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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在日本写汉诗:朝鲜通信使申维瀚的文学苦恼

吴政纬

2020-06-03 14:34  来源:《从汉城到燕京》

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鲜国一直因为汉文素养较高,享有极大的声誉。在朝鲜赴日通信使申维瀚的心里,没有朝鲜人传播文化(带书来日本),日本根本没有文字。申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极大的误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处应该是他为何如此作想。这得考虑到朝鲜的读书人长期倾力学习汉文化,堪称当时中国以外最熟悉汉文化的国家。
本文节选自《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 1592—1780》(吴政纬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这本书描绘了18世纪朝鲜人眼中的“世界”。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表。
朝鲜所绘中国地图(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长44.8cm,宽63cm)。中国地图一直是朝鲜舆地图不可或缺的角色,里头夹杂着朝鲜对中国的各种想象。
日本最早提及“书籍”的记载见于《古事记》。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应神天皇(270—310)命百济国(公元前18—公元660)进贡书籍,于是百济派遣了一位和迩吉师(亦有一说称王仁)前往日本,他带了两种书,一是《论语》,一是《千字文》。
我们自然不会真的认为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书籍,或是和迩吉师千里迢迢跑来,居然只带了《论语》跟《千字文》两种书。我想这个故事更有意思之处,应该是清楚地揭示了一条书籍旅行的路线。例如诞生于中国的《论语》辗转跑到朝鲜半岛,又经由百济国人之手,漂洋过海,落脚日本;绵延千里的书籍旅行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已经达成了。
每个人都能从里头找到自己喜欢的元素。尤其对那些踏上日本国土的朝鲜人而言,他们宛如和迩吉师一样,是造访东洋的贤人,为日本带去更好的文化。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朝鲜人除了有去北京逛逛的“燕行使”,也有前往日本的使节团,可以简单统称为“通信使”。虽然朝鲜和日本两国因为“壬辰之战”的关系,冲突不断,但战争终究结束了。尚且不谈如何收拾善后,适当地恢复外交关系,实是当务之急。于是两国首先就战争期间归返“俘虏”一事展开谈判,也因为如此,出现了江户时代的第一批通信使。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
尽管通信使被派往日本的次数不多,贯穿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四年间也只有十二次,却留下数量惊人的相关资料。首先,朝鲜人是当时少数得以深入日本内地的外国人,颇受日本上下瞩目,加上日本的文化界长期钦慕朝鲜,频繁地与朝鲜人“交朋友”,于是留下许多宝贵的资料。
其次,朝鲜方面一如燕行使者的情况,随行人员有的写了日记,有的则是整天收集撰写官方报告的资料,也记下不少所见所闻。此类文字记录像是坐落于朝鲜和日本两地之间的时空隧道,釜山、大阪、京都与江户的风景,两国知识分子各自的观察,使者写在日记里的抱怨以及行经富士山下的赞美,每一则记述都仿佛如实再现了过去的某个细节。
这些文献背后藏着不同目的,有的想窥伺日本的国情民俗,以及政治局势;有的保存了友情记录,诸如读书人之间的笔谈记录,或是单纯的游记。真要说这些文字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当时“外交工作”的角度来看,就好比“维基解密”所曝光的政府文书一样,里头是朝鲜人直接的没有隐晦的日本理解,夹杂着客观与偏见,越矛盾越显真实。如果要为朝鲜人的日本记录下几个关键词,两国交战之后,17和18世纪的外交工作不仅仅是“亲善友邦”,观察他国民情也只是刚刚好而已,随行人员的另一重责大任就是“宣扬国威”。
什么是宣扬国威?从当时两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准备工作即可瞧出端倪。例如,两国的外交人员事先磋商一份清单,明白列举你要准备什么,我要做好什么。朝鲜方面有这样的安排:选择马术精熟、弓技绝妙的人,以供表演所用;随行的画家必须由经验老到、有显著成绩的人才能担任。
这些肩负特殊技能的朝鲜人,就是朝鲜国的代表,赴日宣扬国威。不过,上述不少还算是“武戏”,为了印证朝鲜的人才文武双全,当时在家孝顺母亲的申维瀚(1681—1752)收到一份公文,被告知他即将前往日本,等待他的职务是使节团中的重要角色——“制述官”。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图长 29.8cm,宽 28cm)天下图可以说是超乎今人想象,另类的世界图。关于这张图的谜团,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热衷讨论的话题。
