象差异,成为一种“对话”的路径;身体对水性的忘却,映射出程新皓作为城市一代的集体特征,潜在的现代化过程冲刷自然习性,同时养成了新的经验条件。
《过河》(2019)(10:35)

泡在水中和穿越水域的动作,超出了《命名》的文本边界,与作者其他有关云南空间起源的知识生产实践,形成相互引用关系。比如《还归何处》(2019)用大约40分钟的视频,重演了作者扛着木头,探照和趟过河谷的过程,这次的终点是中越两国的边界,“莽人”的村落就位于这里,由于民族国家的地理政治划界,原本一体的栖居地点被划分进入两个国家的领土空间。

穿越河谷,将界山上被洪水冲到下游的木头,逆流送回。沿途的崎岖和湿滑,对穿越的身体形成真实的阻力,三屏的景框切割也旨在打断运动的流畅性,让观看的过程充满阻力。一个原本连续的(自然、经验、话语)空间,分裂为数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位置都对应着身体力行的记录行为:程新皓花了七个半小时的时间,沿途不断架设机位,然后入画、出画,重复拍摄和穿越的循环运动。

《还归何处》(程新皓,2019)

阻力使得身体对水域和景框的穿越行动,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强度,让贴近和联结地貌的行动及其结果产生悬念,我们于是对这个单调却紧张的穿越过程聚精会神。身体的运动,协商水域的自然力量和话语力量,就像树木打开了荒野一样,揭开隐而未显的空间。

创造性的行走

在地图上俯视,与在地图所指涉的地面上行走,代表了两种产生空间经验的基础形式。行走者贴近地面,遵从空间现成的高低起伏,摸索和利用只能在行走过程中感觉得到的地貌,沿途即兴发生的关系,属于用移动的脚而非眼睛规划出的文本,进入一个创造的过程。

行走作为创造的动作,逐渐成为程新皓作品的驱动。在完成《命名》最初的图片叙事后,他尝试用视频的方式,将静态景框切割,放回表征的空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游牧的身体在云南的具体地点(铁轨、河流、界山)上活动,身体挪用现成的自然元素,跟这些元素发生关系(趟过水流、垒石头、拾取铁轨间的石子),就像是施展各种战术,构建剧场般的语境,让地貌对过去的指涉进入当下的感知范围。在其中,艺术家与其他原本就属于这个地点的行动者(包括人,也包括水流、树木、岩石、动物)演绎出彼此的差异和共存。

创造性行走的创造,指的是赋予地点以意义,通过行走,与地点建立具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空间。艺术家的可见身体,并不是表达自我,而是充当一个与现成空间和地点的阻力发生作用的中介者,转译、显现地貌,转化一些现成却被忽视的东西,产生新的知识。

1994年,生活在墨西哥城的比利时行为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穿上一双有磁性的鞋,穿过古巴哈瓦那,吸附地面的金属残留物;他后来也曾在耶稣撒冷的休战边界散步,沿途用油桶里滴下的绿色油漆,划出一条曲折波形,不同于地图上被政治主体分割的笔直线条。

《绿线》(The Green Line,Francis Alÿs,2004-5)

埃利斯认为,行走或者说无目的缓慢的溜达,不仅是一种对速度的拒绝、一种可供据守的个人领域,同时也是用来邀请他人加入一个剧本、共同展开叙事的方法,就像是磁铁吸附了各种分散在感知边缘的残留物一样。在一个具体地点上的运动,将不可见、不可言说,结合为有形、可感的新东西。

对于程新皓来说,这个作为中介者的身体,还具有独一无二的记忆,因为途经的地点与行走者的成长密切相关,是属于作者的独特的资源。在程新皓的作品中,云南的起源,也是“我”的起源,反之亦然。云南之所以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在于云南的所有东西,都容纳了塑造“我”的东西,云南这个地方之所以是当下的样貌结构,答案也包括了“我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我”这个描述的渊源,而“我”的行走和穿越,也因此构成了云南未来的起源。

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程新皓所谓的他与云南地理的“本质的联系”,也是他不断回到特定地貌的理由。程新皓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创造性的行走和穿越,沿途转化了现成的东西,是对一种新的空间关系的生产,是一种创造和“更新”空间的方式。在快速变化和遗忘的当下,也许游牧的我们最终可以据守的资源,同样是自己的身体。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沈健文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