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者｜我在武汉金银潭支援护理

前两天，李晓静在武汉给同事过了一个“疏远”的生日：千方百计买来了蛋糕，一群人戴着口罩，离蛋糕和“寿星”远远的，分散在大厅里唱着生日歌，隔着老远拍几张照片。

岁末年初，新冠病毒从湖北武汉席卷开来，搅乱了人们的返城计划，而李晓静和她的50名护理队同事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成为了疫情中的逆行者。

作为上海浦南医院的护理部副主任，李晓静是上海医疗队中援助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一员。这家是武汉最早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定点医院。

尽管她的母亲在去年11月去世，她本来已经订好票回家乡办母亲的逝世百日仪式，但计划没赶上变化，她小年夜接到组建医疗队的通知，年初三已经驰援武汉。

2月2日，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在湖北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当晚8点，全国68支医疗队，8130名医护队员先后来到湖北。有些医护人员参加过抗击非典，有些参加过抗击埃博拉疫情。各医疗队到达湖北以后，经过培训，迅速投身到湖北的医疗救治工作中，有的承接了定点医院的几个病区，有的承担起危重患者的救治任务。

曾是军人，又是护士，还是党员，这三个身份让她觉得义不容辞。她写下请战书，就像当年在小汤山抗击非典，在2008年在四川地震中救助伤患。

以下是李晓静的口述：

我小年夜知道要组建这支救援队，大年初三，我就紧急出发驰援武汉，去到了金银潭医院。

我的工作主要是帮我们上海医疗队同医院接洽，还负责医疗队的后勤保障，保障同行队员的个人安全。为此我会不厌其烦地天天叮嘱，不要串门，因为现在我们都已经进病房了，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队友。

在医院里面我也会跟护理部接洽，因为我们医疗队的护士会分配到不同的科室，这样来加强金银潭医院一线的护理工作，但我需要保证医疗队的人都做到了充足的防护，确保我们的人员最终都会安全撤退。

除此之外，也有各种意外的情况需要处理。因为医院离驻地三公里左右，护士早上七点下夜班后，需要乘坐班车，但是我们从隔离病房出来也要花费大段时间清洁、消毒，上车时间就会晚。那些司机也是本地的司机，他们按照要求到点就开车。所以有那么一两次，有两个队员，一看手机发现班车等不及了，步行了三公里回去。

早晨七八点钟天亮了，走回来没问题，但是徒增劳累。

我就跟他们商量，希望增加班车。保证医护人员走出病房，脱衣半小时，再洗澡半小时，出来仍然是有班车的。目前，姑娘们下夜班后的交通能得到保障。

在我们医疗援助队到达之前，当地的一线护士有时候一天都不回去。他们早晨上了个白班，然后下午五点钟休息到凌晨，夜里又开始上班。长期来看，不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影响也很明显。在这种高强度高负荷的状态下，生物钟完全颠倒，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更可况还要穿着防护服。

而且金银潭医院基本上收的都是比较重且确诊了的病人，咱们之前看的死亡病例里面都是有基础疾病的，年龄大，病况重，生活又不能自理。那我们护士穿着这么厚的衣服，戴着个眼镜，除了基本的护理外，还要给他们做生活护理，前几天过年的时候，打扫卫生的人都没有，护士还要充当保洁员，打扫卫生。

现在，我们的队员是头天早上8点上到下午2点，第二天再上一个白班，第三天上夜班。

由于我们的到来，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已经缓解不少，至少不用连轴转了。我们是第一批来的，后面还有安徽的、广东的、河北的、重庆的，目前有150个护士，他们增补到金银潭医院的各个科室里，所以蛮缓解压力的。他们现在基本上能保障休息，但是他们也不能回家里去，医院通过附近的宾馆给员工提供住宿，他们就在那里休息。

即使如此，我们护士负荷依然很大。按照要求来说，进到隔离病房，4个小时就要出来换班，可是如果4个小时就出来，防护服是不够的，目前供应还是紧缺。所以为了节约防护服，可能时间就会被拉长，有的科室，除了时间拉长，人员还会减少。

有个医疗队的男护士告诉我，他里面穿的衣服“一会儿湿了，一会儿干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病人都用无创面罩呼吸机，他也需要帮忙调试。像病毒性肺炎，症状非常重的时候，呼吸困难，氧饱和度降低，我们都给他们上的是无创呼吸机，那肯定要不断地根据病人的呼吸情况给他调节呼吸参数。

而且人一定要在他边上，看着他的呼吸，看着他的状况，不断地调。像我们有一个科室的护士长告诉我，她真的很忙，忙到一进到病房里，就会待十个小时。为什么呢？她就是要一直调呼吸机，调完了这个调那个。通过这样的操作，还是有一些能抢救过来的。

那些护士之前都是在ICU（重症监护室）工作，非常有经验，她们这方面的业务能力也很强。有些病人，最终也都是他们努力抢救过来的。

至于什么时候回去，我们还没有考虑，其实日子无法预计，这种状态就像当年SARS一样，没有具体的日程表，但是那个时候还蛮快的。现在，接收病人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有时候也会跟金银潭医院的护士讨论，我们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战斗。

2003年，小汤山医院建成前几天，我作为一名一线护士来到了北京。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有很浓的军人情结，当时也是自己主动要求上的前线，自己还写过一封申请书，“作为一名军人，就该上战场，作为一名护士，就该救死扶伤，作为一名党员，就该冲锋在前。”那我恰巧这三项都是，就是要上战场救死扶伤，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当时我们最开始是在宾馆里，天天就像封闭训练一样。我们要戴三层口罩，上班的时候就一直感觉呼吸不畅，等到下班了，出了隔离区，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的一朵小花，我都会觉得生活太美好了。

我那时还是比较年轻，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觉得只要防护到位，我就不会感染，那我就有体力去救病人。当时SARS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顶点，我对它的恐惧并不深，心态是比较乐观的。

那个时候，小汤山的物资很充足，我们做防护也特别到位。全国各地的捐赠，都不断送过去，大家的状态真是众志成城。

现在护士的工作比SARS的时候要难一点，倒不是因为工作强度，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防护可能比SARS时要难。就像我们走在外面，一些潜伏期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但他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所以大家对日常防控也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除此之外，由于赶上春节快递停发等方面的原因，我们总是觉得防护物资不够用。而且这些东西不够用的时候，大家自己心里也没底。我对其他护士也说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防护上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当然，有些相对风险小一点的科室，会省一些，节约一些。

我们自己也带过来一些防护物资。来了这边之后，了解了情况，上海的政府也连夜运了一些防护物资过来，可以稍微缓解一些。

前两天，正好我们有一个队员过生日，在这边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生日蛋糕。我还在后勤组里面向人询问，我说我们有个小朋友过生日，咱们这边能不能帮忙，想办法搞个蛋糕来，然后他们好几个人都说找不到。

后来问了一家生鲜连锁店，对方说因为原材料不送货，所以说他们没法提供，而且现在这种状态，交通也不像平常一样。我就跟我们所有的群里边的队员说，有没有人能在这个什么地方找到蛋糕，最后有个小姑娘真的去找了，后来还真找到了。

但如今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像平常一样聚在一起给她过生日，于是我们就选择在大厅里边比较开阔的地方，大家离得远远地看一下，拍一张照，给她唱唱生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