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评《谋利而印》｜解读“建本”书商的世界
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刻书中心，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或以为汴京（开封）、临安（杭州）、成都和建阳是宋代四大刻书中心；或称明清时期四大雕版印刷基地是北京、南京、闽西的连城四堡镇，江西的浒湾。宋代以来众多的刻书中心，据笔者眼界所及，迄今惟有福建的连城四堡和建阳，有了两部驰名中外的学术专著，前者为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所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参见拙文《重访“四堡”坊刻文化》，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0月25日7-8版），后者有美国贾晋珠（Lucille Chia）所著《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下文均简称《谋利而印》，凡引用该书，仅注页码），两部视野宽广、问题意识突出的区域性出版专著，均率先出自外人之手，这一点颇令中国出版史研究者感到汗颜（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有方彦寿的《建阳刻书史》；2014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谢江飞的《四堡遗珍》，填补了中国学者有关两个出版重镇研究的空白）。
《谋利而印》的作者贾晋珠，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获美国纽约大学化学博士（197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1996年），主要研究中华帝国后期书籍文化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该书是她在著名汉学家韩明士（Dr. Robert Hymes）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英文版[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于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说来也巧，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她与包筠雅曾来复旦大学调研资料，到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文科大楼历史系，约请周振鹤、吴格、顾云深先生座谈，笔者叨陪末座。印象中座谈会上主要提问的是深目高鼻的包筠雅教授，贾晋珠则在一边很认真地做着笔记，很少发言。因为下午有课，我没有出席历史系领导顾云深主任的招待午宴。此次捧读贾氏的大著，颇感亲切，这本三十五万字、厚达四百多页的精装本，这一两个月我一直随身携带，辗转南北，在参加多场研讨会间隙陆陆续续读了下来。
运用“文献考证法”来解读“建本”书商的世界
《谋利而印》一书第一部分为两章，即导言和“建阳雕版印本的外观”，主要讨论为何要研究，以及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书籍史，换言之，也是该书问题意识的提出与展开。中国古代出版史的重点在雕版印刷，在十九世纪西方活字印刷和石印术进入中国之前，雕版印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称：北宋全国大约有三十多个坊刻中心，而到了南宋剧增至两百余个。本书作者更是深入研究建阳书业，指出南宋中期开始，建阳的麻沙镇和书坊镇异军突起，使福建其他地区书业相形见绌。今人因闽北历史上的刻书地主要位于现今的建阳地区，故以“建本”指称建阳刻书。
作者挑选福建建阳作为研究中国出版史用于解剖的一只“麻雀”，首先在于“建本”的数量巨大，建阳刻书世家有大量的族谱被发现，可以据此具体而全面地描绘出建阳出版史进程的各个步骤和细节。贾氏试图解释如下的问题：一是为何在士人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教育和仕进已不再被重视的元代，其图书事业却能持续繁荣？二是“建本”经过明初长时期的低迷，又在明中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却又在清初突然萧条，其原因是什么？三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一被朝廷忽视的偏僻山区的建阳，发展成为中国最为重要和最为长久的出版中心之一？四是克服了众多方言引起的语言隔阂，能够深入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群之中，这一悠久的书籍文化之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们已经了解，中国没有像欧洲的书商一样，留下类似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那样丰富的档案（诸如商业书信、账本、遗嘱等），建阳书坊几乎未能保留完整、详细的营业记录、账本和来往书信，与包筠雅论著采取“田野调查法”重构四堡出版史不同，贾晋珠主要采取“文献考证法”，她编辑了一份含有两千多部“建本”的目录，该书附录厚达近六十页，包括了附录A“宋元时期建阳本选录”、附录B“建阳出版商列表”和附录C“《建阳本书目》编纂说明”。虽然贾氏自述该书在资料上没有特别的新发明，换言之，就是没有太多的珍稀文献的发现，运用的主要是常见材料，但在对坊刻本和私刻本的区分方面，在对刻本编辑、校勘和刻印资料的认定方面，作者做了大量的辨析工作。自1992年起，作者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美国、英国，耗时三年翻阅了四十七部宋刻本、八十六部元刻本和七百三十五部明刻本，研究了两百多部“建本”，使其博士论文建立在丰厚的第一手基本史料的基础上。
