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 | 医患关系向何处去，医学史能给我们答案吗？
2019年12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星医药共同举办的“医学史：过去与未来——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召开。来自中山医院、复星医药、华东医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华医学史杂志、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出版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2019年是中华医学史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王吉民1915年加入中华医学会，是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29年任《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历史委员会于1935年成立，王吉民先生被推荐为首任主席，王吉民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和《中华医史杂志》并任主编，1932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作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成为近代医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旧是海内外医学史学者重要参考著作。王吉民与及其他医学史学者为中国医学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次论坛于王吉民诞辰130周年之际举办，回溯了近代中国医院人文历史，探索了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历史和医学文化的传承，医院人文精神的传承对于促进医院的良性发展和更好地服务广大病人有着重要意义。
医学史走进医院：历史、困惑、探索
本次会议的倡议者之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办主任杨震围绕最近的热门事件，提出几个问题：伤医潮是何时开始的？我们如何认知它？为此应该做些什么？
杨震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考量。现代伤医事件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而今中国的伤医事件不仅表现为医患冲突，也逐渐呈现出社会政治学的特征。
杨震指出伤医事件背后有两个层面，一是从源头上绕不开一个“钱”字，伤医事件常发生在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中；二是医生无法让病人在医院真正快乐起来，但是可以避免病人在医院极度愤怒，或者极度绝望。关于这个两个问题，近代医院实际上早有关注。
关于赤贫阶层看病的问题，盛京施医院曾发行优待券以回馈社会；抗战时期公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曾多次举办活动为贫寒病人募集救济金。历史上也有如何减缓病人痛苦的经验，近代医院就有《医院执事祷文》规定医院行政人员为不同病人的祈祷方式。历史的经验远不止此，困扰医院的“三长一短”现象早在1953年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工作》中就有所解答；而今难以实现的分级诊疗，在1957年北京和上海就已经规划；1964年北大人民医院就已经提出“控药”，引导如何合理使用抗菌素。
随着经济发展，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医疗机构如今也有更多的人文诉求，医疗史日益受到重视，医史协会、院史馆等机构逐渐建立。杨震尝试从历史中发掘新知，并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比如在教学方面开设近代医学人文历史学里的本科通识课程，在医院举办“中国医院历史与医学人文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举办的“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展出共500件实物史料，涵盖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各个方面，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十多年来，杨震因工作关系一直处在医患危机的最前沿，他感慨：“医学历史，让我找到救赎。”他认为未来的医学史研究应该走进医院，医院研究医学史的优势在于对医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拥有资金和史料支持，医学史的研究也应该面向医务群体。医院也应通过医学史的研究来找寻医学记忆、回溯医学渊源、把握发展脉络，从医史中去找寻现时问题的答案。
医院史是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史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当下医院的发展历史和运行方式。上海华东医院的前身为宏恩医院，建成于1926年，其医院建筑为犹太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早期作品。1950年解放军接管后成为中央保健基地之一， 1951年建成干部医疗保健医院，承担着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1987年华东医院成立了上海市老年医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老年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上海华东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高文教授的报告以华东医院为例，展示了中国老年医学的学科发展和文化建设。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长期照料和收容院，后发展到聚焦于学科管理、中间照料和老年康复，如今老年医学则更关注健康促进、老年病急症和老年病亚专科诊治。中国的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1950年代，依托于干保科。1980年代虽然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但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直到2012年，国家发布临床重点学科老年医学科建设，中国老年医学学科才正式迈入发展轨道。他表示，老年医学一直是华东医院的特色，在老年糖尿病足病、老年淋巴瘤、高龄心脏介入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还将进一步发挥老年医学的优势。
王吉民与《中华医史杂志》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史志》编辑部主任牛亚华着重介绍了王吉民和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的关系。
