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上)

文/朱利亚·卡尔维 译/周琰
2020-03-22 16:25
来源:澎湃新闻

【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本文作者、艺术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周琰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于加拿大)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朱利亚·卡尔维(Giulia Calvi)是欧洲早期现代文化史专家。她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和锡耶纳大学任教。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是伯克利大学意大利系第58任意大利文化主席。与瓦尔堡同时并更负盛名的艺术史学者、鉴赏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创办了佛罗伦萨villa I Tatti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她担任研究中心的顾问。并且是“历史、医药和健康”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社会经济和人文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史,家庭和性别史,跨国视野下的欧洲公司历史。她发表的著作主要涉及:意大利与欧洲社会史,早期现代社会公共健康和治疗实践历史,家庭与法律争端,欧洲性别身份的社会与文化表现,政治权利的性别化实践和模式。

Florence, 1628-1634

【正文】

1630-1633年的佛罗伦萨瘟疫,经过几次起伏,最终平息。这次瘟疫造成上万人死亡。与17世纪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瘟疫相比,佛罗伦萨瘟疫期间发生的一切似乎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发生骚乱,没有对疑似瘟疫携带者的迫害和杀害,没有集体暴动和恐慌的记录。

Melchiorre Gherardini, Piazza S. Babila, Milan, during the plague of 1630: plague carts carry the dead for burial

自然,医学权威和警察采取了通常的方式:健康检查官、专职人员、隔离点(lazarettos)、集体墓地、封挡的住房、隔离。国家重新组织城市空间而采取的防范式和侵犯式方式,以及社会反应的特殊语法(the specific grammar),在某些方面来说,写出了同17世纪其他瘟疫类似的剧本,背景相同,而场景却不同。

隔离点手绘图

受斐迪南大公二世委托,弗朗切斯科·隆迪内利(Francesco Rondinelli),大公属下的图书管理员,编纂了编年史的官方疫情记录: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这是关于政治与医学权威的结构和运作、法庭的态度情绪、宗教团体帮助瘟疫受害者的贡献、以及医生与行政官员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同许多其他传染病期间写作的回忆录一样,隆迪内利的文本,也同样可以根据从健康的最高点迅速下降到疾病和死亡的最低点,再上升到恢复健康的顶点这个双曲线而分成固定的时期。城市有病的身体反映了同样的抛物线,就像生理状况的下降和上升标记着瘟疫中幸存者的身体。记录贯穿始终的重点是周期性和自然过程。疾病以精确的间隔不断出现,健康恢复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官方文本给事件赋予了一种明显的自然解读,这源于疾病本身的节奏,并将城市历史过程与疾病不可避免的影响联系起来。

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

在疾病与康复的下降上升曲线中,一系列相关主题出现在文本中:瘟疫进入城市;试图掩盖瘟疫的不同企图;隔离健康者、疑似感染者、对病者的各种规定的逐渐制度化;健康权威逐渐累积达到高点的紧急状况下的专制;以及上街游行去朝拜因普鲁内塔圣母像(Madonna dell'Impruneta)—这种在佛罗伦萨到处举行的游行,至少象征性地解决了危机。因为这些都变成了似乎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感染本身。权力感觉到正是社会重组的时间,并且马上开始孤立威胁着城市的事件。在公众记忆中以及官方记录中,瘟疫的爆发是国家出现和干预的首要并且唯一的原因。

因普鲁内塔圣母像

​在隆迪内利的官方记录中也有一种小调,一长串的琐碎事件衍发了主要叙述。比如,记录中将疾病的开始和各种被认为负有责任的行为类型联系起来。这样的叙述类型是启应祷文*(litany)式的,留意人物之间迅速而任意演变的关系。疫年期间官方的视角,以健康官员的严肃、隔离点开办、紧急事务官员任命为信号,伴随着对疫情发生后城市中、街道上、家庭中普通人日常行为的症状学解读。

 (*启应祷文:基督教中一种指定时间地点的公众祈祷,通常一个忏悔者在牧师引导下,以启发和应答的形式,做出一系列的恳求、免罪祈祷或代祷。启应祈祷要以同样的形式连续重复几段。它可以结合在其他宗教仪式中;或者独立举行,这常常会在公共游行中发生。)

在这个框架下,将疫病和米兰雇佣兵以及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Mantuan Succession 1628–31)联系起来的病因学,就突出了一个案例:一个贫穷、被感染的养鸡农户,从博洛尼亚山上下来,快要死了,在八月初的时候进入佛罗伦萨。他到达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的时候“非常虚弱,极其艰难地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他的眼睛低垂着无精打采,”他遇到了住在特雷皮亚诺(Trespiano)的熟人维维亚诺(Viviano),“抑制不住怜悯……而因为他冒险要遭遇的危险很大,他不确定该做什么;可是他要保住自己的命,这减弱了他的怜悯……可是金子的光让他盲目,他忘了风险,投降了,屈服于快速发笔财的希望。”

