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与歧视：美国的机构性种族主义
【编者按】
非裔男子佛洛依德遭白人警察“压颈”后死亡的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正在美国蔓延。佛洛依德当然不是第一位受害者，即使纽约警察局早在1993年就禁止使用“扼颈”这项擒拿术，也有多名黑人遭警察如此执法而意外死亡。德国自由时事评论记者在此之前卡罗琳·艾姆克（Carolin Emcke），在她的《何故为敌》一书中，为我们讲述了2014年7月发生在纽约史泰登岛的非裔美国人埃里克·加纳死亡案，并以此分析为什么少数族群在美国总是遭到歧视与迫害。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
在此，我不过想在其他人中间
做一个人。我只想生在
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
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去构建什么。
——摘自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3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
您看到了什么？您看到的与我看到的有什么不同？这段可在优酷网上找到的原始视频长达十一分零九秒。视频中非洲裔美国人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正站在一家美容化妆品商店前的人行边道上。当时正值白天，他穿着一件灰T恤，一件长到膝盖的米色短裤，一双运动鞋。他同两名便衣警察贾斯汀·D.和丹尼尔·P.在说着什么，这两位站在他身边的警察，头上的棒球帽都拉得很低。[1]贾斯汀让加纳出示他的身份证件，并对加纳提出了什么要求——视频上无法看出。“得走开？为什么？”只见加纳张开双臂说。看不到他带有武器，他没有攻击警察，他说话时几乎没有离开原地，他没有要逃跑的打算。张开双臂的姿态是明确无误的。埃里克·加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受到警官的纠缠，他说：“我什么都没做。”画面右半边贾斯汀警官都说了什么，观众听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明显推断的是，他指责加纳在卖“loosies”——未上税的香烟。埃里克·加纳拍着手，说：“每次你们看见我，都找我的茬。太烦人了。”他不想被搜查，因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受警官检查和指责。“这事今天得打住了……站在这儿的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们：我什么也没做。”[2]
“站在这儿的每个人”这里指的是目击者。果然，与此事毫无关联的路人参与了进来。他们不像在克劳斯尼茨那样只是旁观，而是采取了行动。也许因为他们与此事毫无关联，也许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事每天都可以同样发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没有白皮肤。一个叫拉姆齐·奥尔塔的波多黎各人首先用手机进行拍摄。他的声音总能在画外听到。他一边拍摄一边解说，一半对着摄像机说，一半对着其他行人。从一开始，就可以听到他如何对埃里克·加纳的话进行确认。“是的，他什么都没做。”一名警察想把这位恼人的目击者赶走。但他说明自己是这里的居民后，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警官不愿意，他仍继续拍摄。虽然警察不希望有人拍摄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希望自己被拍摄进去；但这些仍未影响他们要将埃里克·加纳撵走。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也许他们也知道，过后他们通常会被认为是有理的。还有一位过路人进行了干预。视频显示一名手拿记事本的黑人妇女走了过去，询问警官的名字。然而，即便这样也未能阻止这两名警察的后续行为。
埃里克·加纳同贾斯汀警官做了几分钟的解释，说他只是调解了一个争执，其他的什么也没做。加纳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他什么都没做。视频中他的话也一次又一次地由话外音得到了确认。然而稍后，可以看见警官丹尼尔在背景里呼话，显然他在请求增援。为什么？埃里克·加纳虽然又高又大，可他没有威胁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任何人不构成威胁。最重要的是：他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谁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应该被逮捕，这是不可理喻的。也许因为他不能出示身份证件？因为他拒绝搜身？警官们要看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放过这个又高又大，而且显得有些笨拙的黑人？就算他曾在2014年7月的某天下午在史泰登岛汤普金斯维尔区的一家化妆品商店前，因为出售“loosies”——未上税的香烟而引起过注意；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此刻要出售未上税的卷烟。见不到装货用的包包，他们都看见了什么呢？
