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哈佛抗疫记：社会上春意融融，医院里水深火热

春天不是读书天。草长莺飞的时节，人心思动。尽管波士顿并非四季分明的地方，2、3月的天气，每周还是晴云雨雪乱着次序轮番来一遍。艳阳高照的日子，我们出门还裹紧羽绒服，本地姑娘已迫不及待地露胳膊露腿了。

在这里教书的朋友说，盼着春假就能喘口气。中国的学校只有寒暑假。这里1月底才开学，3月中又要放假了？对我们来说，为期一年的访学本就是一个悠长假期，因此对春假无感。3月初的英语圆桌后，老师约我明天（5日）下午去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庭见一位朋友，如果这天没空，就要等14日至22日的春假结束再约。我才恍然发觉，还有一周半的时间就要放假了。

我想择日不如撞日，便应承下来，正好顺便去看艺博馆新上的“图绘江户：菲恩伯格夫妇日本艺术藏品展”。我们絮絮闲聊了一个下午，期间也谈到美国的新冠疫情。3月4日，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律师感染新冠，其家人、邻居、朋友等11人亦随后确诊，其子女就读学校及其公司所在办公楼均被关闭，上千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这则新闻在美国的耸动效果，有点像此前国内盛传的各种“毒王”（super spreader）故事。

老师说：“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居然传染（infected）了上千人！”

我说：“新闻公布的确诊人数是11人，上千人被隔离，但不一定被传染，尽管这确实是一个传染性极高的病毒。WHO专家呼吁大家，不要用‘受害者’（victim）‘传染别人’（infect others）‘传播病毒’（spread the virus）来描述新冠疫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感染’（contract the virus）、或者属于‘易感人群’（susceptible）。那个人想必也不是主动传播，他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带病毒者’（vector）。”

老师若有所思地喃喃：“你说的对，‘感染’（infected）不是一个恰当的说法。”

告别时，老师开始纠结“社交距离”的问题。“CDC建议，疫情期间不要握手和拥抱。我们可以把手掌放在胸口，相互致意。”老师的朋友无所谓地笑笑，然后上前抱住她。老师夸张地开玩笑：“哦，我让你置于风险之中了！”我们同路往回走时，她也索性挽住我。我们约好在下周一（9日）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主办的“我们的故事与物件：亚裔美国女性与档案”论坛上再见。

3月6日（周五）下午，情势突变。学社秘书发来邮件，下周一（9日）四点的月度茶叙，要聚焦新冠疫情，社长裴宜理教授和全体学社职员将为大家答疑。傍晚，消息灵通的访问学者发来微信，哈佛下属的布里根医院被指定为“澎健”事件新冠检测点，周围封道，让大家避免前往。我想起刚刚在IOP论坛发言的米纳教授，正是布里根医院传染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发言时还强调麻省测试盒不足的严峻问题，并坦言至少要3周时间才能进行较大规模检测。

晚间本地新闻已报道，MIT取消150人以上的校园活动，并婉拒60岁以上者参加活动。我马上查看哈佛的网站，发现新冠专题网页有大幅度更新，包括禁止100人以上的活动。我想到英文老师年事已高，便写邮件告诉她这些最新消息，请她慎重考虑下周一的活动和周三最后一次课程安排。未过多久，我们都收到了周一拉德克利夫学院论坛取消的通知。我们都没有想到，3月5日的会面，是疫情爆发后的最后一次会面。此后我们隔三差五通一封邮件，心照不宣地用“Until we meet again”作为结束的问候语，仿佛是穿越到了二战时。

这个周末我们过得无比焦虑，预感到下周起校园活动将发生重大变化，日常生活上也要有所准备。

先生章可的午餐演讲安排在下周二（3月10日）。午餐演讲一般在两三个月前就排好了时间。该活动面向公众，颇受欢迎，每次讲座总有三五十人来听。一些在波士顿的朋友也早就约好要来听他的报告。他一面发愁演讲会不会突然取消，抑或如期举行会否给大家带来健康风险；一面还得继续准备讲稿和PPT。

我和同期的两位访问学者定于4月上旬组织一个工作坊，有三位发言者分别来自旧金山、纽约和多伦多。工作坊到底还能不能开？查阅校方疫情管理条例，其中提到：本校教职工已禁止一切非必要差旅、个人旅行也要慎重考虑；学术活动规模控制在百人以内，组织者要告知参与者疫情风险，并确保会议期间的场所和餐饮安全（会场内有足够空间保持社交距离、餐食独立包装、提供足量洁手液），尽量考虑无触式会议模式（视频会议），等等。话并没有说死，一切都是悬而未决。

