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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郑嘉励:浙江城市考古漫谈

郑嘉励

2020-06-03 17:04  来源:《考古者说》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定都今日之绍兴。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今浙江全境几乎全属会稽郡。东汉“吴会分治”,旧会稽郡一分为二: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会稽郡。新会稽郡的治所仍在绍兴,依然管辖浙江的多数区域。
古代越国与吴国的界碑
三国以来,境内陆续分出临海郡(今台州)、吴兴郡(今湖州)、东阳郡(今金华)、永嘉郡(今温州)等。隋唐时期,增设杭州、处州(今丽水)、睦州(治所在今建德市梅城镇)、衢州、明州(今宁波),五代吴越国又有秀州(今嘉兴)之设。浙江的城市格局,即明清所谓“上八府,下三府”,至此全面形成。
隋唐以前,绍兴始终是浙江最重要的城市。唐末,钱镠追随董昌,转战四方,割据两浙。后来,董昌在绍兴自立,却把杭州让给了跟班的小兄弟钱镠,当然不是因为董昌大度,而是绍兴乃浙东的节度使州,杭州只是浙西的普通“支郡”,地位远不及绍兴重要。杭州超越绍兴,主要是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定都杭州,经营近百年的结果。后来,宋室南渡,以临安府为首都,杭州一跃而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迥非绍兴可以企及。
南宋重海外贸易,明州是通往日本、朝鲜的主要贸易大港,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唐开元年间才新设的明州,后来居上,赶超绍兴;近代温州开埠后,西风东渐,绍兴在区域城市中的地位,甚至被温州超越。
今天浙江的车牌号,杭州是浙A,宁波浙B,温州浙C,绍兴浙D,排行老四,大概就是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反映。
简而言之,两千多年来的浙江城市史,主要是一部“千年老大”绍兴不断边缘化,隋唐以前的“山中小县”,也就是后来的杭州,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浙江首府”的历史。

前述城市发展史,极粗线条,不足为训。但今天的话题,城市考古,绝不仅是古代城市政区沿革的变迁,更是城市具体形态和规划的变迁;绝不仅是写在纸面上的城市历史,更是深埋于地下的实物的历史。
我们的城市,晚至宋代,尤其到南宋,始有较详细的记载,比如杭州、宁波均有完善的宋元方志传世。除了文字记载,还有描绘详细的“舆图”,因此,我们对宋元以后的城市形态才多少有点感性认识。与此相反,我们对隋唐以前的城市,简直可说一无所知,甚至连南朝的东阳郡有无城墙,唐代越州城内的坊区有无坊墙等基本问题,也无法回答。
这因为文献无载,历史学家无从着手;更因为金华、绍兴等城市,世代都在同一地点建设、发展,六朝隋唐的遗迹已经深埋在地下四五米的地方,南宋临安城的地面也在今杭州城内水泥路面以下两三米的深处。浙江城市人口多,经济发达,高楼林立,考古学家有限的发掘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在基本建设的间歇空隙进行。这种城市我们称其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开展考古工作困难重重,几乎无法触及早期遗迹。
偶尔才有例外:三国孙吴时期自会稽郡析置的临海郡(今台州),郡治在今椒江北岸的章安,即原秦汉回浦(章安)县治。唐代,台州的郡治从章安迁至临海,旧治废弃,姑且可称为“章安故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章安故城叠压于今日的章安镇街区之下,悲观地以为遗址已经无存。
实际上,章安故城遗址并不“古今重叠”。唐代废弃后,新章安镇重建于旧城区外,故城长期为稻田,并无建筑覆盖。这种城市遗址可称为“旷野型城市”——这个重要发现缘于当地前些年大规模的挖掘窨井,每隔几十米挖一口圆井,出土大量东汉至南朝的砖瓦、瓷器和建筑构件。根据遗物的分布,甚至可以勾勒出临海郡治的规模和范围。
“旷野型城市”适宜开展考古,倘若加以全面勘探,有可能厘清六朝郡城的具体布局和形态。在别地已然不具备工作条件的状况下,章安故城的重大意义,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这无论对于台州,抑或对于浙江,绝对是罕见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敬请当地加强遗址保护!