这些录音里没有发怒的迹象，没有反击的举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暴力趋势。加纳的表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绝望。两名警官也显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忧。对这种情况他们一定受到过专业培训。再说他们是两个人，又随时可以得到增援。这位穿短裤的男人没有威胁他们。谈了四分钟后，贾斯汀忽然从腰间抽出手铐。他和丹尼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同时逼向埃里克·加纳。加纳喊道：“请不要抓我！”丹尼尔要从后面抓他时，他试图挣扎。他不想被捕。[3]这也许被解释为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但加纳没有殴打任何一名警察，没有攻击他们。他高举起双手——当丹尼尔用上臂从背后按住他脖子时，又来了两名警察，于是四人一起将埃里克·加纳按倒，令他四肢着地。丹尼尔仍在他背后，他扑到加纳身上，掐住他的脖子。他们此时都看到了什么？
1952年，法国精神病科医生、政治家和作家弗朗茨·法农在他的关于后殖民社会的经典理论作品《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了打量黑人躯体的白人的目光：“这个N.[4]是一个动物：这个N.又坏又恶毒、丑陋；看哪，一个N.，今天天冷，这个N.直发抖，这个N.直发抖，因为他冷，这个小男孩在发抖，因为他害怕这个N.，这个N.冷得发抖，因为这是刺骨的冷，这可爱的小男孩在发抖，因为他以为，N.发抖是因为生气，这个白人小男孩扑进母亲怀里说：妈妈，这个N.要吃掉我。”[5]在法农的描述中，一个黑人的身子发抖，会让一个白人男孩感到害怕，他不会将此发抖看作黑人冷的结果，而将之认作生气、发怒，这是被教育出来的害怕。所以法农认为，一个白人男孩，会从小伴随着一个联想链长大，这个联想链中，黑人身躯同动物联到了一起，黑人像动物一样无法预料、野性、危险，这使他一看到黑人，马上会想到“坏”、“邪恶”、“丑陋”这样的形容词，会立即想到：“他要吃我”。
应留心什么，应看什么，这都不是中立的，它有着历史格局，有着既定框式，在此格局框式中，只有与之相适宜的现实会受到关注，并得到记录。如果一个社会中，黑人身子的颤抖仍被解释为发怒，如果在白人孩子（以及成人）接受的教育中，仍被作为需回避或担忧的事件，那么埃里克·加纳[或迈克尔· 布朗（Michael Brown）、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以及所有其他白人警察的受害人]便会被当作威胁看待，即便任何危险都不存在。这样，在多少代人接受的教育下，要对黑色身体进行虐待，不再需要真实的害怕。恐惧早已被改头换面，并在警方成了自然而然的机构性的反射。这是一种看到黑色身体便怕得发抖的种族主义的留心模式，它已转换成白人警官对黑色身体的态度，警官以此为使命：要保护社会不受这种想象中的危险的损害。他们不必有个人私仇，不必有具体的担忧，就可以限制黑色身体的权利。正是如此，眼下这个黑色身体被视作一种威胁，即便他没有行使自卫，即便他几乎已经半死。[6]
加纳躺在几个警官下方，左臂被弯到背后，右臂伸在人行边道上。那个警官的手臂还按在他脖子上。他们七手八脚将毫不反击的加纳肚子朝下按在地上。他们此刻都看到了什么？“I can’t breathe——我喘不上气。”加纳说。埃里克·加纳第一次说这句话时，视频进行了4分51秒。“我喘不上气。”第二次这样说时，视频进行了4分54秒，画面上可见到对这个黑人施暴的有五名警官。他们不肯放手，尽管他们不得不听加纳绝望的呼叫。掐住他的警官，跪在地上，将他的头死死地按在人行边道上。“我喘不上气。”4分56秒，两秒钟后4分58秒，加纳又说道：“我喘不上气。”以后每两秒他就说一次：“我喘不上气。”“我喘不上气。”“我喘不上气。”患有哮喘的埃里克·加纳一共这样说了11次，直到他再也喘不上气来，直到别人再听不到他的声音。
一名警官站到前面，挡住了镜头。画外音说：“这是警察对有色人种的又一次施暴。”镜头不再被遮挡时，可以看到埃里克·加纳躺在地上，已一动不动，几名警官仍围着他或蹲或站。画外音说：“他所做的，不过是调停了一个争执。然后，事情发生了。”一分钟后，埃里克·加纳仍躺在那里。准确地说：那地上躺着一个人。失去知觉的人。但没有人想去取下这位不再能自卫者的手铐，没有人打算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救助。他身边的警官们将这个毫无生气的人拉起来，又放了下去，就像对一个物件。他们对眼前这个人毫不关心，因为他们压根没把他看作一个人。他们看上去似乎一点不着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愧疚，就好像他们通过自己的暴行让埃里克·加纳陷入的境地，是一个黑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境地。