《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华医史学会的一个会刊，1947年创刊，王吉民是主要创办者和撰稿人。在抗战年代，王吉民变卖家产，力争完整保留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博物馆。牛亚华教授对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杂志》的创刊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1935年，中华医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三届大会，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1937年医史委员会改称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学会的早期会员以医药学家和临床医生为主，还包括在华工作的外国传教医师。学会的工作任务中“发行医史杂志”就是重要一项。1936年，医史学会就借《中华医学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医史学专号，为杂志创刊做准备，到1947年，《中华医学杂志》总计出版“医史专号”9期，并被美国医史学会《医史月报》转载。1946年冬，中华医史学年会决议通过发行《医史杂志》，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1947年3月，《医史杂志》创刊，发刊词中强调国家的进步与医学息息相关，医学史应当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中华医史学会第二届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正式规定中华医史学会的宗旨为“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规定会员无分派别，不限国界。这一时期的医史学会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学术团体。1949年，《医史杂志》因经费问题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修改章程、医史杂志复刊、组织经济委员会、设立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1950年，《医史杂志》复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大体延续以往的风格，但有些时代色彩的体现。1952年底，《医史杂志》改名《中华医史杂志》，编辑也由上海转为北京负责，这一时期，杂志发表的主要内容受苏联医学模式影响较大，杂志栏目分为：祖国医学史，苏联医学史、世界医学史、国际医史界动态等。1955年，国家整顿出版界，每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份期刊，中华医学会仅保留《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再度停刊。1957年，《中华医史杂志》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9年1月《中华医学杂志》和《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两个刊物自起合并，更名《人民保健》，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直到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才重新复刊。
牛亚华指出，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中华医史杂志》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编辑与作者仍然能够坚守学术底线，对人对事均能给予客观评价，这值得我们学习。
华洋之争与中西汇通：民初上海防疫浪潮中的王吉民
上海东华大学副教授袁媛的报告从王吉民早年的经历入手，关注从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到1911年上海社会出现恐疫危机、7月王吉民受聘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国防疫医院担任院长这段历史。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消息传至上海，在上海的洋人如临大敌。此种恐惧延缓至1910年10月，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工部局遂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洋人单方面在租界进行强制性的暴力检查引发华人的反抗和暴动。骚乱发生后，华人商会介入进行调节，华人商会愿意协助洋人的市政当局进行宣传和说服，让华人民众理解防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前提是必须修改防疫的法令，不再冒犯华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中国官方的态度也认为来自西方的防疫措施并不适合华人，中国官方还进行了系列安抚民众的工作，如派中国医生前来调查、在《申报》上刊登安抚人心的公函。11月初，华商商讨设立临时医院，凡租界华人可自行设院验视，如果有疫，留院医治，但这个办法还需要得到洋人工部局的同意。工部局代表认为鼠疫传染极强，若不厉行检疫、防疫，会严重威胁中西人士，华人自行查验恐有松懈。与此同时，工部局代表还认为租界设有华人隔离医院，且装备良好，再设立一所类似医院没有必要。对此华人代表坚持，港、澳发现鼠疫时即由华人自设医院、自行调治，表明华人有能力自办医院。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商讨，双方商定检查鼠疫归华人自设医院，派出华人之习西医者，和平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吉民受聘来到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王吉民原在香港东华医院工作，东华医院原是纯中式的医院，以中医治疗方式为主，但1894年鼠疫爆发以后，才将西医的治疗方式和防疫方式引入，因此在上海他所采用的防疫方式仍以西医为主。
袁媛认为王吉民之所以会关注中国古代医学，也与当时抗击传染病的大环境相关。在近代西医能力不够的背景下，中西医都在面对治疗传染病的问题。王吉民先生在早期的文章中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方式一一罗列，并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这些客观批判传统的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新议题、新路径与新方法
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就医学史领域而言，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应该梳理清楚英美史学界的研究动向，才能够更好地与国外学者对话。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勇安教授通过谷歌学术的关键词搜索发现，医疗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却十分迅速。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术界，医疗社会史已然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英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医疗史研究平台和学术团队。
剑桥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目前已经成为医疗社会史和科技史的教学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重镇之一；牛津大学的医学史研究团队主要关注亚洲的疟疾、军事和海军医学史、全球卫生史；伦敦大学的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关注公共卫生史，尤其是公共卫生机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尤其关注卫生、食品、物质史和动物医学；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技术、环境科学以及宠物医学；华威大学专注于手术和解剖医学史、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医学史、社会抗争以及性别医学；格拉斯哥大学专注于医疗社会史研究；杜伦大学关注公共医疗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博弈，医生权威的构建与认同，医学知识的传播与认同；约克大学关注全球卫生史研究、天花清除的历史展开研究；伯明翰大学则更着力于对烧伤医学与英国认同、医学教育、儿童医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许多医疗史研究机构和平台都得到了惠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的支持，惠康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学科和观念交叉融合的卫生研究、与卫生相关的重要议题、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以及图书档案的数字化等项目。
