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 | 宜昌农业生产已恢复，农村出现新变化
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笔者家乡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截至3月14日24时，夷陵区报告确诊病例54例，已经治愈53例，且连续29天没有新增病例，防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县域范围内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笔者发现，这次疫情给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农村基层治理和农民的国家观都带了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改变。
一、农村开始恢复正常运转
3月12日，湖北省对境内的103个县（市、区）进行第三轮风险评级，宜昌市全境都被评为低风险地区，这意味着本地防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政府的工作重心已逐渐从疫情防控转变到恢复生产上，一方面，各项管制措施开始放松，并大力普及“健康码”，推动群众自由流动，农民逐渐被松绑；另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促进政策，帮助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资金、原材料、销售等多方面难题，推动农村恢复生产，农村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都开始逐渐恢复。笔者所在的乡镇主要生产茶叶，随着政府放开交通管制，增加对于茶叶加工企业的扶持，茶叶经济快速复苏，从3月6日开始，就陆续有茶叶加工企业开始营业生产，茶农也开始上山采茶，村里的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运转。
二、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发生改变
疫情过后，农民生产生活习惯得到了很大的转变。
这次的疫情彻底颠覆了村民的认知，在看过大量的防疫宣传内容之后，很多村民都转变了以前落后的卫生观念，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由此也发生了剧变。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剧变，在我们村里，很多村民都已经形成了饭前用洗手液或香皂洗手的习惯，有外人在一起吃饭时必须要用公筷，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相互交流的时候也尽可能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密切接触。其次是生产方式的变化，由于现金会传播病毒，因此，现在村民的经济往来都是依靠移动支付来完成。现在是茶叶生产销售旺季，村民每天都要采茶叶卖给加工企业，以前都是现金交易，现在都用起了移动支付。最后，村民对于野生的动物保护意识得到了空前提高，并非是村民认为要保护物种多样性，而是因为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了吃野味的风险太大了。由于本地是山区，且植被茂密，因而以前常有村民上山打野味，甚至还有村民以此为业，这次疫情过后，村民对野味有了“谈之色变”的感觉。
三、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了一定提升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在乡镇一级建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在村一级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委员会（合称村两委，以下称村级组织），行使村民自治职能，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却不断下滑，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和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村级组织最为重要的治理能力就是群众工作能力。取消税费以前，村干部要找农民收取农业税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因而村干部必须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比较强；但取消农业税费之后，村级组织不需要向农民收取税费，农民计划生育越来越自觉，村干部就没有必要再和农民打成一片了。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的打工经济和城市化进程逐渐进入高潮，农民的心思都放在城里，对于村里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没事自然也不会再找村干部，于是村级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笔者调研时发现，很多村民几年都不会和村干部打一次交道。这种情况下，村干部有事情根本动员不了农民，例如我们村2013年修了一条通组路，本来小组的村民已经商量好了一家出3000元自己把路修好，但是后来村级组织向政府申请了一个项目，可以补贴一部分钱，村里用补贴的钱雇了一个挖掘机帮忙村民修路，结果村民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认为村干部存在贪污嫌疑，于是都不愿再出钱，要求村级组织承担全部成本。
这次疫情中，村级组织在防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村的村级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1、村级组织紧急调动党员、民兵参与防疫，充实组织队伍。2、出动全部力量，对村庄内的主要公路进行了封锁。3、对全部返乡人员进行登记，通知每日测体温，在门口贴告示，要求其自我隔离。4、禁止群众性集会，成立专门工作队，对打麻将等聚会的村民进行突击。5、安排好救治与隔离方案，将镇卫生院住院部安排成为隔离病房，疫情期间隔离过一家人，但是后来对方被证实只是普通感冒。6、在疫情高峰期，每天上门给村民家里消毒。
当村民看到村干部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年、不放假，守在村口、到处消毒、给村民做宣传，内心也很感动。防疫工作是取消农业税费以来，村干部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工作实践。通过这次实践，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村干部有了再次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机会，这直接提升了村干部对村民的动员能力。2月8日，我们本地县城蔬菜短缺，于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动员大家一起将吃不完的蔬菜捐给县城居民，立刻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支持，仅半天村级组织就从村民家里收集到了三货车蔬菜。
四、农民国家观发生转变
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对于自己和国家之间关联的感知越来越弱。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国家开始向农村输入资源，但全国农村有60余万个，农民有7亿多人，无论国家投入多么庞大的资源，在进入农村之后，分到每个农民身上的资源都是极其有限的，且很多资源都是以农民看不到的形式投入的，例如新农保、新农合的补贴部分，农民对此的感知度并不高，因而很难据此建立起自己与国家的关联。在打工经济下，农民越来越依靠市场和自己的劳动力，农民与国家的关联越来越弱。
本次“防疫战”是国家在农村社会中的一次重要的“在场”过程，农民无论是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还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国家的力量，以及国家对于自己的责任感。对于农民而言，防疫战既是国家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党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次宏大实践，这让农民重新感知到国家和自己的血肉联系。在我们村里，村民谈起疫情的时候无不赞叹“国家还真是厉害，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么多人都控制下来，说不能动就不能动”，同时也感叹“还好费用都是国家负担，国家在这些事情上还是蛮为老百姓考虑的”，农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得到了显著的强化。
同时，疫情在农村中也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疫情期间，我们村支书没有动员村民，而是自己代表本村捐款500元，其他村民获知这一消息后都觉得书记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丢了我们村的脸，很多村民都想为国家捐款，支援前线，不少农民向村干部要求发起捐款，但是由于村干部也没有渠道将款项送抵有关部门，此事方才作罢。实际上，疫情期间，本地的经济活动已经趋近停滞，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能有这种意愿难能可贵。
（作者望超凡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