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七梦·实录｜追寻复旦村庄的往事
在“杨浦七梦”的教育板块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收集并展出了杨浦教育空间变迁的实物与口述，以及曾经或现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个人记忆”。
为了让相应的研究和讨论能有效地发展下去，10月20日下午14：00，在原烟草仓库绿之丘二楼的杨浦七梦展区，一场贯穿复旦校园历史的座谈会，在几代复旦人之间展开。
潘霁给出的命题是——试图回答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所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的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城市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
不过，几位在复旦村庄长大的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校园中的所谓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正如梁捷所说，后来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之所以能够在复旦风靡，焉知不是源于这片土壤传袭了老先生的气质？而现在的年轻人，又从哪里能够追寻到过去的故事呢？
邵京（复旦子弟，复旦新闻学院教师）：记得家里有张五十年代的家具清单。整套是八元多钱。有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床，都是棕绷垫子的。还有一个台子。好像这样的方凳有四个。还有两个窄窄的架床用长凳，有五块板，板的长度和厚度一样，但软韧度不一样，有一块板很软。所以印象很深刻。我们老爷子现在还在医院，那个房子到现在都没动过。
这个橱还有故事。当时复旦的副教授才能拿到一张家具票。木工房每次做出来十几二十个，发到每个院系。一个系里拿到一两张票子，先到的人先挑。这个橱后面写着“化学系”几个字，可能是化学系某个老师挑的。
这个橱是一批一批加工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得颜色有深浅。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了大概两个。
张业新（复旦子弟，作家，医生）：后来定价是72块是吧？我老婆记得是72块。我跟她一起去买的。
邵京：我记得好像80块。当时我们用黄鱼车推回来，家里兴奋得不得了。
张业新：什么时候买的都忘了。反正我们家买了两个。
沈倩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我应该是这里来复旦时间最短的。之前在北京念书，2018年9月才到复旦来，跟着潘老师做这个展览。
我发现，之前的复旦这片教育空间和现在有着很根本的差异。我这次采访了一个2019级的专硕同学，他们在复旦是没有宿舍的。和我们相比，他对复旦这片教育空间的归属感可能就会差得比较多。对此，也想和老师再进行一下探讨。
朱云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我是朱云依，是2015级的复旦本科生，本科在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到了新闻学院。今天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想了解杨浦教育空间的变迁。之前和潘霁老师做这个项目时感受到，在复旦这短短几年，只是窥见了这块地方的一个侧面。非常期待接下来和各位老师的交流。
张业新：大家好，我叫张业新。我从小生在、长在复旦这个环境当中。我工作在江湾医院，从事检验医学专业。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干，然后北宏哥——李老师，鼓励我写一些回忆性的东西，就写了一些东西。
李北宏（复旦子弟，资深媒体人）：我今天来是有点突然的。昨天晚上8点钟，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讲，他今天要去旅行，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请我参加。我说，什么会议？他说，这个“杨浦七梦”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叫邵京，是我们同学邵大江的妹妹。邵大江跟我是同学，小学同学。我说，太突然了，比较勉强。他说，你还是去一下，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不然不好意思。
我呢，退休也多年了。一般会议我不参加。他说是民间的，一个“杨浦七梦”活动。他给我介绍，这个梦还是蛮有意思的，都是年轻人在搞。我说，我就代你去一下，他说不是代，你就去。
不多久，邵京就联系我了。邵京的父亲我是知道的。她父亲邵嘉陵，复旦北碚时期就在了。我父亲当副教授时，她父亲在念书。1946年9月14日，我们家从北碚复员回上海，住在嘉陵村D区9号楼上。她父亲那时已经毕业，留校工作了。我记得是1945年毕业的。
她父亲一家是比较惨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数十年，后来才平反，享受离休待遇。她父亲很革命。早年投奔延安，采访了许多中共要人，董必武、张奚若等一些高干，国民党的高干也采访过。他在这方面，对中国新闻的贡献还是有的。我也是蛮敬重的。虽然他年纪比我父亲要小一辈，但他在复旦还是有影响的。他曾经是陈望道的学生，又是赵敏恒的学生。
赵敏恒家和我家是老朋友。赵敏恒先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生，发表过很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赵家和我家比较有渊源，前几年我专门访问了赵敏恒的儿子。赵敏恒儿子住在第七宿舍。他在上海轻工业学院，后来学院并到交大，他是艺术系系主任，很有才华。
赵敏恒这一家是相当惨的。他的太太谢兰郁是个女活动家。1940年代，她就和中共有联系，和周恩来的夫人是朋友，和蒋介石的夫人也是朋友，在国共两党间游刃有余，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女活动家。后来，她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平反。我对他们家也是很有好感，所以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世纪杂志》上。
通过这些，我就感觉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很有底蕴的。解放之初，新闻系曾经要被关掉。之前中国有很多新闻系，最后剩两家，一家是中国人大，一家是复旦。上海只有复旦有。复旦新闻系确实培养了不少青年才俊。
我觉得教育领的这个题目是不错的。但这七个概念不在一个平面，有教育、工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定的。
我们不管它了。就教育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题目既好做又不好做。
我开个引子吧，说我的家庭出身。我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家里被整，上山下乡当农民，当了十年。几次表现比较好被送上来，都是不能被接纳，一次一次被刷掉。