就美国而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医疗社会史的开创者，其研究领域包括老年痴呆，中国的医药、妇女及性别史研究；耶鲁大学医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对医学观念、实践以及机构的关注也独具特色；密歇根大学关注移民的卫生防疫，从而为美国的海关防疫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咨询，并且他们有大型的数据库和文献中心供研究者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也得到美国人文基金支持，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公共卫生的政治学以及工业医学研究；哈佛大学注重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医疗卫生研究；芝加哥大学专注科学革命、科学演变、精神医学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在医学图像以及口述史、数字媒体与医疗史的结合等方面独具特色，而且他们拥有的医学类数据库，是重要的研究工具。
总体来看，从英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趋势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新殖民医学史、冷战医学史、动物医学史、以及国际组织与卫生史等新兴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英美学界注重大数据的运用，将宏大叙事与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全球转向以及比较研究。
《钦定格体全录》之“週身血脉图”再考察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大庆首先就近期热点事件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医学常识的遗忘，尤其是在医学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忘掉常识后就常常出现一些误判和误解。因此，医学史的研究，不仅要面向学术界，也应该面向大众，呼吁大众回归常识。
张大庆的报告缘起于新材料北大医学图书馆保存的Thomas Bartholin的《新编人体解剖学》的发现。张大庆首先对本书的来源进行了考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北医校长鲍鉴清在欧洲访学时获得《满洲解剖学》一书，并从市场购入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著作。鲍鉴清回国后对照两个解剖学著作和康熙《钦定格体全录》看两者之间的翻译关系，后将其发表在《解剖学通报》上。他将《满洲解剖学》影印本自己保留，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书送给北大医学图书馆。张大庆对《週身血脉图》的底本进行了详细比较。Bartholin编撰《钦定格体全录》参考了Dionis的《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和Bartholin《新编人体解剖学》的插图。但是对照《週身血脉图》的主要内容发现，《週身血脉图》不仅与这两本书相关，其中一些内容还来自更早的Andre Du Laurens的《人体解剖图谱》。值得注意的是，《週身血脉图》在原本插图的基础有所变化，如增加了满族服饰、将西洋人的发型改为中国人的法相、将性征隐去。张大庆还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週身血脉图》与《西医人身骨脉图说》是什么关系？《钦定格体全录》的书名翻译中满文和汉文有什么区别？张大庆教授还指出西方对《钦定格体全录》的研究比国内多，就国内而言，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的内容、不同版本的《钦定格体全录》及其流传和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
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与方向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开始关注医学史，希望从历史中为现实困境找到突破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重新思考了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和方向。
高晞教授的报告首先围绕医学史的格局展开。医学史的格局包括人群、领域、视野，从人群上看，2003年前，中国医学史的领域当中的主体人群大都是医生，比如王吉民、陈邦贤、李经纬等。此后，历史学界逐渐进入医学史领域，研究人群和学术背景的变化使医学史研究的路径发生转向。就领域而言，医学史研究仍主要关注中国医学史，但开始由内史向多学科渗透，世界史、性别史、社会史、人类学史、环境史和海洋史等都逐渐渗透到医学史的领域中。就立场而言，现有的研究大都站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上，并没有将中国医学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去思考其知识结构，在世界的学科发展进程考察中国医学的贡献及其对近代西方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医学史是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产物之一，早期的医史研究者都拥有一定甚至浓厚的西医背景，他们是用西式的框架和理论研究传统医学，以王吉民为代表的第一代的医学史家是可以直接与西方学者对话的，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的视野更宽广。
医学史书写与医学知识建构密切相关，西方医学在推广科学观念时曾借助中国医学来重构医学史框架，比如波义耳在创建其实验科学思想，撰写西方医学思想史专著探讨实验之至科学实用的意义，并将视野投向中国与阿拉伯医学历史。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知识体系带入中国，他们打破中国原来的知识体系，以西方知识来重新书写中国的医学史，这样的结构对中国近代学术界和思想史界影响很深。近代中国医史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调整中医的走向跟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的书写是分不开的，中医知识体系要进行变革，必须重新书写医学史。1933年的出版《中国医学变迁史》就提出用科学的方式去评估中国医学，重新书写医学史，这与当今中医院校的教育宗旨是相吻合的。
谈及当下的医学史研究，高晞认为现代医学史研究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医学的医学史”，医生和史学家间并没有建立起互动、进行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如今的医学史研究虽然强调在地化和传统特质，但实际上仍未走出西方语境，中国医学史界仍未找到自我。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高晞指出，应该思考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到底是站在什么中心？过于强调地方性有可能陷入中国中心论，而所谓全球视野又应该如何入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境去研究中国医学史和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研究是不是还要受西式的语境影响？最后，高晞指出，“医学史离医学有多远，医学史家离医生也就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