以上只说州郡城市。其实,城市既有等级之区分,如浙江南宋城市,有都城、州府、县城和县城以下城堡等诸多等级;也有类型之区分,如嘉兴、湖州等“水乡型”城市,与丽水等“山地型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形态上,理应有所区别。具体对象,都要具体说。
无论哪一类城市,“旷野型”都是特例,我们始终要面对“古今重叠型”的硬骨头,只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追寻旧时痕迹。
“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总结起来,只是两句话:一是“平面找布局”;二是“纵向找沿革”。说起来容易,做来却是无止境的事业。
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是复原城市平面布局,然后在复原的基础上,讨论城市规划。以杭州为例,南宋临安城考古的目标是描绘出一幅详尽的临安城地图。考古队辛苦工作好多年,犹如躬身田亩的老农,收成只是在地图上画出南宋太庙的一条线,或者德寿宫的几个框框。这是艰苦卓绝的“拼七巧板”,需要几代人工作的叠加,最终完成拼图游戏。
在具体操作的层面,城市复原可以分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宏观尺度”的复原,讨论城市的选址、环境、基本形态的变迁。隋朝杭州设立之初,州城在凤凰山上,城墙“周围十里”,范围甚小。钱镠割据两浙,在“小城”之外,加筑一圈外城,将凤凰山小城改为王宫,杭州始为“腰鼓城”的形态,北宋因之。南宋定都临安,将小城范围辟为皇宫区,元陈随应《南渡行宫记》说“皇城十里”,正是隋城的规模。元灭南宋后,拆除城墙,大内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竟将原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这就是唐宋元三代杭州城变迁的宏观考察。
“中观尺度”的复原,讨论城市局部规划、道路肌理、坊巷格局等。南宋御街,贯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门,经朝天门(今鼓楼),两侧有太庙、三省六部;过朝天门,经德寿宫侧,一路向北;在观桥附近,折西而行,抵达终点景灵宫,即今武林路与凤起路交叉路口。御街遗址深埋于今中山路下两三米,严官巷发掘的南段御街,遗迹十分重要,但受工作条件制约,竟然未能完整揭露,尽管可以判断御街的砌筑工艺,但宽度只能推测。但我们知道,各段御街的宽度不同,南段约在15.5米,中段约11.6米,北段自观桥以后,街道较窄,应在3至9米之间。这些数据看似平常,却是文献无法告诉我们的,对认识临安城极为关键,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南宋皇帝前往景灵宫行礼时乘坐的玉辂车,无法通过御街的全部路段。
现在的杭州南宋御街
“微观尺度”复原的工作更多,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德寿宫、杨皇后宅等具体建筑的格局、形态、营造工艺、建筑构件,甚至可以比较两主体建筑的等级差异,台基、柱础的工艺差别。对遗迹和遗物的细致分析,是考古工作者的当行工夫。也许,细节能够引领我们通往历史的幽微之处。

最后说城市考古的“纵向找沿革”。2015年,我发掘嘉兴子城遗址,先确定城墙四至,再揭示中轴线,这是“平面找布局”;在北城墙位置,发掘一条探沟,解剖至生土,由剖面可见,北城墙位置最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聚落,两晋时期存在高规格建筑,可能已是浙北的中心城市;五代建起城墙,蒙元灭宋后,拆毁城墙,从此再无恢复;明代在旧城基址上,建筑土垣,作为嘉兴府衙署的北界围墙;1949年后,围墙拆除,护城河被填平,一切封存于水泥路面之下。
这就是“纵向找沿革”。两千多年来嘉兴城市的变迁,直观展示在地层剖面上,堪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年轮”。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既来自平面铺开的格局:城墙、道路、河道、衙署、文庙、城隍庙、街区、坊巷的排布,也来自纵深的历史沿革。2018年我发掘明清金华府文庙的泮池遗址,明朝人将泮池开凿于六朝东阳郡的地层上;民国时期,文庙改为金华中学;1975年泮池拆毁并填平。如今重建文庙,根据考古揭示的泮池遗迹,将在原址重建新泮池。莫说故事太寻常——这是金华城区东南一隅,一千多年来发生的故事,在一口池塘大小的同一地点。城市的好故事,从长时段、有纵深的历史脉络中生长出来。
(本文摘自郑嘉励著《考古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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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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