幸好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果断恢复了高考。我有幸1978年考进了大学。也不容易。我是初中毕业生，应该讲，书念得很少。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基本都是老三届，他们很厉害的。我们确实跟高中生有差距。
毕业以后，因为我当时在学校表现还可以，被分配到上海市教育局。复旦子弟不是当官的料。分我在人事处，我待了半年，打报告要求退出，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工作。
后来，我到了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一做做了几十年。所以你们搞这个“教育”，我觉得和我还比较契合。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市教委的直属机构，现在有职工500多个。因为归上海市教委管辖，发行各方面还是比较通畅。
退休以后，我就在一家民营的报刊杂志工作，到现在也干了七八年。今年9月我就不干了。小邵通知我来开这个会议，我想跟年轻人接触还是好的，能够取得进步。
听说潘霁老师生长在复旦大学附近。复旦的文化根深蒂固，对周边的影响辐射相当厉害。所以我觉得，潘霁老师搞这个工作不错的。问题是怎么搞。
沙龙应该口无遮拦，大家畅所欲言，对吧？我想先说这么几句。
梁捷（复旦毕业生，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我不是出生在复旦附近，但读书一直在复旦。我是1998年进复旦，在经济学院读书，本科毕业，后来在外面混了几年，又回到复旦读研究生、读博士，我的学位都是在复旦拿的。2011年毕业以后，我又到国外待了几年。2015年底，我回到上海，工作在复旦旁边，和复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进复旦是90年代末，比几位老师晚了很多辈。刚才谈到的一些人，还是对我有一些熏陶。但我自己十来年里，也感受到，复旦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本来是海报栏的地方，现在变成双子楼。双子楼2005年校庆以前是没有的。整个大学也有很大的变化：无论老师的结构也好，学生的结构也好，整个学校和市场的关系，其实都在变化。
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但在复旦读书这些年，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感受。
我现在当老师，在做教育工作。我的年龄处于这几位老师和几位同学之间，也许是承上启下。上面的东西多少知道一些，可能也是一知半解。下面的年轻人的情况稍微知道一些，但和年轻人也不一样。我就来参与一下，学习一下。
李凌燕（同济大学教师）：我叫李凌燕，是同济大学的。
李北宏：复旦和同济同一个校区。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做复旦大学副教授，同济大学教授。在同济大学做德文系教授，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李凌燕：所有的梦都是集中的蓝本。我是建筑学院出来的，一直是做物理空间的，对传媒特别感兴趣，毕业以后在同济的艺术传媒学院，做城市跟媒体交叉的这一块。
我是2003年到上海，一直在杨浦。所以，作为复旦周边的参照，我对同济周边空间的变化，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也是承上启下，可以一起听听各位老师的理解，然后一起讨论以后或者未来。
邵京：我也很高兴。首先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是想邀请我的老邻居、中文系的黄毅老师来参加的。黄毅老师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我说，是谁？他说，是复旦村庄的作者。我说，能吗，真的能请到吗？他说能啊。
张业新：幸亏是你请。要是我请，我讲不清楚，他肯定不来。
邵京：昨天我就说，黄毅你先同李老师去邀请，你一定要说，这个事情多少重要。接下来我一定要打个电话说。
我拨通以后，滔滔不绝地向李老师介绍我。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李北宏么？我突然想，李北宏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但要和记忆对起来。我马上想到，是第一宿舍右手边；我又想到她妈妈，想到李老师是什么样。
后来他说，发一张照片。我一看，跟我的记忆非常吻合。那是1970年代，我们住在第一宿舍的时候。
我是复旦新闻学院的邵京，在新闻学院工作时间比较长。说起来也很有故事。当时要高考，家里突然遇到一个新情况。我当时在上海郊区插队，插队以后，抽上来在当地小学、中学工作，是农村的民办中学教师。但户口没有动。除了高考之外，我还有一个选择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入复旦。当时有一个指标，要消灭农村户口。复旦大学教职员工接到通知，好像还有两个教职员工没有解决问题。
那时1979年，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家里也希望有一个人回到身边，照顾父母，另外希望复旦有人来接班。我母亲是在新闻系做行政工作。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放弃高考，来顶替我妈妈。到现在，呆在新闻系40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还没离开岗位，前面做办公室工作，后面开始做培训，最近三年开始回头做校友联络工作。
今年是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最近特别忙。我们11月2日在正大体育馆举办约有3000多人参与的院庆大会。我要负责一千多位系友的联系，我们找到的最老的系友是1947年的，一直到2016年刚毕业的系友，大家要返校。这个联络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我本来跟潘老师说，今天可能来不了。昨天在办公室又加班。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进博会调休，原来定的11月2号大会，面临要重新决定。昨天征求了很多系友意见，看起来不大可能改变。上海一些系友可能受影响，因为2号正常上班，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涉及进博会预演。我们估计，可能有四五百个上海的系友没法参加院庆大会。
我估计，还要维持原来院庆的时间。因为各地甚至国外的系友，飞机票都订好了，上海住宿都安排好了。而且，11月2号整天有活动，除了院庆大会，还有王中铜像揭幕仪式。王中女儿今天出发了。
我今天本来应该到医院值班。谢谢李老师刚才那么提到我的父亲。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不提。父母亲很早以前跟我们子女说，父母亲的过去是父母亲的，不说好坏，所有子女都以自己努力争取收获。所以，我们很少会有一个场合讲到我的父亲或母亲什么样。今天李老师说起来这个，我也很感动。
我父亲是41级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作为东北抗日青年，穿着草鞋，非常艰难地走到重庆北碚读书。读书期间遇到望道老（陈望道）。望道老是系主任，我爸爸是非常激情的一个青年，长途跋涉，放弃了原来的环境和条件。到了那里，受到非常震撼的、改变人生的影响，在重庆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复旦新闻的活动，是一个蛮积极的学生会干部。