宋至明代，书坊刻书最多的是福建，尤其是建阳麻沙镇。《谋利而印》的作者以为明代后期，华中和华南的书业已经形成了同一的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中心是建阳、苏州、南京和杭州（页187-188）。《谋利而印》揭示了建阳能成为宋代以来书籍印制成本远远低于全国其他主要出版中心的原因：一是有“建本”所需的自然资源，二是当地劳动力低廉。作者提出了长期以来“建本”被批评为版印模糊而遭到有失公正的恶名，用翔实的史料证明，“建本”种类繁多，既包括经史，也兼有医书、日用类书、蒙学读本、别集、戏曲歌谣集、历史演义，不仅风行全国，甚至远销日本和朝鲜。可见，“建本”在中国书籍史研究上的意义重大，因此，作者以为《谋利而印》一书对“建本”书商世界的探寻，“对整体上了解传统中国的书籍史应不无裨益。”（页4）
出版产业史研究的独特视角
“产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或产品技术特征的经济活动之系统，产业演进是内部功能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版产业”是作用在出版系统中的各种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动态关联之聚合体。张昆指出：中国出版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化，一是从出版史转化到出版经济史，二是从出版史到出版传播史，三是从出版史到出版文化史（郭孟良《晚明商业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页1-4）；另外，笔者以为还应该有一个出版技术史的面向，它和出版经济史共同构成“出版产业史”的一个视角。《谋利而印》虽然也涉及出版传播史和出版文化史，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其从“出版产业史”的独特视角，来解读“建本”书商世界的秘密。
《谋利而印》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宋元时期的建阳出版产业，其重点在出版技术史，如书籍制作所使用的材料，分析建阳雕版印本的外观，包括使用的纸张，雕版印本的工艺，印本的设计，指出“建本”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文本的形式（卷首、正文、字数、间距、字体大小、卷末等）有与时俱进、逐渐规范的特点，使版面设计、校对、计数及支付印工和刻工的薪酬更为便捷，显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对于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这种规范化发生的时间为确定出版业发展的阶段，提供了有用的线索（页62）。之后将重点落实到闽北的出版商，并以刘氏、余氏、熊氏等出版世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作者注意到宋元以来科举与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刻书世家多参与科举，由于科举录取希望渺茫，于是建阳地区很多科举落第的士子不同程度地选择参与出版业活动，他们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找寻可靠的原本、仔细校勘；不少也成为运用精湛刻工技术的高手。那些最后无一人登科及第、显赫官场的刻书家族，在编书、校书、印书活动中找到了另一条生存谋利的途径。第四章讨论宋元时期建阳印本本身，首先考察麻沙本及其外观形态，指出很多与科举文献相关的麻沙本，让人联想到低劣的材质，如易碎的纸张、暗淡的墨色、破损的字形和漫漶的拥挤版面，包括其中编辑和印刷的错误、随意的删节和杜撰文本。该书认为北宋以降，麻沙本的弊病显示出商业印刷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性，在一个远离城市最大书业贸易中心的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恰恰因为谋利的需要，建阳的书商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劣质产品，因为与优质产品相比，这些麻沙本生产成本低廉，运输成本和金融风险也小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建阳书商利用麻沙本控制了更大的市场。当然，“建本”并非麻沙本一统天下，亦有许多优秀的刻本，如《史记集解索隐》《资治通鉴纲目》等，但是大多数都是廉价本，字体粗劣，版面布局拥挤，每半叶至少挤入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此类刻本堪称“建本”的一大特色（页292）。
《谋利而印》专门研究了明代建阳的“余氏出版商”，这是一个从宋代开始从事出版的古老世家，从元代后期至明初一度衰落，而明代后期又进入全盛时期。家族刻书中最有名的是余象斗，科举落第后从事印书，流传下来的建阳刻本有七十种是他刻成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余氏不仅将前人的作品冠以自己的名字而窃为己有，有二十多部他人的著述中添加自己写的序言，还把自己的不同画像插入所刻印的书籍，在《地理统一全书》中，甚至在作者名单中添入已故和健在的亲戚（页197—199）。不难看出这些作为，一方面给余氏科举失败做了补偿，同时也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其光宗耀祖的夙愿。尽管所出之书五花八门，有个人诗集、文集，也有杂剧、小说和笔记，都突出表现出余氏书坊，作为生产娱乐普通民众书籍之快手的行销能力。贾氏甚至认为余象斗等在著述、编纂和刊印上无不显示出这样的特点，即“只要是印了能卖的书，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他都做”（页202）。
