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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

面对疫情,人类学可以做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严月茹

2020-06-03 09:51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肺炎的爆发,泪水与汗水的背后,也是一次社会力量的集结。工匠搭建病院,医者治病救人,历史学家从瘟疫史中吸取教训;医学家争分夺秒研制疫苗;经济学家洞察经济政策……
那么人类学家,到底能为疫病做什么呢?
5月27日,清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景军,在大理大学2020年民族学空中讲堂上,发出了这样的提问。景军认为,在大疫面前,人类学所能做的,正好暗和了近十年来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即回归“物”(“thing”)本身,将自然重新纳入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人类学到底能为人类做什么?
5月7日,《柳叶刀》发文《呼吁建立COVID-19健康研究组织》,召集学者针对新冠病毒,建立一个包容且透明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组织名为“柳叶刀健康一体化委员会”。“健康一体化”(One Health)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旨在追求动物、自然和人类三者之间互动的和谐,让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
景军认为,人类学在这三个环节上都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虽然人类学没法从医学角度溯源,但景军认为,病毒从野外进入人类社会的过程,就包含了文化问题。
此外,当疫病爆发,景军表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民族所受的影响也不同。2003年,非典爆发,纽约唐人街的华人首当其冲,华人是疾病源泉的谬论也随之出现。
而在几年前WHO公布的最危险传染病名单上,埃博拉传染病、马尔堡出血热、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尼帕、拉沙热、裂谷热和刚果出血热,超过一半都将疫病和地方联系到一起。
景军认为,疫病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也体现在疫病的污名化上,人民成为了疾病的承担者。
在疫病的治疗层面,景军认为,可以从地方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地方生物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地方性物种所具备的特征,属于纯生物学。另一方面,指的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地域差异,比如饮食文化。生物性的血缘关系和社会性的亲属力量,分别代表了这两方面。
当埃博拉病毒爆发时,研究者通过分子流行病学分析发现,因为在埃博拉爆发的国家,普通人上学、就业、就医等社会活动几乎都离不开亲属关系,所以病毒的地理分布和移动,实际上就是人们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折射。
而在中国,根据中医学界的判断,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新冠病毒的治疗,中医似乎都有所成效,这背后反映的也是地方生物学的特征。
那么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到底有哪些呢?
3月15日,云南大学民族学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应急项目》被选中的30个项目。景军将现有的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疾病的传播,第二类有关疾病的冲击,第三类围绕针对疾病的应急行为。
景军也表达了对这些研究的期待,“上次非典,全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有)7篇,这次我们不会是这个样子”。
人类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除了目前进行中的研究,过往的人类学研究也可以给我们启发。景军把以往有关疫病的研究分为四类,遭遇研究、常规研究、回溯研究和行动研究。
进行“遭遇研究”的代表是人类学家许烺光。上世纪四十年代,许烺光在云南喜洲做研究时,遇到了霍乱。而地处云南和缅甸交界的保山,因为受到日军轰炸,导致很多在缅华人开始往国内跑,保山人则往昆明方向跑,最终形成了大霍乱。仅在喜洲,一个8000人的镇子,4个月死了200多人。
许烺光在调查中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迷信与科学的分野。之所以得到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发现面对疫情时,中国人把中药、西药、宗教、魔法一起使用,没有丝毫的矛盾心理。
提到“常规研究”,景军以一个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为例。他在埃及做研究时发现,因为女性身上永远裹着长袍,无论是擦身体还是如厕,甚至独处时她们都不能脱下,因此她们很难发现自己的便血,所以女性很难发现阴道血吸虫。
“回溯研究”又称“历史研究”,指的是用考古学、文献学的方式,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在研究丝绸之路时,一个人类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联合研究,来分析丝绸之路上的坟墓和木乃伊。在西北部的一个驿站厕所里,学者们发现了7种在南方典型的寄生虫。景军认为这样的研究颇有意义,“所以(这)证明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个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思想之路,它同时也是一个病毒之路”。