1945年毕业之后，我父亲留在重庆。当时国共两党内战，他参加了很多报道工作。因为当时受到国民党追踪，我父亲得到指示，1946年初，悄悄离开那里，回到家里接我母亲到解放区。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分别了八年。
这样，我父亲解放前就在解放区工作。后来到了北京。1954年底，从北京的《工人日报》调到复旦大学。
那两个旧家具，是1955年时，复旦宿舍给教职员工的标配。复旦大学在1950年代条件还是很差的，但对教职员工、学生尽可能安排。每一位的家中都有标配，甚至比我们现在家庭的家具数量都不少。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比较简陋，但非常值得纪念。
老先生现在已经101岁了。11年前，他进到护理院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到他百年，家里任何东西不能动。回想1980年代至今，有几次大装修，家里改善了条件，换了衣橱柜子，但原来复旦这几样东西坚决不能动。就为了那几个字，也为了1955年来了之后，复旦给予的记忆。
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是住一幢楼的，46号。能找到北宏，就因为我们是邻居。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跟李老师一起坐聊。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是我哥哥的同学，这个是我妹妹的同学，都是在复旦的村子里。
我父母亲住在复旦的宿舍。复旦老师的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从那个宿舍又搬到另一个宿舍。当然，房子在扩大。当时的宿舍，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的概念，和现在没法比。一室户三十几平方，还有大一室半，还有两室户，45平方是两室户，三室户是65平方。我们喻衡教授住的三室户，小厨房大概只有1.5个平方。
我后来到了复旦工作，也是第八宿舍。先住集体宿舍，再住单身职工的第八宿舍，结婚分到第七宿舍一室户，后来又搬到第二宿舍。我觉得，复旦的一半宿舍我都住过。
张业新：你妹妹还住过国定路那个宿舍。
邵京：是的，学生宿舍。
我在做校友联络工作，潘霁老师非常热心。潘霁老师虽然到学院时间不长，但毕竟在我们这读的博士，然后回到新闻学院工作。我觉得他研究的氛围做得比较好。
他经常向我打听一些系友的情况。他突然间讲到这个事，我说好啊，复旦宿舍有很多人，熟悉的、能写文章的人很多。正好一篇你的（指张业新）文章出来了。还有张国伟先生，之前他有一些文章。我立刻介绍了这两位。潘老师说好好好，由此讲起来，搞这么一个展览。后来我就说，他本来想跟您（指张业新）借书橱。
张业新：对的。但我那儿东西堆得太多。
邵京：家里钥匙不在我手上。我说，帮你想办法看看。潘老师真是不得了，他就盯着，跑了没有，行了没有，能看没有，就连着盯着我。直到国庆节，我拿到这个钥匙——因为我弟弟邵杭带到广州去了，我就叫他快递寄过来，先去看一看，果然还有这两个凳子。
这个房间十多年没人住，很多东西都清理掉了，就带有复旦标记的、编号的这两个凳子还在。包括桌子也是。很遗憾，桌面已经爆皮了，贴了一层膜，旁边复旦转让的字样没有了。
我就说，书橱的故事可以写一写。我记得，当时去搬，因为已经在复旦工作了，还借了个黄鱼车。去的时候还剩两个橱，我们在两个橱里，再挑的这一个。因为先到先拿。去的人总是有个心理，要拉一下玻璃。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木工房做得蛮粗糙的，但那个木料选择还是蛮好的。它特别重，虽然不是红木，你去搬搬看，一个人还拖不动。
张业新：那时木工房在相辉堂后面。后面原来是一条河，河的拐弯角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碰到谢希德校长，她也在那里买这个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弄的。后来，木工房不光做这个橱，还做顶橱、顶柜。我又买了两个顶柜。
邵京：说到这个橱，那时我还是蛮骄傲的。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买橱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另外还要排队。有的院系是抽签，抓阄。
张业新：我怎么能买两个？
邵京：可能学校某个人让给你家的。从我们家来说，真的就是父亲那里拿这个橱。我在新闻系那时还没资格。每一个系里，每一位老师拿着这张票子的时候，都是很兴奋的。
我就想到橱后面那个字。化学系这个老师可能先看了，没有把它搬走。我们还说，上面写着字，是不是人家留着的？他说，这个不是，两个当中你可以搬走一个。学校印的券，我还有很有印象，刻了版，是油印的票子。
这次潘霁老师叫我来，我是思想没准备的。因为我一直没答应潘老师。我想，这两天挺忙。20号我已经排了时间，上午下午都有事情。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到澎湃报道出来，有我的大名，就必须要来。我立刻跟潘老师说，我还要立功，赶快去联系重量级的嘉宾、最有发言权的李老师。
李老师说自己记性好。我觉得他是善于观察，而且还有研究，另外，对复旦村庄里的人有感情。
从小是复旦子弟，也是蛮自豪的事。我们这边的人出去说话，经常被人问，你是部队大院的，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我们上海话说不好，而且被说洋泾浜。我们说的这一句话中，个别字音是上海话，但大部分是普通话。我们出去以后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李凌燕：具有身份识别性。
邵京：爸爸是部队的？还是高校老师啊？会知道可能是高校，一般中学老师还不这么说。
张业新：复旦普通话跟周边的，比如说二军大的普通话不一样。复旦的老一辈老师上课讲的那个话，好像跟我们口音差不多。复旦普通话里还带一点苏北口音。复旦附中79届同学的微信群，起个名字叫“好不啦”。
邵京：潘老师做这个事，我只是尽可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提供一些人，提供一些物。我自己真没想参与，因为我觉得最近事情真的比较多。昨天看了这篇东西出来，我立刻觉得不行，赶着我要来做。
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一直在跟黄毅说，旅游能不能晚一点，晚一天也好。我说，你不去那怎么办？他是我邻居，我们复旦第六宿舍108号。我们家住第三排到底，是54号。最近这一排的子弟还有聚会。
复旦子弟真有一点念过去的故事。现在我们大家都讲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复旦村庄的故事真的值得讲，每一位老师，每一座房子。
张业新：每一个人的经历和角度不一样，讲出来都不一样。
忆梦
李北宏：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所谓复旦的梦，教育梦。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兴趣。不知下一步怎么搞。时间好像不是很长。
邵京：我觉得，不在于时间长短，只要在做，就有传播，我们讲了，后面就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不做、不讲，知道的人会更少。随着时间，可能真的会淡忘。
尤其是，各行各业发展这么快。不能忘记昨天，对过去的很多东西，应该在昨天的基础上，更好地总结。
我们学院在做九十周年庆。我们想的是，对前面九十年的总结，才使得我们今天要来庆祝，要为明天做得更好。潘霁老师这么一说，我说我也加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来。感谢我们同学和老师。