建阳书商善于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习惯、文化趣味和文化水准，他们惟利是图，却能预见读者的不同需求而有求必应。出版一旦实现了产业化，它的传播作用是巨大的，会不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层的意志为转移。正是通过对建阳出版产业的细致分析，作者由此导出了该书“谋利而印”的主题。
《谋利而印》第三部分重点考察明代的“建本”及其刻印史。第五章以明代建阳的坊刻为中心，勾画了闽北地区沉寂了百年之后，即十六世纪初明中叶出版家族企业再度兴盛的画面。第六章明代的“建本”，主要讨论“建本”的外观及其不同的作者类型，揭示出华中与华南主要图书贸易中心出版商之间的联系，这一部分的突出特点是关注福建建阳与江南书业的联系。
作者认为：宋元时代的建阳出版业就严重依赖江南的客户，从流传下来的明代各种版本之数量看，再度兴盛后的建阳出版业一直繁荣到明末。这一时期闽北的经济和文化基本是停滞的，但在这一阶段，建阳书坊的数量不仅能与南京比肩，甚至还远远多于苏州和杭州等江南其他的出版中心城市。不仅产量，而且在质量上亦可与江南地区出版的书籍相媲美。为何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毫无生气的建阳，却存在如此发达的出版业呢？作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建阳书商的经营范围，较之宋元时期更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江南，有着建阳书业的大量主顾。换言之，建阳出版业对江南书业和读书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正是江南客户的需要，促使建阳出版商大量刻印经史典籍及其相关书籍，还把业务扩展到了一些常销的文集。不仅“建本”被大量运到江南，连闽北的书商和刻工都翻山越岭去南京和其他江南城市，有些刻书家族、出版商和编者以及雕版和写样名手，甚至搬到了江南的大城市，尤其是南京，定居下来。“这种迁移也是欣欣向荣的出版业在文风浓郁、人口稠密的江南持续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页187、192）
作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案例中有建阳刘氏出版商，这一刻书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清初仍有刻本。刘氏世家不仅在建阳有合作者，与远在南京的书坊也有积极的互动。如刘孔敦至少担任过五部由南京著名的周氏家族书坊——大业堂、仁寿堂、万卷楼刻印著作的校对和编辑。他们还达成协议共用同一块书版，如刘氏刻印的1628年版的插图本医书《图像本草蒙筌》，也为周如泉的万卷楼所使用，不过印制时则使用各自书坊的牌记。这些书版经常在建阳和苏州之间辗转来往，如刘孔敦编辑的《重订相宅造福全书》（1628年）也为建阳的杨氏四知馆和苏州出版商严少萱共用。另一个走南闯北的建阳刻工刘素明，所刻印的二十多部书在建阳、杭州、苏州和无锡等多处刊行。建阳熊氏出版世家的熊大木，现存的作品中有七种熊氏刊行的作品，是由南京、杭州或苏州的著名书坊在1550至1560年的十年间刊行的（页213）。叶氏书坊也是在南京和浙江的三衢经营业务，叶贵在万历年间活动于书坊最集中的南京三山街，所印的十几种书，均标明“金陵三山街建阳叶贵近山堂”（页218）。因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6世纪中叶，华南的出版业，尤其在福建和江南地区，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书是由同一批作者、编者、出版商和刻工共同完成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个广阔的刻印网络里从一处转到另一处。”（页209-211）
中外比较的视野
在研究方法上，《谋利而印》不仅使用了历史研究的综合方法，还利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分析方法。因为该书是在西方的语境中完成的，因此尽管主旨是研究中国书籍史的一个区域，但运用了较多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而且叙述过程或注释之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外研究的对话。
《谋利而印》开篇就提出了令人思考的问题，中国的雕版印刷八世纪就开始作为主要的印刷方式，即中国的书籍印刷较之欧洲早了七个世纪，但宋代开始的商业出版与欧洲的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后的巨大变革则形成强烈的反差，即虽然宋代士人也完全明了印刷在传播和改编文本方面的巨大能量，但崛起的宋代商业出版，却没有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甚至未能引起时人的关注和重视。就印刷术对引发各种思想和哲学运动的巨大影响，较之同时期的欧洲发生的变化，要缓慢许多。与欧洲人文主义的出版家，都是当时各有专攻的学者和最富盛名思想家的朋友不同，中国的不少士绅精英对书商文化嗤之以鼻，因为书商意在“谋利而印”，刻印多被认为是粗人从事的雕虫小技，这也是为何中国没有留下类似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的安特卫普印刷厂每日所有的商业账本和经营记录，以及那一时代的出版家和同时代学者的来往书札，而中国的族谱和方志中多故意讳言书商的刻书业绩（页11-13）。