Siege and capture of CasaleMonferrato by French troops, 1630

维维亚诺的贪财招致他整个家庭死亡的惩罚。这根链条延续着,而叙述的线索,被养鸡农户和他妻子的死亡打断,又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接续起来。现在特雷皮亚诺和佛罗伦萨的联系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大宅子里(casa grande antica),一个可怜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那儿。8月6日,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Grand Duchess Christine of Lorraine)给穷苦的寡妇们发放施舍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前面提到的那个寡妇用她得到的实施买了一蒲式耳的面粉。“用那面粉做了粥糊,她和孩子们坐下来,”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好像都失去了神智,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在同一所房子中,贵妇人玛德琳嘉宝(Signora Maddalena del Garbo)的女佣和她的女主人也一同死了。

Firenze Porta San Gallo, piazza Cavour e viale Principessa Margherita 1894
Porta San Gallo in Florence

瘟疫怎么会也到了这里呢?死亡的启应祷文式追溯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剧情。“靠近广场的街角,有个羊毛商人名叫西斯托(Sisto),他在特雷皮亚诺买了几包羊毛,他和他的几个纺织工都死了。西斯托的商店的一个窗户,正对着那个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进出房子的院子。养鸡农户,维维亚诺的贪财,羊毛商人西斯托,寡妇,院子,窗户和她的孩子:这是一串夺命的启应祷文。

这一串的不虞事件下的逻辑是对人类环境和疾病的关联的坚持。在编年史中,疾病的传播被归罪于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来来去去。许多死亡归因于高度个人化的场景,而我们捕捉到它的特殊处:被感染的家禽养殖农户拖曳的脚,在他穿过一个城市大门时他的身体不确定的摇摇摆摆,分开羊毛商人和那寡妇的院子,作坊的窗户的细节。这些是日常生活的轨迹和人们经过其而交流、与他人相遇、说话、工作、吃饭的通道。在这儿,在鸡和羊毛之间,瘟疫筑窝。细节的极度丰富,描述性细微之处的繁衍,让人想到如同一幅当代静物作品发光的固定性的内在元素的重构——所有这些元素暗示着书写与口头之间,凝视与词语之间丰饶的相互关系。

编年史家隆迪内利从官方记录收集了信息,但是他也到佛罗伦萨街上去听取谣言,猜测,以及幸存者的瞎扯。他评论道:“当你看到十个事件的一个链条,就像刚才描述的,你就理解了它们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就能够有些基础而做出推论”——也就是说,确定隐藏在这些散居四处的符号之中的意义。

因而,叙述链和点点滴滴的归类记录,似乎是那些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人如何认识、想象和害怕疫病的最准确的模式。启应祷文式的死亡显而易见的无意义隐藏了一个秘密符文,在社会肌理的密度中能够发现这秘密。如果感染可以被那些如日常一般行动的人传播,那么就很有必要质疑这些行动,而官员们已经用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来描述它们。接待一个曾经在疑似地区旅行的亲戚,在特雷皮亚诺购买感染的羊毛,目光投向一个院子:这些行为在一个人的亲戚和邻居之中开启了死亡的可能性。从正常规范中的一点些微偏离会引发不可见的死亡螺旋。通常的交往形式转变为疫病的可能传播载体;因而它们是疾病和社会交换网络汇聚的征象。

印刷的编年史在涉及一个主要人物的时候打断了叙述链,好像这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疾病。启应祷文在一闪之间达到高潮,之后是沉默,但是通过显示这最后的联系,可能会让一整条情境链和主角们变得清晰可见。来说说这链条中一个特殊的例子。在via de Calderari这条街上,有个石匠,名叫安东尼奥,他是弗朗切斯科·吉安内利(FrancescoGiannelli)的儿子,他给一些可怜的修女清理了一口井。“因为他的辛劳和那口井的臭味,他马上得了重病,不久之后发现在他的大腿和躯干之间长出了一个胡桃大的肿块。”医生洛伦兹(Lorenzi)给他做了检查,并允许这房子里住的人随意在住处内外走动。2月2日,石匠嫂子卡特琳娜死了;2月9日,她父亲和两个孩子,以及这所房子里的六个居民都死了。同时,摩德纳公爵的大使的一个仆人去一个老制衣人那儿买一对袖子。巧合的是,这个制衣人在疑似染上瘟疫的安东尼奥卧床不起的那个房子租住一个房间。于是这个仆人传染了他主人一家:大使的儿子卡洛(Carlo)最先死去,然后是里奥诺拉夫人(Madonna Leonora)和次子利维奥(Livio)。

唐·唐基洛·切尔佩利(Don TranquilloCerpelli),San Michele Visdomini Monastery修道院的代理和教区牧师,命令死者都被埋葬在Santa Maria Nuova的众人墓中。

San Michele Visdomini修道院

大使的儿子和妻子的疾病,关闭了一个叙述链。许多链条将贵族出生的人与感染并害死他们的底层出生的人联系起来——可是石匠安东尼奥康复了!因而有必要一步一步追溯并且走下等级阶梯,追寻疾病隐身其中的事件和交换。

    责任编辑:伍勤
    图片编辑:蒋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