朱云依：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到来。刚刚提到复旦子弟，包括复旦人，出去可能有一种身份标识。现在大家出去实习，有时遇到一些人，觉得很亲切，想要不问一下是不是复旦人，最后发现果然是。
但我们有时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情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觉得复旦或杨浦的教育空间是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在这块地方的人有怎样的精神特质？
李北宏：这个题目比较大。就整个杨浦区而言，教育机构确实比较多。有上海体院，原来有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有财经学院，有二军大，还有水产学院，水产学院也是复旦出去的。原来复旦大学生物系有海洋组。
张业新：还有建材学院。
李北宏：复旦大学清华出身的不多。我父亲当时是清华毕业后，考进清华研究院，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研究院肄业，读不下去，到大后方办清华中学，再到西南联大当助教，然后到大夏大学，解放以后是华东师大。到大夏大学当副教授，然后大夏大学到复旦，这样由复旦回上海。是这么一段经历。
复旦大学的文化，和杨浦区其他高校完全不一样。杨浦区的文化特质，很难用一句话表达。但复旦大学的文化特质是鹤立鸡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点，复旦大学是千锤百炼。这跟办学渊源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
复旦是1905年马相伯创办的。马相伯原来是震旦学院的老师，和法国教会有矛盾，就出来了，在李家祠堂——李鸿章的祠堂，现在的华山路复旦中学——办了复旦公学。这时，复旦走上了民办教学的道路，一路坎坷艰辛。
1942年，国民政府希望改国立，教授大部分不愿意，私立学校自由啊。复旦大学的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政治上来搞，教育行政部门来搞，都避而远之。但1942年那时撑不下去，同意改国立，改公办了。
我今天带了复旦大学1943年校徽。有这个校徽的人太少。这个校徽后面有编号。
邵京：以前的校徽都有编号的。
李北宏：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铸就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化。2018年2月10号，我们办复旦子弟大团圆。叫了450人。发起人是我和严捷。
严捷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名教授严北溟的儿子。严北溟很厉害的，自学成才，没念过大学，但学问有口皆碑。复旦网罗人才，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学位学历。他住在筑庄，也就是以后的第五宿舍，24号、25号，两套房子。
严捷和我合办，我们就请了450个人进来。这个应该讲是不容易的。
其他院校也搞过子弟大团圆。二军大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国防医学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体院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东亚体专。东亚体专很厉害，里面的教授多数是美国留学生。我们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请体院的副院长的儿子来参加，也请了二军大的教授的儿子，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宗霖。他们看了以后说，这个事情只有你们复旦子弟能够做，别人做不出来的。
这次活动，年长的是1937年的，小的要算我们组委会的孙雯，八几届的，最年轻的。跨度非常大，1930年代的人都颤颤巍巍，80多岁了。
复旦大学有这个凝聚力，什么道理，就是四庄四村。这么多年的积淀，主要是四个庄，四个村！德庄、筑庄、淞庄、渝庄、庐山村、徐汇村、中心村、嘉陵村。这个房子，是当年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国民政府地产委员会做事，把日本人的房子收下来给了复旦。复旦近水楼台。有了八个居住点，复旦的人就聚在一起了。
复旦大学的文化，之所以能一路传承，和相对居住集中是有关系的。
还有，复旦大学在北碚时，就有复旦新村。我们家当时分到什么房子呢？茅草顶，那个墙是竹片的。
邵京：现在还有。我最近刚刚去过，还有一点老建筑。
李北宏：我前几年去过。当时复旦的人就住在一起。
而且，当时有小学，小学是谁办的？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办的——邵力子，复旦创办人之一。当时叫复旦小学。傅学文他们办了复旦小学，一路也内迁过来了。
这些人全部说四川话。我小时候说四川话。说四川话的人，都是教授子弟和讲师助教子弟，接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我是一口四川话，到现在也是四川话。2018年2月10号，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老的都讲四川话，一定是四川话，都录像录下来的。
比我小的一届，还讲四川话。严捷也讲四川话，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生，后来到美国去了，现在经常回大陆。老的一帮人，用语言来凝聚人心。我父母都不是四川人，四川待了半年，一口四川话，都讲四川话。
张业新：1966年，汪啸林（原名汪小零）不是搬到第六宿舍了吗？他讲四川话，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就说你们第一第二第五的人说四川话，还有第四宿舍。
李北宏：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把文化凝聚在一起。
另外，复旦大学有腾飞小学，就是以后的国权路小学。李登辉的字是腾飞，所以叫腾飞小学。腾飞的学生都是复旦子弟，还有附近少量的居民。复旦子弟的情谊不是一代两代的，是80年一路传承下来，从复旦大学1937年内迁后到现在。友谊从长辈开始，延绵不断，所以是很深厚的。
他们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我也是复旦幼儿园，复旦幼儿园进复旦小学。我是复旦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1958年。
原来，复旦子弟是进国权路小学的——后来腾飞小学改名国权路小学，交给地方了。所以复旦子弟读书成问题了，当时高生育率嘛。1950年代，办了复旦小学。复旦小学谁办的呢？谈家桢的太太傅曼芸。傅曼芸后来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傅曼芸一起办的还有谁呢？中文系二级教授蒋天枢的太太刘青莲。蒋天枢是谁呢？
梁捷：陈寅恪的学生。
李北宏：小梁厉害的，你可以写文章。陈寅恪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姓国，满族，贵族，长得很漂亮，教我们音乐。这些人创办了复旦子弟小学。
张业新：我们上小学已经不是这几个人了。