最后一类“行动研究”,指的是通过做事来达到研究目的。哈佛大学的一个医学人类学家,同时也是内科医生,他在海地建了一所医院。通过治病,他和很多海地人建立联系,做了大量有关艾滋病苦难的个人口述史。
纵观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传染疾病,也有共同点存在。医学人类学的“健康社会梯度理论”指出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即富人的健康状态比穷人好得多。
解放神学的“冷漠制度说”认为,不应该责怪穷人不够努力,因为整个社会制度,无论是教育、媒体还有医疗,都对穷人漠不关心。在《死亡之际没有哭泣》中,人类学家Nancy记录了巴西的一个贫民窟,因为新生儿的死亡率过高,当出现孩子死亡时,母亲已经不会再掉眼泪。同样是巴西,在寨卡病毒爆发后,有学者发现,由于巴西严禁堕胎,也不鼓励节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在生养很多孩子的同时,还要到蚊虫聚集的水源地取水。
但同样是这群妇女,其中的一批把自己的羊水捐给了医院,从而提升了检测寨卡病毒的能力。景军表示,“这个研究特别有意思,他使用了悲悯人类学分析的框架,然后避免了制度化批判的局限性。它尤其捕捉到了一个弱势群体,在极度困难和万分悲伤的情境之中,仍然不肯放弃凝聚利他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 ”
天人合一: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2002年,在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上,费孝通发表了题为《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的演讲。那时“9·11”事件发生不久,身处北京的费孝通深受沙尘暴的侵扰,这些促使他重新反思文化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东西方文化区别的“要害处”,落在人与自然的价值观上,“我私人认为西方文化强调的,人利用自然而产生促进技术发展的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同时也正反衬出东方文化着重‘天人合一’的传统。”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的《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一文指出,费孝通对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和以“本体论人类学家”为标签的学者不谋而合。这群“本体论人类学家”,重新审视自然和文化的关系。
景军认为,在大疫面前,人类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正好暗合了近十年来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
这次变革,从广义层面上看,强调对概念的重新定义,反对把文化抽象化。从狭义来看,表现为对物种和自然的关注。景军表示,“所谓的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转型,概念的转型,是大世界观的转型,他要求把生物世界拉回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过去我们曾经做过,但是我们越来越疏远。”
景军列举了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学界在本体论转向上的努力。《当物种相聚之时》(When Species Meet)是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研究动物行为的作品。她认为,在描写文化的时候,应该把其他物种也写进去,包括物种自身的情感、智慧和意识。
爱德华·科恩(Eduardo Kohn)的《森林如何思维》则更加“极端”。在这本有关森林和森林人的研究里,他认为非人类的物种也有思维和合作方式。科学只承认一种现实,但是森林人对森林的理解是另一种现实,森林自己的世界又是另一种现实。
菲利普·德斯科拉在《身在自然社会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现实是多重的,只不过科学没发现其他的现实”。
爱德华·卡斯特罗在《食人形而上》(Cannibal Metaphysics)一书里表示,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人民的禁锢。他认为自然主义是多元的,自然并不只有一个。他还提出了“自我决定本体论”,主张一个有关民族自觉的本体论,应该包含一个民族自我发展的根本知识体系。
中国学者朱炳祥也主张“主体民族志”,即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写作时,不要有过多的客观主义包装,而要把当地人的想法和行动呈现出来。朱晓阳所进行的地势人类学研究,也是通过把地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将自然纳入人类学的分析。
景军认为,本体论转向讨论最大的核心,是生态生物学的问题,“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四川人爱吃辣的,云南人爱吃这个,然后东北人爱吃那个,这是文化多样性。但是吃的东西代表的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在这个问题上是并合的。”
在讲座的最后,景军表达了对非洲人类学家的赞许,目前他们研究的四大领域生态、都市化、女性和身体,都是想要解决真问题,“非洲人类学发展的很有意思,而且旗帜鲜明。所以中国学者,在向西方人类学学习的同时,还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投向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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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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