由于中国的雕版是将手抄底稿覆在版上刻出字画的，因此底稿与印本之间的联系，较之西方用活字排印要密切得多，后者印本中的文字和图像与底稿大相径庭。这种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由此作者发现了一个中外印本的巨大不同：即中国虽然逐渐形成了专用的印刷字体，但从未发展出一套类似欧洲脱离手稿审美的刻本评判标准，因此总是认为雕版印本没有达到手写体的标准。这也是直至晚明清代，许多著名的小说，如《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刻印之前，都会出现抄本流传的阶段（页58）。
“谋利而印”还是“利义兼顾”
《谋利而印》的主标题是英文版“Printing for Profit”的翻译，应该说译得非常精准。但这一短语能否总体概括“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之价值取向呢？笔者认为是有疑问的。“谋利”确实是中国商人的传统之一，但是商界也始终有着“利义兼顾”一面，在中国出版商群体中尤其如此，文化传承一直也是建阳书商的一大传统。
建阳刻书家，余、熊、魏、刘、叶等几大世家，很多本人或后代就是闽学学者，他们的参与刻书，直接导致了闽北众多大部头学术名著的涌现，如朱熹、李幼武撰写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熊禾《勿轩集》等鸿篇巨制，率先刊刻于建阳，其中相当一部分书籍还反复翻刻，“建本”为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突出的例子还有“建本”书商推出过一些即使今天的收藏界也认为很有价值的图书。如南宋绍兴年间的建本黄善夫刻《史记》，该书是最早的“三家注”（包括了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与《史记》正文合刻本，后来出现的各种《史记》版本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体例，即可见黄善夫刻本的开创性贡献，价值不言而喻。
建阳同时也是南宋理学的重镇，学问的介入，使“建本”书商能够了解并切合读书人的普遍需要与阅读趣味。“建本”多是以“互注”“重言”“重意”“图谱”为标题的经书，方便了举子的课读与一般读者的查阅，不少刻本率先使用黑口与书耳，便利了读者进行翻检与浏览。所谓“四方文籍之所自出，万世道义之所必宗”（南宋建阳进士熊禾语）。书坊与文化的相互融合，连贾氏自己也承认几家著名的书院，是与大理学家朱熹及其弟子有关的豪门望族开办的，如刘氏刻书世家的屏山书院、云庄书院和化龙书院；熊氏家族的鳌峰书院等。建阳大名鼎鼎的学术重地——同文书院，也是由朱熹创设的，居然还有一个名为同文堂的书坊坐落其中（页98）。朱熹亦参与刻书销售，此举颇令理学家羞羞答答难以自圆其说，四川理学家张栻对此颇有微词，建议朱熹别向他求，可朱氏却认为“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朱文公文集·别岳》卷六《与林择之书》）。此话意味深长，至少大理学家朱熹不认为刻书营生是惟利是图，学者是可以一边治学，一边以刻书谋生，做到“利义兼顾”。
作为朱熹学生的刘崇之出自刘氏刻书世家，其父、其叔和其兄，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学界留下了四部佳作：《新唐书》《后汉书》和一百五十卷的北宋诗文总集《皇朝文鉴》，以及著名诗人黄庭坚的别集（页106-107）。建阳书商在谋利而印之外，还是有自己的追求，建阳书坊在明代中后期的书籍，如章回小说刊印中，几乎无书不图，与前代相比，图量、图幅大大增加，插图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刊刻插图的版式风格为上图下文，后来突变为全页巨幅式、合页连式、文中嵌图式等多种形式，与同时代其他地区书坊刊刻插图相比，特色明显，形成了明代插图所谓福建“建安版画派”。建阳书商根据社会的需求，自编或请人编撰通俗小说，大量刻印出版发行。这种把编、刻、售合为一体的尝试，《谋利而印》中尚未提及，如嘉靖间建阳博学之士熊大木，编刻了《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等章回小说；余象斗的双峰堂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刻的《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即为自编自刻书籍；他还镌刻了建阳小说家熊大木撰写的《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八卷、《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十卷、《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十卷等。建阳书商把市场因素引入章回小说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一方面直接反馈了受众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间接引导了章回小说接受的市场需求，开创了后代出版史上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出版产业之先河。贾氏也指出：余象斗在著述、编辑、刊行上，注意到通俗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播艺术的朴实和天真，也能努力教人以历史并宣传道德观（页202）。
《谋利而印》一书通过跨越了一千一百年历史长河的建阳商业出版者，来探寻“建本”书商世界的尝试，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进而将之仅仅归结为“谋利而印”一个主题，却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