李北宏：不在了，都退出了。我们是1958年进去的，当时是复旦民办小学，后来改为公办小学。复旦小学一直是复旦大学掌握的。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到复旦大学参加校庆，也到了复旦小学。2008年，复旦小学校长黄琪告诉我，复旦小学是上海唯一一所大学直管的学校，交大附小已经交给地方了。
现在复旦小学又厉害了。2018年2月，复旦与地方合作，宛平中学改成复旦大学第三附属学校。
邵京：不是复旦有钱，是各个区支持。包括杨浦，支持了新江湾校区的建设。
李北宏：复旦二附中，校徽是复旦大学的。同济附中、鞍山中学，和同济没有关系，是杨浦区管的。复旦小学编制是复旦的，都不一样的。
李凌燕：所以复旦还是很好。
李北宏：其实同济是不错的。同济比复旦要先国立。同济么，宝隆办的，1927年改为国立。复旦是1942年改为国立。
历史最老是交大。交大有两条脉，一条是上海，南洋公学；还有一条是唐山，北洋工业高等学校。复旦是一条脉，同济也是一条脉，都是上海。
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住在一个小区，处在同一个环境里。这种文化是一种次生态文化，外面不大有，是由很多条件构成的——按我的理解，同济大学没有这种文化。同济大学尽管有同济新村，不相干的，也没有这么多人。
复旦大学八个村庄。二军大也有很多村庄，但那是部队文化。体院有体院新村，也不搭界。只有复旦大学最紧密。所以，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请了海内外450个人到场，一呼百应。
当然，我们筹备了一年。包括这本书，从征稿到组稿到编辑，每篇文章我都改过，花的精力不得了。小张就是我发现的。
张业新：我本来不会写。
李北宏：他不会写文章，但他喜欢写。我经常不断跟他交流，所以他现在蛮会写的。但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描述。我们希望，看问题要深入点，要有点思考。写东西就写一个面，不要开口子，不要搞得太大。搞大了就收不住，而且人家也不大喜欢看。
我看到，你们这个主题，有三个方面。“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蛮大的。而且，和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有点背离。
确确实实，这些题目蛮难做的。我个人感觉比较虚。又是变迁，又是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交往。你改变得了吗？又是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这有点居高临下。
这些题目倒是不错的。要去忽悠干部，是可以的。但要做到实实在在，蛮难做的。我这个人很实在的。
但我觉得，你们教育还是可以做的。你们有最大的优势，年纪轻，没有保守。我们年纪大了，肯定是保守。但你们的缺点是，和复旦大学渊源不够。像小梁，有点渊源了。
这些语言，都是传播学的语言，我发现。而且语言比较欧化。潘霁是南卡博士。其实，讲得宽泛点，新闻也就是communication。
比方讲，里面有，“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促成不同视角之间围绕教育空间的变迁、沟通、对话，生产并向公众传递杨浦教育空间的地方知识，以教育空间聚集的历史个人叙事，滋养目前生活在此的居民，推动空间意义上的生产。”相当欧化。
滋养这种词，作为我们来讲，一般没有这个义务，也比较居高临下，就一般不大好讲——你滋养人家干什么，是吧？叫人家“感受到”，这比较客气点，对吧？
李凌燕：这段录下来发给他（指未到场的潘霁）。
王昀：确实是，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跟您有同样的感觉。但出于尊重他，保留了他对自己这个主题的阐述。
李北宏：我呢，是复旦风格，有话就说。我的起点比较高，大学毕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分在市教委。但以后永远没爬上去，我不会爬的。我就是写文章！这个最自由。
邵京：李老师的说话风格，我们觉得，在复旦比较带有普遍性，比较直。
张业新：复旦人都是这样的，都直。不直，哪来那么多右派？
李北宏：在座的父亲都是右派。我父亲是躲过一劫。
邵京：知识分子就是执着呀。
李北宏：复旦大学一个大教授，孙大雨。孙大雨绝对有学问，长我父亲十岁，清华。人家问他，中国研究莎士比亚还有专家吗？除了你。他说有的，我孙大雨一个，另外还有半个，加起来是一个半。他就这么狂妄，就厉害。
孙大雨1957年举报16个教授是反革命，我父亲是一个。16个教授，包括苏步青、陈望道、曹亨闻。因为他当时被人家整了。他说，你们说我反革命，我说你们是反革命，我是最革命的。
孙大雨1949年前是大教联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是四个干事之一——这个会没有主席的。孙大雨当时被国民党通缉。但他刺头，蒋介石他要骂，共产党他要批评。1949年以后，给他坐冷板凳，他不服气。1957年百花齐放嘛，提意见，提了就被整。当时，复旦大学怕他自杀，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长，清华大我父亲八级，复旦党委请他到我们家住了三晚。我父亲还是比较尊重他的，太优秀了。
孙大雨桀骜不驯，据说当时中央不给他平反的，最终还是平反了。当时全国99%都平反了，有五个教授没平反。
我父亲是工改（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我写过一篇文章，有关复旦工改的情况，今年2月在《世纪杂志》发表的。我根据我父亲回忆的，清清楚楚。我父亲是工改委员会教授代表，而且是年轻教授代表。1956年评教授，我父亲是四个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评一级教授的，除了卢鹤绂和我父亲同年，其余都大我父亲15岁以上。
当时1956年评职称，生物系八仙过海，都评不上一级。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也不要评一级，没有一个人比你软。所以就八仙过海，八个二级。
但有一个人很可惜，应该评一级的。吴定良，人类学家，1949年前是国民政府的院士。当时中国只有81个院士，复旦就两个，他和苏步青。但他也只有二级。而且复旦大学1954年取消人类学系，认为是伪科学。相当可惜。
梁捷：这两年重建了。
李北宏：去年复旦人类学系恢复。折腾太厉害，太可惜了。他的女儿现在很好，在搞吴定良传，锲而不舍。她这个人，是六六届高中，就为她父亲搞这个传。
复旦大学的文化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一代一代的人能凝聚在一起。我信一发出去，回复纷至沓来，一百多篇文章，都是他们写出来的，方方面面。
你们讲，要过去和当今结合，我觉得这就是个结合。大家聚会，既是对复旦大学的一种感恩，也是对复旦文化的一种反哺。这次，不少失联多年的朋友见面了，家庭之间不和的又团聚了。
有一家，是复旦大学水电工，也长袖善舞。他是电工，文化大革命很活跃，教授缩小住房，他参与其中。
最近张国伟要写一篇有关工友的文章，我觉得很好，就提供了一些信息。
邵京：本来都在复旦第六宿舍后面的平房，一转跑到第二宿舍教授的房子，是最明显的。
李北宏：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就暴露出来了。但复旦大学一些老工友，确实受复旦文化熏陶。他们对自己定位非常清楚，是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
我举一个人，叫张阿长。我母亲是老师，张阿长的小孩，我妈妈教了好几个。他家六个孩子，非常困难。
张阿长原来在上海曹家渡拉黄包车。有一次拉李登辉，认识了以后，就经常为李登辉拉黄包车。后来，30年代，李登辉由南洋华侨送了一部雪弗莱轿车，就不用黄包车了。但李登辉认为他可用，把他拉到复旦当跟班，拎包打杂。他做得很好，对主人忠心耿耿。