伊莱娜·斯卡利在她的《他类的困难画面》一书中写道：“我们很容易忽视他人的痛苦，我们甚至有能力为他人添加痛苦，强化痛苦，而对此毫无察觉。”[7]
唯一能让人忍受这段视频的是一个证人的声音。他不能改变这可怕的事情，但他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直面以对。这是另一种看的方式，它将所发生的事件做了别样的设置和解释，这是一种不随主流的方式。他的旁白以质疑的眼光对此事件做出了说明。他对看到的事实做出的描述是：一个手无寸铁、不施加自卫的人无故遭到了警察的暴力。他的旁白是：“他们抓的黑人，不打算抗争……他们抓的黑人，正要中止事端。”这位拍下视频的见证人叫拉姆齐·奥尔塔，他遭到推挤，被要求离开现场。后来他换了一个位置，直接拍摄“化妆品商店”门前埃里克·加纳躺倒的地方。接着视频出现短暂中断。视频显示的时间为8分钟时，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名女警官，她走到失去知觉的埃里克·加纳跟前，察看他的脉搏。此后没有出现任何救助行为，没有人对加纳采取任何心肺复苏等挽救生命的措施。两分钟后，那个将埃里克·加纳压住脖子、按倒在地的警官丹尼尔进入画面，他好像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目击者一边拍摄一边对他说道：“你可不要说谎……整个情况我这里都看到了。”丹尼尔走过来，对拍视频者挥挥手，好像让目击者看到也无关紧要，好像一个白人警官看到的才是重要的，他说：“不错，你什么都知道。”这个“你”听起来很有被嗤之以鼻的味道；在此等权威之下，这个“你”肯定永远不会被平等对待。这个说“你”的声调还在给出这样一个信息：证人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被相信的多是白人警察，而不会是一个波多黎各证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拍下的视频。这第二个视频显然是从化妆品商店内、通过敞开的前门拍下的，开拍的时间要晚不少。此时埃里克·加纳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他的周围是些随后赶到的警官，他们时而敲敲那个沉重的身体，时而给他转下身子，时而在他的脖子上查查脉搏。其中一名警察检查了埃里克·加纳的裤子后兜——但仍没有人对这位失去知觉者进行复苏救助。现在可以听到一个女性的画外音：“纽约警察局，滋扰路人……这个人什么也没做……他们不为他叫救护车……”又过去了几分钟，依然没有人来救助。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人将埃里克·加纳的手铐取下。一名警察从加纳裤兜里掏出一部手机交给一位同事。大约4分钟后，可以看到一个女警官弯下身子打量加纳，给他试脉，她对他说话时，仍保持站式，别的再没做什么。又过了几分钟，救护车赶到。埃里克·加纳被抬上担架——此时镜头斜着晃着移向一侧，将警察丹尼尔摄入镜头，他注意到自己正被拍摄，对镜头挥了挥手。
埃里克·加纳死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于心力衰竭，时年43岁。他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妻子、六个孩子和三个孙子。后来，法医将死亡原因诊断为“扼颈”、“胸部挤压”、“压迫后颈”——这些都是“致命的违法行为”。[8]
“他们怕！他们怕！他们开始怕我；”弗朗茨·法农写道，“我想开心，直到窒息，可这对我已变得不可能。”[9]
置埃里克·加纳于死地的扼颈并不是一时兴起而出现的，即使在这个事件中会让人有这样的印象。1975-1983年间，仅在洛杉矶，就有16个人成了扼颈的受害者。埃里克·加纳去世20年前的纽约，住在布朗克斯区（Bronx）的29岁男子安东尼·贝兹（Anthony Baez）也死于警察的扼颈，他同样患有慢性哮喘。[10]贝兹的情况不是因为所谓的出售香烟，而是因为踢足球：球意外地（警方也是这样证实的）飞到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警车上。这种置埃里克·加纳于死地的扼颈也早已不再是合法的：纽约警察局已于1993年禁止使用这项擒拿术。尽管如此，大陪审团对埃里克·加纳的死因及警官丹尼尔的行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审理后，仍然决定不提出指控。