1719年,朝鲜使者一行四百七十五人,带着朝鲜国王的“国书”(国王给幕府将军的信)前往日本,目的是恭贺三年前新就任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朝鲜官方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朝鲜人文化之深厚,特地拣选时年三十八的申维瀚担任“制述官”,也就是专门请来写诗文歌赋的好手。按照申维瀚的说法,设立制述官的缘由是:“倭人文字之癖,挽近益胜,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日本对文学的喜爱,促使朝鲜在宣扬国威的项目中创造制述官的位子。
这或许听来有点夸张,但一如和迩吉师带来《论语》和《千字文》的寓意,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鲜国一直因为汉文素养较高,享有极大的声誉。当然,申维瀚也知道上述的典故,在他心里,没有朝鲜人传播文化(带书来日本),日本根本没有文字。
申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极大的误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处应该是他为何如此作想。这得考虑到朝鲜的读书人长期倾力学习汉文化,堪称当时中国以外最熟悉汉文化的国家。相形之下,日本不像中国、朝鲜以“科举取士”,江户时代不仅是“武人社会”,同时也是世袭社会,导致学习文学的儒生没有好的出路。换句话说,江户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很强的社会诱因,令日本人愿意跻身儒生之列。有趣的是,汉文化的价值在当时仍被日本人(尤其是文化界)认同,因此即使不少人不以儒生为业,部分医生和武人也会学习汉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顶级读书人的造访,对日本社会仿佛震撼弹一般。第一,自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尤其是远离海港的内陆,一般庶民几乎没有见过外国人。不论是出于好奇,或是真心仰慕,朝鲜人一来便受到极热情的接待。第二,这对当时的日本读书人而言,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得以通过笔谈和翻译借机与朝鲜人切磋汉文。
透过申维瀚的眼睛,我们得以一窥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文学,以及他们多么受到日本百姓欢迎。他的日记《海游录》中,时常评价访日期间的朋友。当说到日本僧人的时候,他认为“其人与文章皆不足道”。至于幕府将军专用的文学人士,如担任大学头的林信笃(1645—1732),都被申维瀚评为“观其文笔,拙朴不成样”。申维瀚眼中的日本汉文学,着实不值一提。
这可以说是朝鲜人单方面的自大吗?如果从日本人的举动看来,朝鲜人确实于汉诗文有突出的表现。先谈谈一般民众,当申维瀚一行人抵达对马岛的时候,他形容当时的场景是:“观光男女,簇簇如鱼鳞,或坐堂,或窥帘,或立墙外,或在路旁。”至于稍微懂汉文,或者说喜欢汉文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申维瀚每经过一个地方,必定是:“群倭聚集如云,时时有夹纸笔而乞书者,余或随兴而写。”当申维瀚拿着毛笔写字的时候,甚至有日本人整天在旁观看学习。
申维瀚就像文学明星,每次聚会都是众人眼中的焦点,他写的每首诗仿佛都是最高超绝妙的文学作品。他表示,日本人从他手中拿走诗文时,不论身份高或低,都把朝鲜人视为“神仙下凡”,那些诗文则被当作珠玉宝石般珍贵。即使是抬轿子的下人,或是不识字的人,也以得到朝鲜人的书法为荣,对他们顶礼膜拜,感谢再三。不过,每天应接日本人的“求诗”“求文”,看似达成了宣扬国威的任务,却苦了申维瀚。他虽然经由官方接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就连游览富士山都是日方派人“抬轿子上去”。但是,应接不暇的“文债”仿佛扎在心头上的一根刺,挥之不去。这些乞求诗文的日本人时常挤在使节团的住处,从白天到黑夜。这给制述官申维瀚带来许多压力,毕竟他来到日本的工作就是专门写诗文歌赋。
1719年冬天,朝鲜使节团行至京都附近的吉田,或许有几个人得以四处闲晃观光,不过申维瀚已无暇欣赏风景,因为令人苦恼的文债不断累积,他有时一天就得挥毫数百幅字才能交差。最终,他甚至无法安心入眠,几个通宵熬夜,只为了写出应付日本人的汉诗。
可以想见,那一夜万籁俱寂,冬令时节带来些微寒气,使者彻夜未眠。
《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 1592—1780》,吴政纬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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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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