而更大的疑问是有关原定于3月19日至22日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这是波士顿春季最盛大的学术活动。根据会议网站注册信息显示，本届年会共有441场分会，3500人出席，100家学术机构参展。围绕这次年会，哈佛的相关机构也安排了不少学术活动。哈佛燕京学社是本届年会主旨演讲的赞助方，计划于3月24日举办题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政治限制”的年度圆桌会议和招待会等活动；而费正清研究中心也筹办了瓦格纳（Rudolf Wagner）纪念研讨会和赖肖尔年度讲座系列（本届主讲人为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等活动。

2月公布的年会手册封面，特地选用了1931年汉口水灾的历史照片。主办方在图片题解中这样写道：“对那些生活在水上的人来说，洪水不仅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机遇。”恐怕令主办方大跌眼镜的是，3月，武汉疫情已变成全球大流行，已有不少身在疫区的学者取消了参会行程。3月9日，AAS官网终于正式宣布年会取消。在同一天的学社茶会上，我们得知被取消的不仅有与AAS年会相关的系列活动，4月中的纽约短途游等活动也取消了；4月底之前，学术工作坊一律停办；春假后，学生不必返校，教学转为网课。

3月10日上午，我赶紧给工作坊的各位发言人写信，告知因疫情将推迟的消息。大家收到邮件的反应不一，因此时波士顿本地乃至全美不同高校的疫情应对举措并不同步，哈佛应该是举措最为迅速、严厉的学校之一。哈佛校内师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学校反应过度。各个中心发来的活动取消通知各不相同，有的一口气把4月的活动都取消了；有的只试探性地取了本周的活动，在通知中还不忘吐槽“出于校方过度的担忧”，但过了两天还是全部取消了。

中午，章可的演讲开始前20分钟，学社秘书突然发出邮件，根据校方规定，学术活动限定出席人数不超过25人。于是一些稍晚进来的人都被裴老师请出去了。演讲结束后，我们与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唏嘘感叹，有的人前几天刚到波士顿，原本准备参加AAS顺便在哈佛查查资料，结果AAS也取消了，又得计划着赶紧改签机票返程。图书馆不知道开到几时，要借的书得尽快在网上申请。办公室的书也要搬回公寓，说不定校园很快会关闭……

有两位朋友要去看“图绘江户”的特展，我们赶紧带他们去艺博馆，谁知下周是不是还开呢。晚上我们去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子吃饭。6点光景，寥寥三四桌客人的样子。电视里无声播放着新冠疫情的新闻，老板盯着屏幕默默无语。

晚上到家，看新闻报道，州长度假归来，宣布麻州进入紧急状态。一只靴子落地了。电子邮箱里收到了裴老师以学社社长名义发来的签名信，表示学社将全力支持大家在非常时期的访学工作，同时也直言，春假的过渡期将非比寻常，校园设施将逐步关闭，本科生（除有特殊困难外）全部回家，研究生重新分配宿舍（减少人口密度），全部教学和学术活动转到线上。学社甚至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对于想马上回国的学者，继续支付津贴至项目结束，并提供哈佛图书馆线上资源。裴老师在信的结束语中写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拿出特别的善意和同理心对待彼此，尊重彼此应对陌生挑战的不同方式。”

3月13日晚，特朗普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另一只靴子落地。

也许是因为我们持续关注国内疫情，心理建设足够，到了这个时候，心情反而比较平静，仍然决定待满一年再回国。从一月底陆续准备的抗疫物资可以陆续派上用场，至少不用加入恐慌抢购，也不用仓促搬家。

3月14日，因疫情而变得无限漫长的春假开始了。我们暂且偏安一隅，坐井观天。

纵观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到高校、社区，疫情响应迟速不一。社会上还是春意融融的和平世界，医院已是水深火热的战场。欧美疫情出现在春假前后，与中国疫情出现在春节前后，情况何其相似！社会阻断的困难异常艰巨，弱势群体保护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而全社会形成对“社交距离”的共识和行动力也非一蹴而就。我们曾与国内同胞共同经历了中国战疫的至暗时刻，体验过同样的焦虑和痛苦。白天我们活在美国时区，夜晚活在中国时区，久久不能安睡。而眼下美国正在经历的疫情，如此熟悉，仿佛一部慢动作回放的灾难电影。我再次感到苦闷。

回想起1月末，我与裴老师谈武汉疫情，结束时我俩的眼眶都有些泛红。我最后说，近来中国的学者都很苦闷，有人说，如果鲁迅活在当下，一定会弃文从医。裴老师开怀大笑，说，中国学者苦闷已不是一两天了，写文章还是有用处的。3月14日，我在第二次降临的苦闷中，开始记录自己的疫情日记。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旦发展研究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