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浮观刘擎：“那时候”文心尚存，不过于冷僻处罢了

准确的时间我忘了，但节点还是清楚的：应该是整整二十年前，在我那篇“两种政治观的对话：关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在《浙江学刊》发表之后，那时正“沉迷”于政治哲学的许纪霖教授从沪上给我打来电话——当时聊了些什么我已经全然忘记，但这场“对话”却导致2002年12月我和同事高力克教授同行到丽娃河畔参加了一场主题为“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巨型国际研讨会。

现在想来，那场盛会既没有给我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带来增量，也几乎没有对我了解“现代中国”带来“增量”，如果一定要说给我此后的生涯带来了什么“变量”的话，那就是认识了刘擎！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刘擎最早的印象是通过他作为《二十一世纪》编辑的身份而建立起来的，那时那份杂志上偶尔也有他的文字。而初次见面，我最大的观感是：这位老兄身上让人“惊艳”处所在多有，但却又没有任何出乎预料之外者，或者也可倒过来说，并无任何出乎吾辈预料之外者，却又处处让人“惊艳”。许多年后，我的一位善于状情摹物的学生把刘擎那种向外表达和反应的方式形容为“预期着反应的反应”，可谓犀利形象。

和刘擎开始 “交往”，当是在他正式到华师大任教之后，我参加过几次思想文化所的会议，后来还担任了《知识分子论丛》的学术委员，并亦曾为《论丛》供过稿。虽然实际相处的次数和时间也可数，但想想也还是留下了些花絮的，甚或有不少予我教益之处。

2006年4月，借座北师大文学院，曹卫东教授主办，高全喜教授主持，我们开了一个“当代实践哲学译丛”研讨会。中午席地而坐一起吃盒饭时，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某套著名的译丛，只听见刘擎说：我每次买那套书中的新品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前面的总序给撕掉！

两年后，我们一起在港中文开会，直到会议开始前，我都没有能够完成理应事先提交的论文。忘记是在聊天还是发言时，只听刘擎振振有词：我知道自己这论文还不行，但我更知道这论文必须写完！这金石之声，既让我无比惭愧，也让我无比“警醒”——此后我再也不参加这类“学术”会议了。

2007年五六月间，我从宜兰佛光大学访学回来后，我们合作在杭州召开了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一个政治哲学神仙会，那以后各自赴美，再见已是在深秋的波士顿。我们相约，分别从新泽西和新罕布歇尔出发，到时在哈佛访问的张国清兄处会合。不过等刘擎抵达时，我已经完成了在“罗尔斯书店”和乌鸦书店的扫荡式采购，正愁一时无法把书全扛回普林斯顿。刘擎闻听此情即慷慨曰：反正圣诞前我要来普镇，就先把书放我车上，到时我一定完好无损地给你运到！他还不忘补充一句：运费就免了，让我先翻翻这些书吧！果然，他后来告诉我：应奇，你选的书都很精，而且又便宜。我问他是怎么知道——尤其是——后一点的？他回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比价网站，去那里查过了，你的书都是最低价！

还是在普林斯顿，一次通电话时，我忽然想起刘擎是在查尔斯·拉莫尔（Charles Larmore）那里做访问，而我那时刚好在翻译拉氏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于是邀他一起做。完了，我们还各自写了译后记，记得刘擎在里面“动情地”说：“应奇先生是汉语学术界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我本身的教学和研究受惠于他丰厚的译著。这部译作是他主编的丛书中的一种，是他安排部署的合作，也是他承担了更大篇幅的翻译。而将我的名字列于译者首位，是他善意的提携和友情的馈赠。这次愉快的合作是我们多年交往与友谊的一个纪念”。

此段“表白”之优雅雍容自不待言，属于典型的“刘体”，不过这次合作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另外一个段子——无论是作为丛书的主编，还是作为这部译著的合作者，我自然有义务通读译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艰难地”找出了刘擎译文中的若干费解困扰之处，于是写信和他商量，他给我的回复是：那篇东西是在布朗时翻译的，那时候办公室里不能抽烟，所以译文的质量不够稳定！

既说到翻译，我就想起来刘擎有一次聊天中“比较”某位前同事与我的译文：你那位同事的译文读着挺通顺，但稍一推究就发现不对；你的译文有时候表面上不通，但细究之下却发现是对的。另一次，他说翻译当代著作要难于古典著作，一般来说非得是在西方大学参加过撒米娜，喝过洋墨水交过洋作业的才够资质，话至此忽然又话锋一转道：应奇似乎是这一“通则”的“例外”。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被自己的朋友“高估”的滋味。

不过，让人动容的倒还不是这种稍嫌直白的“褒扬”。有一次在自建的邮件群中，我发送了自己的那篇“‘北归端恐待来生’：我的未了‘余’情”，得到了刘擎的回复。他说：“这篇有一种情怀，深切、浓郁却又静默悠远，弥足珍贵。未来世代的知识考掘家，若是勘察我们这个‘当代’，定会从此文中有所发现：‘那时候’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垮掉了，‘那时候’文心尚存，不过于冷僻处罢了！”

世事浮沉，在浮于海上之后，我与刘擎见面的频度似乎也并没有由此而变得更密切。但是纪霖教授说得对，刘擎就是那种朋友间的“粘合剂”，有他在，大家就不会没有话，就不会聊不起来，就能够聊得下去。去年陈嘉映来思勉思想节演讲，我们在浦江召稼楼聚会。席间有朋友感叹：嘉映这次在“优府”的时间太短了，真让人意犹未尽啊！我记得是刘擎接的梗，轻轻一带：下次我们办一场陈嘉映之夜，想来的要收门票！

不过我的感觉，大概因为这些年身份上的某种变化，刘擎的言说似乎也开始有了某种微妙的“位移”。在学校里，他总是轻快的，每每看到我，都不免调侃一番：“优府”真是不错，像应奇这样博士后出站都有困难的人，我们学校却“礼聘”他为教授！偶尔也有另外的情况。有一次，我和他一道陪同郁振华院长在闵行宴请前来参加思勉政治哲学论坛的学者，席间他忽然旁逸斜出道：我发现应奇很早就处理过不少问题！当着国内同行的面，我也只好尬回说：我那些处理都是写意的寥寥几笔罢了……好在他旋即恢复到“本真”的样子，调侃说：大师可不都是这样的嘛！

我近年颇为服膺的赵园女史在为更多人服膺的钱理群先生80寿辰时写了一篇贺文，最后说，她从来不读老钱写的东西，读他这个人就行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虽然这句话也基本适用于我心目中的刘擎，但我真还是要读刘擎写的东西的——比如，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界，每年岁末都会翘首以盼的西方知识界年度综述，那可是一道真正的刘记年度大餐，特别是对我这样不做西式礼拜，读不了也从不读西文报纸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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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