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丨以经济常态化、政策超常态化对冲全球疫情

【编者按】

当前，新冠疫情在我国已得到初步控制，但在全球持续蔓延，正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且将持续影响我国经济。

有鉴于此，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栏目与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合作，特设专栏“经济战疫”，约请相关研究者，为我国当下的疫情应对出谋划策。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由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经济学家自发组成，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研讨，促进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合作。

日前，就新冠疫情，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结合经济运行的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

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要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3月31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2004例（含重症病例466例），现有疑似病例172例。另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1日上午11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累计死亡超过4.2万例。

或可大致判断，新冠病毒疫情在我国本土的传播已基本阻断，国内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境外疫情仍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为此，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首先要让经济社会活动常态化，重新激活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其次，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冲击，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力度。

最新公布的今年3月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2.0，非制造业PMI为52.3，综合PMI为53.0，均回到荣枯线以上，大大超出市场预期。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国经济内在具有充分的活力和和巨大的动力，只是在遭遇重大疫情这个非经济因素影响下，出现了短时间的急剧下降，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加大了这一下降程度和过程的不确定性。从3月份的PMI可见，如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二季度使经济社会活动常态化，同时不考虑全球经济冲击，中国经济在下半年仍可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

然而，眼下最大的难题是，世界经济贸易活动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将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今年1月和2月的出口同比下降15.9%。已经看到的预测是，4月出口同比将呈现负增长30%；有关模型预测，仅出口，今年至少拉低GDP三个百分点。

今年1月和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增速分别下降20.5%和24.5%。可以预期，今年一季度消费、投资增速的降幅会缩小，并在二季度回到弱增长，在全年达到正增长；但出口增速下降会扩大，并且将在一个时期里持续扩大。这意味着，在国内需求和境外需求同时出现缺口时，即便现有政策稳住了国内需求，还需要超常态的政策措施补上国外需求这个硬缺口。

首先，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指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或将提高今年的财政赤字率。笔者建议，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财政赤字率可以从2019年的2.8%，提高至今年的4%左右，主要用于包括“新基建”（以5G设施、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主要内容）在内的投资，以及向占总人口30%左右的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津贴。至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应当尽快推出降息措施，并根据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要求，继续降低尚有空间的准备金率，以及相机操作逆回购。

其次，在“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稳投资”具有基础性地位，对其他的“稳”，尤其是“稳就业”、“稳预期”，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现在，扩大投资，首推“新基建”领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面对全社会的投资需求，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我国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致使环境和生态污染形势仍然严峻。可在今后一个时期加大对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燃气供应与环境绿化等在内的城乡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

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软”、“硬”两个方面的短板。“软”的短板主要是应急反应滞后，这是一个深化改革的课题。“硬”的短板就是公共服务基础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卫生、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和社区服务设施等。从疫情暴露的问题中，可以发现其中诸多投资需求。通过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拉动多方面的社会资金，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将在对冲全球经济下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保持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全局性意义。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必须看到，在疫情影响下，广大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已经受到来自就业和收入下降的双重压力。为此，笔者呼吁，中央政府应通过特别国债募集的部分资金，向占总人口30%左右的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津贴。因为这个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现金津贴既可纾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又能够显著拉动消费。已有多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应鼓励更多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的特点，合理设计消费券的券种和发放规则，以期产生积极的促进消费的作用。

对冲增长下行，包括全球疫情带来的增长下行，最终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深化改革方面，要继续完善和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减税降负；在创新驱动方面，要从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和提高产业链水平等方面入手，以创新带动高质量发展，并通过有效的金融支持，提高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惟其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来自内生的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