“直至今日，施暴者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可恶，他们都是寻常人，他们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负面情绪，会利用这个国家的负面遗产。”美国黑人作家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1975- ）在他的《我与世界之间》[11]一书中这样写道。施暴甚至不需要作恶，甚至不需要有突发的强烈仇恨。科茨认为，它需要的只是一种传承感，他们知道在此传承中，对黑人羞辱、歧视、虐待都不会受到处罚。它需要的只是流传下的担忧，需要的只是将黑人与危险做联想的传承，正因为如此，对他们的任何暴力行为总会被认为是常情，是合法的。在这个具历史意义的眼光下，一切具体事例，比如埃里克·加纳的、桑德拉·布兰德[12]的，或者查尔斯顿的伊曼纽尔非洲裔卫理公会教堂信徒们[13]的无助、无辜，便全没有了意义。在这个传承中，白人的偏执好像具有永恒的合法性。
尽管将埃里克·加纳置于死地的扼颈是个体行为，在这个事件中运用了这个擒拿术的只是丹尼尔一人，但此举已成为对非裔美国人施暴的白人警方暴力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最终引发的是一场要求对此现实予以关注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群众运动。在非裔美国人的集体经历和奴隶制的遗产里，对白人暴力的恐惧便包含于其中。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悖论：一方面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恐惧得到了社会认可及再生产，另一方面黑人对白人警察暴力的恐惧，却陷入了种族主义的盲区。塔·内西·科茨指出：“你根本不必认为，那个掐死埃里克·加纳的警察，那天去上班时就有了要蹂躏一个人的打算。但你需要了解的是，这个警察拥有美国国家权威，并享有其行使权，这两者双管齐下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一个每年很高的遭受施暴的人数，那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成比例的数字。”[14]
对存在着的机构性歧视及机构性的种族主义的审定并不意味着，认为每一位警察都过失执法，都具有种族主义立场。自然，有无以计数的警察反感、反对、不参与对黑人施暴，或反对给予任何形式的歧视。同样，积极参与抵抗种族主义历史重负的官员也无以计数。许多地方当局，尤其注重为当地黑人解决实际问题，试图与之建立信任关系，致力于减少施暴。[15]然而，仍存在着这两种现实：一方面拥有大量正直的个体警察，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仍存在于警察机构及他们理所当然的观念中，使他们同白人相比，更容易在黑人身上看到危险。警方正是以他们的方式反射了社会上的不同态度，此等现状为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经历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非裔美国人仍然在这种构建成的“矛盾”中长大成人。他们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黑色似乎属于美国社会，但又永远被置之其外。[16]一些数字可以说明美国社会的这种自相矛盾及对黑人的歧视：据民权组织“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统计，在美国监狱230万囚犯中，非洲裔美国人就占了100万。受到监禁判处的非裔美国人比白人多六倍。设在华盛顿的审判项目（Sentencing Project）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涉及毒品犯罪的非裔美国人平均被判处的有期徒刑的时间较长（58.7个月），几乎与白人暴力犯罪的徒刑期（61.7个月）等同。1980-2013年间，美国有26万多非裔美国人被谋杀。相比之下，整个越南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士兵为58220名。
身为白人，对于这种构建性的对黑人的歧视通常是无法想象的。白人很容易这样想，如果黑人什么都没干，他们为什么要遭受检查？白人也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黑人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没有任何理由地遭逮捕？如果他们没有构成暴力威胁，他们为什么要遭到殴打？如果他们犯的罪行同白人的一模一样，为什么他们被判的刑期要长于白人？那些不会每天经历不公正的人也可以自问，为什么还要让这个世界继续这样不公正下去？
符合常规的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此等常规并不存在。符合常规的人往往不会注意，他们在怎样排挤他人、贬低他人。符合常规的人往往无法想象“常规”有怎样的作用，因为他们自己的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应当。但人权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只针对那些与某人相似的人。因此，很有必要注意那些被认为不可接受、不被认可、不可尊重，遭排挤的他类。很有必要倾听那些被视为非常规的人讲述他们被排挤、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及其感受，并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即便它们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生过。
