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园评《巨浪下的小学》｜巨浪拷问人性
2011年3月11日，地震发生约五十分钟后，黑色的海水逆流延新北上川袭来，一波接一波的巨浪吞噬了距离河口约五公里的宫城县石卷市大川小学。海啸发生时有七十八个孩子在校，其中七十四个孩子遇难，当时在校内的十一名老师中有十人不幸遇难。
“大川小学孩子的死亡让人洞察宇宙的本质”，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写道。这个在东京定居二十多年的英国记者在此后的六年间一次又一次地造访这所学校，以几位孩子母亲作为叙述切口，用非虚构作者的娓娓笔触和冷静洞察写下了《巨浪下的小学》。
本书的洞察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指向秩序井然的表象下，隐蔽矛盾、规避追责、维护现状的集体性被动克制与自我克制的社会构造。这位西方记者的视线下，日本社会有序自发的民间力量与停滞不前、效率低下的政治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日本人个体的勤劳美德、自我牺牲与作为组织一员时的容忍、麻木的两面性极为矛盾。甚少有日本作者触及这个话题，或者是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底色，渗入每个人的毛细血管，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深入了解这个社会。长居日本的他甚至习惯了隔三岔五的地震，能够和日本人一样镇定应对。走进震后灾区，他直率地写出了有序表象下的违和感：“在海啸过后的最初几周，每一个来到受灾地区的外国人都深受震动，一段本应该是悲痛的经历竟然变得鼓舞人心。那里有很多令人恐惧的可怕景象，还有无尽的痛苦，可是恐惧逐渐消弭，几乎完全被人强大的复原力和受害者的尊严所湮没……日本人几乎是本能地厌恶任何被认为是混乱、自私或反社会的东西，这让这些事情开展得十分轻松。所有这一切都在幽默和慷慨的气氛中进行，但有时候这种刻意营造的氛围几乎荒谬。”
善良而具有同情心的个体，与冷漠地遵循惯习的组织的一员，这样的两面性在政府工作人员身上最为明显。“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本就令人绝望的情况会恶化数倍。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就像大川小学那种，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集体的本能扼杀——那是一种保护组织免遭外部攻击的本能。面对无可辩驳的指责，个体缩成一团，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下。许多官员的话语中充斥着律师式的建议，听起来就像金属一样冷冰冰。他们乐于表达悲伤和哀悼之情，也愿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可一旦要承认个人的疏忽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就没人迈出一步。”
表面平静实则形式化的新闻发布会，记述详细却避免问责的事件调查报告书正是系统性僵化的典型体现。海啸之后，石卷市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学事件核查委员会，在灾难过去二十三个月之后，委员会交出一份两百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和原因，但绝不是要明确个人责任。调查结论是：“大川小学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这些情况的学校，这样的事故在任何学校都可能发生。” 报告的实际作用是淡化任何针对个人的指责或应承担的责任。
旷日持久的调查之下，真相已经显而易见：防灾手册上对海啸发生后如何应对的文字，只是“觉得加进去比较好”的空话。缺乏判断力的教师在灾难发生时表现出无能，却不能说是罪人。灾后害怕承担责任，用走过场式的发布会和调查报告来推诿。
难以接受地方政府的调查报告的家长，决定向法院起诉，追问校方责任。灾难过去后八年，大川小学的名字不久前还出现在新闻中：2019年10月11日，最高法院维持二审仙台最高法院的判决，校方对灾难发生前防灾对策不足负有责任，赔偿遗属合计十四亿四千万日元。大川小学之后，出现多起遇难者遗属家长追责起诉的案件，宫城县石卷市日和幼儿园、山元驾驶学校、野蒜小学等，诉诸法律不再是罕见个例。但诉诸法律不在日本人的惯常选择范围之中，他们习惯避免冲突，崇尚坚忍。对遗属而言，灾难敲碎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平静外壳。遇难学生家长紫桃佐代美说：“孩子们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怪物是什么？“它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隐藏在那些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之中。”
《巨浪下的小学》第二个层面的主题指向普遍人性—―幸存者从灾难后的直觉性行动，到随着时间推移，崩塌的日常迟迟难以重建，产生对人生渺小无意义的本质性怀疑。反复回溯、追问真相的过程，对于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其目的已不在“真相”本身——这一点追责父母自身或许未能察觉，或许不愿承认。如果能证明孩子未能及时避难的责任在老师身上，如果能证明地方政府主导的调查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如果能诉诸法律为逝去的孩子争取“公道”，那么家长也能够在通过自身努力夺回公道之后获得心灵的平静。对逝者家属的同情，容易遮蔽这一点—―耗时数年的调查、起诉，实则为幸存者的生活提供了支撑点。对每一个仍活着被流动着的时间推动向前的个体而言，对支撑点的渴求甚至大于对“真相”本身的渴求。时事报道常偏重歌颂“因灾难团结在一起”的事迹，回避亲人反目、友谊破裂的事实。仍在搜索遗体的母亲、幸存者母亲、起诉追责的家长之间出现分歧。“灾难的天平不会是不偏不倚”，帕里写道，“人们因抱怨命运的不公和嫉妒所带来的苦涩，不再相亲相爱。”
“这场灾难之前，平塚致美和紫桃佐代美不过点头之交，海啸过后，她们却开始厌恶彼此。在我认识的大川小学的妈妈中，这两位我最熟悉，而她们对彼此的怨恨几乎溢于言表……她们相互反感，是因为她们对灾后彼此从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的看法。当直美坐在挖掘机里，翻遍每一寸泥地时，佐代美则与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见过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统调查学校事故的真相。……直美说：追寻真相的意义是什么？你期望从中得到些什么？他们说，这是为了将来，为了其他孩子。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不会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些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泄愤？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好受一点吗？当你手里握着真相时，你又要拿来做些什么呢？”
地震海啸的幸存者需要心理救援和精神安慰。物质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但不能缓解心灵遭受的折磨，灾难和伤恸演变为焦虑，持续蔓延的空虚感。灾难的真相令人难以接受：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无常和无意义，其实人的存在只是转瞬即灭。
佛教和神道教在普通日本人的私人生活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关于灵异事件的记述在海啸灾区不断出现。书中描写了僧人金田建立的“僧侣咖啡馆”，那里提供咨询服务，成为人们的倾诉场所。僧人用宗教语言和宗教仪式，实质是进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行为。八年过去，大川小学的幸存者年龄最小的也已经上了高中。当年的小学生成为海啸遗迹义务讲解员，为保留废弃的校舍而奔走发声。作为追诉者、志愿者、灾难记忆的口述传承者，幸存下来的人们以各种方式铭刻灾难教训，同时也在进行自我的精神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