这种文化1949年就没有了。但这些人保持着，一如既往，不容易的。复旦大学数学系崔明奇教授的太太去世，是在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最弱的时期。临终他就一直照料。
这种工友很多，保持了中国的这种传统——你说封建也好。不像那些人，卑贱者掌大权，就把这些教授踢在旁边，不一样。复旦文化确实深不可测，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我讲过去和今天，再拿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说事。当时有个辩论，说复二代。复旦老的一些人就不买账：你们什么复二代，我们还没讲复二代，对吧？我就出来打圆场。我专门写了一篇《也谈复二代》，就在这本书里。
变迁
梁捷：我觉得是两代不同的历史。李老师讲的传统，是可以从重庆追溯的，是很早的传统。
对我来说，我是90年代末进复旦读书，大多数老师是78年考大学、读研究生，留下来当老师。这些老师，不一定是复二代，是考进来的。他们的住房情况也和之前不一样。我当时不太了解，可能少数老师还住在第几宿舍，很多老师就住在外面，住在凉城。
李北宏：凉城是当时领导到复旦调研，当场批给复旦土地。我给你多少亩土地，给我造房子。
梁捷：这个厉害。
李北宏：复旦大学职工一下子住房条件改善。
邵京：本来还要大。听说因为北站地区搬迁，学校配合答应让出前面的三个小区。原来叫灵丘路。
张业新：后来路名改掉了。说是谢校长一看，这个东西不行，老是出交通事故，原来这里就是个坟场。
邵京：查得到的。老北站，就新上海火车站的空间。凉城一至三村，复旦就让掉了。
张业新：以前133路到灵丘路，133路是为复旦开的。
邵京：168路也是为复旦开的。
张业新：168路是后来的，新江湾城的。
邵京：包括133路。真的是不一样。
梁捷：现在很多年轻老师住在新江湾城。几代人不一样，当时住在复旦周围，又住在凉城，现在住在新江湾城，这就是一个变迁过程。
我从小住在卢湾区，今天田子坊打浦桥一带。我不是杨浦区的人，是到复旦来读书的。对我来说，本科就住在校园里。我们那时是7号楼，女生住在5号楼，现在叫什么什么书院了。
张业新：书院是4号楼。7号楼是原来经济系的那排。
梁捷：就在二教旁边，反正条件也是很一般的。
张业新：二教旁边是3号楼。
梁捷：3号楼背后。
张业新：3号楼背后是4号楼。
梁捷：二教三教旁边的。
邵京：毛主席像右边，在500号前面。五教在文科楼前面。
梁捷：我们靠近二教三教。对我来说，读大学的时候，周末就回去了，对复旦其实认识有限。后来研究生博士的时候，复旦精心修了北区，相辉堂北面那片研究生宿舍，叫东方大学城。其实影响蛮大。
邵京：一个是大学城，还有一个就是新闻学院搬迁。
梁捷：从我后来认识的很多同学身上发现，大家对复旦的认识一点一点在改。比如，我进复旦的时候，没有双子楼。那时叫中央海报栏，是吧？
张业新：有那个钟，那个钟拆掉有点可惜。当时还有食堂，我记得进复旦那时候，北区还像农田，有条铁路一直在开。我觉得氛围已经有些不一样。到了2005年，百年校庆，复旦变化很大，双子楼建起来。房子建了以后，以前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李北宏：还蛮可惜的。
梁捷：最近十几年，我觉得，整个上海的大学，老师的结构和校园文化，都有一些变化。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有上海的也有外地的，上海的老师比例不低。比如，能说上海话的老师，30%-40%应该是有的。但到现在，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大学老师，是上海人的，我估计10%左右。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李北宏：就是急剧下降。
梁捷：基本上你找不到。
李北宏：说明上海竞争力是在下降。
梁捷：上海人不愿读博士了，原因确实很复杂。
邵京：和当时的就业可能也有关。本来很优秀的学生，他就不愿在学校当老师。
我觉得可能跟经济有关。我们系好几位中年老师，都是到上海电视台，到现在还在。
实际上，老师这个岗位，我觉得不是那么轻易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包括像潘老师这样的。
梁捷：潘老师跟我岁数也差不多。
邵京：他在新闻系读的博士。如果不是在新闻系读博士，没有在国外的工作经历，他肯定回不到新闻系。
梁捷：我在经济学院。现在当老师竞争也很激烈，压力也是蛮大的。
我觉得，大学的氛围有一些变化以后，导致一个我觉得挺可惜的结果：现在的学生，像你们研究生或本科生（指沈倩芸、朱云依），普遍对上海文化不了解。因为老师也不了解。比如，复旦老师都是海外回来的，学术当然都很好，但本身对海派文化不知道，跟复旦不一定有很强的渊源，也不知道上一届、再上一届的复旦校长是谁。或者看到谢希德、苏步青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就是一个名字而已，没有切身的联系。
这就使得现在的学生对历史，对上海的历史、学校的历史越来越隔膜。因为他们也接触不到。不像我读书时，那些从重庆回来的老先生，我还听过他们退休前的一两次课。但现在学生觉得这些是历史人物，学脉传承的感受就越来越弱。
我觉得，这是大学里比较可惜的地方。现在可能学术水平越来越高，发论文、做研究大家都很厉害，但跟复旦的历史传承，也应该被探讨。应该对学生做调查，比如问一下现在的校长是谁，上一个校长是谁，再上一个校长是谁，你能够说出几个。
李凌燕：你们应该有校史参观吧？参观完也记不住。可能现任校长是谁都不知道，无所谓。离得太远。
梁捷：我觉得，我们不光是怀旧、做历史研究，不光是单纯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以前那些故事。这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该跟不同年龄的人讨论复旦的传统。这些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就像我读书的时候，复旦校训叫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放在校园里的一块石头。但很多复旦同学觉得——假如你去打听，现在大多数复旦同学会说，我们的校训叫“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吧？
沈倩芸：不是，那是民间校训。
梁捷：但这也很重要。就是什么时候，这变成了重要的复旦精神。我觉得，这个概括也挺好，不是和传统完全没有关系的。今天的复旦学生，和几十年前的复旦学生，在精神上存在什么联系，这是蛮值得思考的。
前面讲了很多，过去复旦那些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今天复旦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如华师大、交大，精神气质有怎样的不同，和前辈的老师学生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其实挺值得我们思考的。
比如说，自由为什么对复旦那么重要。我自己觉得，自由对复旦非常重要，但对其他学校，比如交大，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它的精神气质是怎么影响到老师学生的，这些都值得以后再讨论。
新村
张国伟（媒体人）：杨浦区是这样。我从小生长在杨浦，住在控江新村。控江新村和曹杨新村一样，都是工人新村，造了许多“两万户”。我就在这里面，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杨浦区的特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气质。杨浦有个作家叫管新生，写了一本书，就是写杨浦的工人新村的。他女儿叫管燕草，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作家。这个人住在一个新村，但这个新村比较小。