第一次受到警察无明显理由搜查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同时，又会接受现实而不会感到多么不快。但如果一次又一次地被毫无理由地打扰，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出示证件，一次又一次地被搜身，那对遭遇者来说，便不会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体系性的侮辱了。这里不仅包括有关机构性种族主义或警察暴力的经历，还包括那些“狗眼看人低”似的猜测、怀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涉及遇害的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17]的问题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到了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伤害。他以自己的经历谈及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在超市里基本上被当作小偷看待，没有任何理由但就是得不到商务贷款，在马路上总要听到汽车车门的突然锁定声……总是这样，没有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是威胁，是鬼怪般的另类。
被认错人也是此类不快经历之一，这对那些不必每天有所体验的人来说，并不引人注意。被认错并不因为你确实与某人相像，而只因为具有同一种肤色——就好像所有黑人看起来都一样似的。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不过不是针对黑人的。在美国做讲师时，一次在我的讲座课上坐着三位亚裔美国女学生，她们看上去几乎一点都不一样。她们坐在我面前时，要分辨她们很容易，没有什么困难。可当一个女生在开学第一周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却一时不知道她是三位中的哪一位了。尽管我以为在她面前将这点做了掩饰，但仍深感惭愧。我希望这仅仅说明自己缺乏经验。后来在柏林的一位德裔日本朋友给了我一些安慰，她说，亚洲人见到我这样的面孔，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许遇到非常陌生的面孔或名字时，一开始记忆起来有些困难，这不应受到指责。但应该指责的是，对此现象不进行反省，不去费心记忆这些名字和面孔，不去将这些人当作个体去做进一步了解。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偶尔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认错人的情况，这样的印象便不再是一无所知，而是歧视。就好像他们不能算作个体。[18]
如果经常遭受此等屈辱，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导致一种忧伤，所有的人都知道那种被置于视而不见及被视为怪物之间的忧伤。如果每一天或每一个星期，你在马路上，在酒吧，在与熟人或陌生人交谈时，总得一而再地为自己做解释，总得对抗错误的低估，总得保护自己免受怨恨与羞辱的伤害，这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这会损害身心健康。如果总要遭受充满意识形态的概念与规定的伤害，遭受表情及信念的伤害，这不仅令人恼怒，也令人麻木。如果一次又一次被置于仇恨面前，久而久之会令受害人沉默不语。那些被视为性欲反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不值得敬重者或病态者，那些必须为自己的肤色、自己的性取向，为自己的信仰，甚至只为头巾做解释者，长此以往还常会失去无所忧虑畅所欲言的兴趣。[19]
在此还会出现耻辱感：如果必须由自己说明到底在什么时候，以及通过怎样的语言及手势表情、怎样的举动及信念会伤害他人，会令他人感到排斥，这是令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情。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总是暗暗希望每个人都会注意到不公正的现象，即使他们自己不必经历。我很愿意做出这样的猜测：受侮辱歧视而挺身自卫的不只是受害者，为此感到伤害的不应只是受害人，而是所有人——可以说这是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里对他人的一种道义期待，更温和的说法是，这属于我对社会的信任。这样说来，如果期待着别人参与干预，事实上却没有发生，又会令人感到有些奇特的失望。
要为自己发声总需要克服恐惧感，不仅如此，还要克服羞耻感。因为每一次反驳、每一次提出异议都需要提及自己受到的贬低和伤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过：“你只能将自己当作被攻击者来辩护。”在她的情况是，她被当作犹太人受攻击时，她要作为犹太人来做出反应。这意味着，被攻击者总要搞清楚自己是作为什么人而受到攻击的，自己需要梳理好利害关系，知道自己要作为什么人来说话。是作为一个被视而不见的、被丑化的人，还是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某些表情和语言、某些法规或习惯受到制约和重压的人，还是作为不愿再忍受某一思维定式、不愿再忍受某种偏见和恨的人。
令人特别痛苦的是，因被歧视产生的忧伤几乎是不允许表达出来的。谁若讲述他受伤害的经历，谁若不能压抑自己对永远遭排挤的忧伤，他或她便通常被认作“怒者”（像“愤黑男”、“愤黑女”便是这种定式表达的例证，通过此类表达，无能为力的绝望变成了所谓主观臆想的无端愤怒），或被认作“无幽默感者”（这是对女权主义者或对女同性恋者的标准评语），或被认作“从自己的受难历史获益者”（针对犹太人的）。这些贬损性标签效果独特，首先要使受机构性歧视的受害者没有可能为自己辩护。此等方式下，受害者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固定标签，为他们的发声制造了障碍。
从未受过侮辱的人，从来不必抵抗社会性歧视的人，从未被视而不见、被妖魔化的人，他们很难想象，那些受侮辱及伤害的人，为了不让自己贴上“怒者”、“无幽默感”或“贪婪”这样的形容词，总要尽可能地表现出快活，表现出心怀感激，而这一切是多么艰难。一个秘而不宣的期望是：请冷静对待系统性侮辱及歧视，这是一个额外负担，因为这是在认为遭侮辱、令人气愤的原因本来就不存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埃里克·加纳视频中最触动我、最痛苦的时刻不是那个常被引用的他最后的话：“我喘不上气。”对我来说，埃里克·加纳视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是他遭到警察攻击前说的话：“It stops today——这事今天得打住了。”是他声音中的绝望，是简简单单的忍无可忍。他不想再容忍一次又一次地被检查、被拘禁，不想再接受被派给一个不被公正对待的角色，这是一个黑人的角色，一个应该接受不断的被羞辱被贬低，且一声不响的角色。“这事今天得打住了”，这还意味着某种看人的眼光应该消除，这种眼光让人被视而不见或被妖魔化，像那个地铁里的男孩受到“视而不见”被推倒在地，就像埃里克·加纳那样被视为危险，即便他已经昏迷不醒，戴着手铐躺在地上。
我之所以深受触动也许还因为，我由此搞清楚了，我应该将埃里克·加纳作为什么人来纪念：那不仅是一群官员脚下一动不动的躯体，不仅是一个临死前说出“我喘不上气”的人，而是那个说出了“I’m tired of it.It stops today——我烦透了，这事今天得打住了”的人，这是在提出诉求：此等无止境的搜身检查的历史，此等黑人害怕白人警察的漫长历史应该结束了。在“我喘不上气”的呼声中，人们能听到痛苦与死的折磨，这句话还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抗暴运动。它是对地方警察暴力的控告。当时在场的每个警官都应听到了这句“我喘不上气”，然而他们却置若罔闻；这个黑人是否真的喘不上气，他是否会死，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此等漠然态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因它不会受到严重处罚。
“这事今天得打住了”不只是指当时虐待本身，而指早已冷却下来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仇恨，它存储于机构之中，以种族歧视与排斥出现在实际生活之中。“今天得打住了”针对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容忍，指的是既然看上去改变不了，便舒舒服服地默认，因为这种事由来已久。埃里克·加纳以他的“这事今天得打住了”展示了他作为个体的主观尊严，表现了他不想让这个尊严被否认的意愿。
这种尊严正是每个人应该捍卫的。“今天得打住了”——这等恨，这等暴力，不论它出现在史坦登岛还是在克劳斯尼茨。“今天得打住了”——那些将民众情绪上升为政治观点的认识，那些以“害怕”、“担忧”为名，为种族主义做修辞掩饰的手段。“今天得打住了”——某些总要听到的公开言论，那些言论会让每个混乱感觉、每个内在脆弱、每个预谋论式的错误观点都作为不可侵犯、无可争辩及有价值的来看待，并不受评判性反思及设身处地的同情心的影响。“今天得打住了”——某些注入了恨的思维框架，某些定义了某些规范的思维模式，是它们使偏离规范者都被打入另类，遭受排斥。“今天得打住了”——某些导致一些人被“视而不见”、被撞倒在地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得不到一声“抱歉”的内在心态。
注释