杨浦和黄浦、卢湾、静安，都不一样。那边具有许多高雅的气质，过去那叫上只角。我们这里叫下只角。那里的人一般看不起杨浦区——就对李老师他们村庄的人刮目相看，对我们这个新村的人未必看得起。但事实证明，杨浦区出了许多很有名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
你们知道陈思和。陈思和的中学叫靖南中学，北面就是控江二村小学。他读中学的时候，我是那所小学的学生。控江二村小学是很好的学校。现在一般人进不去。那时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工人子弟都可以进去。
杨浦的教育特质，带有许多工人的气质。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热情。团结，工人比较抱团；热情，具有草根的心态。
我们这里是产业区，是近代工业的摇篮。他们（指李北宏、邵京、张业新等）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经过复旦、同济的熏陶。但杨浦的工人新村子弟，父母大部分是工人。
我父母就是工人，我周围邻居都是工人。杨浦区读书好的人，许多出自工人家庭。我有许多同学，都脱颖而出。我父亲还算读了点书。我的邻居，有的人父母不识字，但自己很努力。有一句话叫，“杨浦区要么不出，要么就出大将”。
我印象很深。那时我小学一年级，看到靖南中学的窗户都被敲碎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校风好不好看窗户，窗户如果全碎，校风肯定不好。后来我读了中学。我读的是交大附中，窗户很好，外面人看这个学校，一定老灵的。
我觉得，这也锻炼了一批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许多人后来插队落户。
工人的气质，有好的地方。就是讲义气，很抱团；很热情，互相帮助。家家户户，今天烧了什么东西，隔壁邻居有什么东西，我拿一碗给隔壁。管新生在《工人新村》里都写到了。我在《杨树浦文艺》上认真读了连载。我家里有，所以每期都翻翻。我蛮仔细地看了，蛮好玩的。因为跟我小时候有一点重合。
复旦的历史，如果我讲，要从吴淞开始讲。吴淞是1905年，1922年搬到江湾。不是我比李老师、张老师或邵老师有多少能耐，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从北碚过来的。
她（指邵京）的爸爸叫邵嘉陵。为什么叫邵嘉陵？他本来叫邵文绅，因为嘉陵江，改了名叫邵嘉陵。她上次给我的她爸爸登记的入学学籍表上填的是原名。这说明他们对嘉陵江、对北碚很感兴趣，或者说很有感情。
我去年为研究复旦校史，自费去了一次北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北碚博物馆的馆长叫莫骄，特地陪我。他很热情，而且请了北碚区的区委副书记来。说明北碚确实培养了这一批人。
我读大学时间比较长，以后又留校任教，我在复旦有十多年从学生到教学的经历。如今我太太还在复旦。我经常去复旦。最近一个阶段，我就把复旦历史梳理一下。李老师一直鼓励我，这个要写。
我上次在大隐书局和五角场街道办的一个讲座讲的题目叫“当五角场遇上复旦”。许多人认为五角场很早就有，实际五角场的称呼是解放后才有。
大上海计划的五条路，其中一条是笔直的——邯郸路和翔殷路本来是一条。本来不是什么“五角场”。只是解放初把它叫五角场，而且叫得最早的是五角场的街道、五角场的小学。
为什么叫“五角场遇到复旦”，而不是叫“复旦来到五角场”，因为复旦的历史比五角场早。复旦1922年就到这了，当时叫江湾。现在我们一讲江湾，就想到新江湾，这个不对的。邯郸路校区就是江湾校区。你们父辈都说住在江湾。为什么叫江湾？是虬江弯了一下。虬江的江湾，江湾镇是在这边的。江湾镇现在属于虹口区，五角场属于杨浦区。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是很有意思的历史。
五角场遇上复旦以后，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复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这一期的《复旦人》，要把我讲的整理稿登出来了。
所以，杨浦区高校以复旦为龙头。同济是解放后再到这里，解放前比较早的校区好像是在宝山，后来炸掉了，炸掉以后先西迁，西迁到了李庄，回来后校园没有了，就向当时国民市政府要求恢复，找到四平路这块地。这块地是日本人学校，日本人学校有礼堂，现在同济最老的礼堂应该是日本人学校的饭堂，也是日本人学校的礼堂。
那时同济在四平路上就找到了日本人学校。我看过一篇东西。当年在电视大学读书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说80年代他在这里读书时，还有日本人来。1980年代中日友好，小时候在这里读过书的日本人，又来看这个房子。就是日本人学校。
从这个角度说，复旦在这里的历史远比同济悠久，尽管同济也算重镇。
现在我们说杨浦区。复旦过去属于宝山区，最老早是江湾区。
李北宏：北郊区。我读复旦小学时还属于榆林区，60年代划到宝山。
张国伟：我80年代读书时，还是宝山区，宝山县。最早复旦属于江湾区，所以属于市区。后来变成宝山县，就是城镇户口。
邵京：我在市区读书，就到了宝山插队，没有走远。
张国伟：所以陈望道校长特别关心，因为粮票布票，城镇的和城市的都不一样。
邵京：同济比较占便宜。
张业新：复旦教工是市区户口。在户口本上，我爸那个地方有个章，市区户口。我们的章就没有了，还是城镇郊区户。
张国伟：他们拿的粮票什么的都比较低。陈望道先生一直跟上面呼吁。他临死时，人家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我没什么心愿，就要求复旦能够变成市区户口。老校长很殷殷关切我们教工，所以大家还蛮怀念他。
解放后，杨浦教育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杨浦中学的于漪，她的爱人，就是我们的老师，黄世晔，就住在复旦新村。黄世晔是历史系的，现在有一百多岁。前几年我还看到于漪和黄世晔在散步，我经常看到他。另外，交大附中为什么在这里？那时我们搞不清楚，交大明明在徐家汇。交大附中在解放后也有故事。还有复旦附中，现在的复旦附中过去是工农子弟速成中学。真正的复旦附中应该是现在的复旦中学，就在华山路上。
李北宏：李家祠堂。
张国伟：新闻系有3家是最牛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已经没有了。中国政治大学，在大陆没有了。只有复旦大学还在。所以很牛的。
复旦的新闻系解放后要关掉，并到中文系去。后来陈望道要搞，周恩来就跟毛主席说，陈望道要搞，毛主席说，陈望道要搞，就让他搞。新闻系就保下来了。不然新闻系就没有了。所以复旦新闻系很牛的，我们的牛，牛在当时部校共建。
邵京：我们是样板。
张国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校园媒体
王昀（复旦新闻学院毕业生）：我是2005年入校的。当年复旦跟同济也在空间上建立联系。地铁没有现在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快递。要去买东西或跟人见面，就需要依靠自行车解决。当时校庆建了一条绿色通道，从复旦校门一直通到同济。
张国伟：有一个自行车道，是绿颜色的。仔细看还在的，就是深一点颜色。
王昀：没有人接着去讲这条路了。小朋友肯定都不知道，大概也不会骑车去同济。
张国伟：那个时候也没有共享单车，买的车没几天就被偷掉。我老婆被偷了三四部车子。恒丰路桥这里，有时买回来一看，是自己的车。复旦偷车有名的。
张业新：我被偷掉好几辆。有一辆过了5年找回来了。因为我到派出所报失了。后来有一天，公安局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南京路步行街岗亭那边，然后我的自行车在，有个号码。他说，拦到一个骑泔脚的人，给他弄下来了。