1.名字是在调查后才知道的。我在这里使用这些名字，是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导致埃里克·加纳死亡的过程。
2.埃里克·加纳留下的最后的话（英文原文）：Get away [garbled] for what? Every time you see me, you want to mess wiht me. I`m tired of it. It stops today. Why would you…? Everyone standing here will tell you I didn`t do nothing. I did not sell nothing. Because everytime you see me, you want to harass me. You want to stop me [garbled] selling cigarettes. I`m minding my business, officer, I`m minding my business （…）原话录音见：http://www.hiaw.org/garner/。
3.埃里克·加纳曾因出售未纳税香烟及占有大麻毒品多次受到拘捕。
4.Neger的缩写，意为黑人、黑鬼。当代被视为歧视词。
5.在原文（及在德文译本中）都写出了那个N打头的词。我有意放弃写出这个词，因为我作为引用黑人作家的白人作家，是在另一个背景下使用这个词，并且我深深知道，这个词有产生词意移位及伤害的可能性。Frantz Fanon，Schwarze Haut，weiße Masken，Wien/Berlin 2013-2015，S.97。
6.Judith Butler特别有教益的一段话是：“Endangered/endangering: Schematic Racism and White Paranoia.”还有Robert Gooding-williams的话“Look, a n…”见：Robert Gooding-Williams（Hrsg.），Reading Rodney King，Reading Urban Uprising，New York/London 1993，S.15-23 und S.157-178。
7.Scarry，Das schwierige Bild des Anderen，S.230。
8.正如法医给出的结论，促使埃里克·加纳死亡的还有他的哮喘病、心力衰竭和肥胖症。
9.Fanon，Schwarze Haut，weiße Masken，S.95。
10.http://www.nytimes.com/1994/12/30/nyregion/clash-over-a-football-ends-with-a-death-in-police-custody.html。
11.Ta-Nehisi Coates，Zwischen mir und der Welt，München 2016，S.17。
12.2015年7月25日，非洲裔年轻女子桑德拉·布兰德因开车时涉嫌违规变道，被白人交警拦下。双方发生争执后，布兰德被捕入狱。3天后，布兰德被发现死在狱中。
13.2015年6月18日，当地时间17日晚，一名美国白人在查尔斯顿的一家黑人教堂射击，造成现场9人死亡1人受伤。
14.Coates，Zwischen mir und der Welt，S.105。
15.偏偏在达拉斯（Dallas）——在五名警察被黑人阿富汗退伍军人米卡·约翰逊（Micah Johnson）射杀的地方，多年来当地警方尤其致力于避免冲突升级。参阅：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nach-den-polizistenmorden-ausgerechnet-dallas-14333684.html。
16.乔治·扬西（George Yancey）在为《纽约时报》做的一个采访报告中介绍了这种恐惧体验，该报告题为“The Perils of Being a Black Philosopher”。文中写道：“Black people were not the American we but the terrorized other.”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6/04/18/the-perils-of-being-a-black-philosopher/?mid=tw-nytopinion&smtyp=cur&_r=1。
17.2012年2月26日，17岁的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晚上去父亲家的路上被协警乔治·齐默曼看到，认为他可疑。两人产生口角，随后特雷沃恩·马丁被齐默曼在近处用枪击中胸部身亡。
18.本人多次被错认为其他女同性恋的情况，在这里我不再一一赘述。
19.参见Mari J. Matsuda/Charles R. Lawrence III./Richard Delgado/Kimberlè Williams Crenshaw（Hrsg.），Words that Wound.Criticial Race Theory，Assaultive Speech，and the First Amendment，Boulder/Colorado 1993，S.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