王昀：是变相共享的单车。
张国伟：复旦以前的门房管得很严，陌生人不能进来，后来实在管不住，都可以进来了。偷自行车的人有团伙，知道复旦的自行车比较好偷。因为复旦上课的时候，车停在教室门口，人不可能出来。你进去，铃响了，上课了，我就可以偷了。所以不像到居民楼下偷，撬的时候，人家回来了。他知道，上课的时候肯定可以动手的。
王昀：这里有《雪山短歌》，这本诗集现在重新出版了。我买了一本，放在这儿，代表当时复旦的气息。世纪之交的时候，复旦做志愿者的气氛比较浓，为理想主义献身，会被人当做偶像。不是为了国家这种概念，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为了人的自我完善，去做一点事。具体到马骅，他也不是单纯为了支教，让孩子学习知识，而是作为诗人，为了脱离一种既定的规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哲学。学校里这个气氛非常重。现在校史馆里仍然有他的照片。这是我进校之前对复旦的一个印象。
我进学校之后，在《复旦人周报》，也看了过去的《复旦人周报》，上面有很多学校的历史。比如邯郸路动工的时候。给学生带来很多麻烦，从2号楼、3号楼、6号楼、7号楼，跑到5教、6教去上课，路就被封死了。《复旦人周报》上就会讨论这件事。
张国伟：《复旦人周报》，现在还有吗？
王昀：现在还有。
张国伟：过去《复旦人周报》是油印的。80年代，我还在复旦做老师，我的学生有一次约我写稿子，我写过一篇柴可夫斯基的。因为我上课时跟他们讲交响乐。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油印的。现在还有吗？现在不是油印的吧。
王昀：现在我不知还印不印了，反正有是有的。
邵京：这是我们88级编的《复旦人周报》（指桌上资料）。
王昀：早期的复旦人周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约轰炸南联盟，学生出去抗议。大家真的是群情激愤。
梁捷：1999年的时候。
王昀：当时我们说，复旦校报之间的竞争，跟外面的都市报差不多。南区学生园区有一份叫《风景线》，学生会办的叫《复旦人周报》，团委办的叫《复旦青年》。
张国伟：《复旦青年》，我真想跟他们提个意见。为什么做大报的形式，那么大，没必要的，读起来不方便。
李北宏：文汇也对开，太大了。
张国伟：做成《新民晚报》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王昀：就是要大报的这种气势。
张国伟：这个我不敢苟同。
王昀：其实刚进学校时，各社团招新，我去《复旦青年》面试。有人问我们，对《复旦青年》有什么建议。我提的就是，没必要这么大开报。但大家就笑一笑。
张国伟：有时候很浪费，一张照片搞得很大，我不大喜欢。我觉得校办报纸再小一点，便于阅读。
王昀：还有一份是研究生的报纸，叫《复旦研究生》。一共是4份学生报纸。
张国伟：以后可以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王昀：这些东西不大会有人记得，记得的也不大会系统讲出来。
邵京：现在《复旦人》基本上是校友在看。
张国伟：现在《复旦人》有一本杂志，是复旦校友会办的。
邵京：变成正式校友礼品了。
王昀：各位之前都会去什么书店。
张国伟：新华书店没有了，现在就是经世书局，路过就去看了。过去有一条步行街，步行街上面有一个学人书店，学人书店不是两楼可以走上去，我女儿做过一个学人书店的模型。
邵京：女儿现在都大了。步行街关到现在都10年了。原来学人书店很有意思，有二楼。而且造型特别好，很多人跑去拍照。
张国伟：我女儿做过一个模型。在网络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传得很开。
邵京：复旦附中前面，教师公寓门前，有一个私人的书店，鹿鸣。
张国伟：鹿鸣现在有的，在政肃路上，正大体育馆对面。到南区里面去了。
朱云依：就是南区学生宿舍里面。
张国伟：有个古月书店，在教师公寓旁边。
书店都开不下去了。现在书店很难开。有一个叫智达书店。智达不是复旦的，经世是复旦的。智达我没进去过，听说无人售书，也是蛮有意思的。复旦初期有没有书店？
张业新：没有，只有看小人书的。以前整个五角场只有一个新华书店。
张国伟：新华书店还是五角场的文化绿洲。以前五角场很破，卖镰刀斧头，门面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米店。你们想象不出来。
张业新：大西洋百货后面叫国济路。卖绳子，还卖农药。种地需要农药。
王昀：当时复旦周围有没有咖啡馆？
张国伟：咖啡馆就是大家沙龙。那个咖啡是很蹩脚的。大家沙龙还有吗？
朱云依：有的，南区有，本部也有。
梁捷：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南区有一个叫海德格尔咖啡馆。
王昀：对，海德格尔。当时我刚进校的时候，BBS上看到很多帖子，说它关了，其实是2005年我进校之前关的。我那时从老帖子里看到它关了，都觉得很可惜。
梁捷：当时觉得复旦周围谈恋爱都没地方去，环境很糟糕。
张国伟：谈恋爱就是树林里。我们经济系有一个学生，以前和我是同事，在树林里被人家执行队抓住。出来了以后，执行队讲要告诉谢希德听。这个学生就说，你帮帮忙，谢希德才不管你这些事。你懂得吗，谢希德男的女的你知道吗？那个人连谢希德男的女的都不知道，因为谢希德的名字像男的。
邵京：复旦附中的学生谈恋爱也躲在冬青树里面，没有地方。
张国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咖啡馆。80年代搞了一个大家沙龙，实际在学校里。
邵京：那个时候谈恋爱也不可以公开的。
张业新：后来中央食堂上面搞个舞厅。
邵京：中灶。
张业新：那个叫大灶。
邵京：现在变成工会了。原来工会旁边的风雨操场，这个李老师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幼儿园那个地方，叫灯光操场。
为进一步促进上海的转型发展，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推动城市更新工作的开展，以“文化兴市，艺术建城”为理念，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 2019），已于2019年9月29日在杨浦滨江拉开帷幕，活动持续至2019年11月30日。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是市政府批准举办的大型城市公共活动，旨在通过“展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城市建设中的实践项目引入展览，将展览成果应用于建设实践，从而倡导城市公共空间理念、提升城市魅力。
本届空间艺术季以展现上海城市滨水公共空间的建设成就为背景，将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作为主展场，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结合工业遗产和场地特色，在地创作一批公共艺术作品留存于滨江，丰富滨江景观；将原上海船厂的两座船坞开放，为人们带来大构造空间魅力的震撼体验。
关于“杨浦七梦”
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学院的项目之一，由澎湃新闻市政厅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发起，希望借助七组研究和创作，勾勒出曾经生活、工作在此地的人们，与此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如今又对此怀有怎样的梦想。成果将于9月底至11月底在原烟草仓库的“绿之丘”展出，并期待纳入更多观展者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