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严复为什么没有被清廷重用?

马勇
2020-01-15 17:10
来源:《觉醒与沉沦》

二十年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生涯,让严复在军界积累了巨大声望;几年来致力于大众启蒙,为公共事务发声,让严复在甲午战后那个特殊的年代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公共情怀的大知识人;而他的学识,尤其是西学素养,《天演论》“信达雅”的翻译,让严复成为知识界一颗耀眼的明星。是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是人才总会被赏识,被重用。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896年8月26日),吴汝纶就如此表达了对严复的欣赏与期待:“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跄应对,善候伺,能进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諆,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缾盆之成若毁,洎然无与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通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瞑目而未尝一试,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通弊,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谓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然则执事后日之事业,正未可预限其终极。”

吴汝纶的预言很快成为事实。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7年1月27日),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类,以收实用。稍后,光绪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军机处、总理衙门组织实施,以时事多艰,急需人才,诚非有破格非常之举,不足以耸外人之视听而鼓舞海内之人心。方案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都有责任各举所知,不限疆域,不论人数,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推荐至总理衙门,以非常之举招非常之才。戊戌年初,各省举荐的人才名单报至总理衙门,总计两百三十多人,严复名列其中。詹事府詹事王锡蕃在保荐书中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章卓。”

推荐严复的并不止于王锡蕃,顺天府尹胡燏棻,据说,甚至戊戌年风头最健的张荫桓都曾出面保荐。吴汝纶告诉严复,“传闻南海张侍郎,因近日特科之诏,举执事以应,诚侍郎之爱执事。顾某以为特科徒奉行故事耳,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向翔审慎,自重其才,幸勿轻于一出也”。

认同、赏识、赞美严复的不少,但不以为然、敌视、嘲笑、不屑的似乎也不少。还是吴汝纶告诉严复,“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溶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似闻津中议论,不能更为异同,乃别出一说,以致其媢妒之私,曰严君之为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也。仆尝挫而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往年严公多病,颇以病废事,近则霍然良已,身强学富识闳,救时之首选也,议者相悦以解”。

严复确实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融通中西学术的人才,但严复也确实又是一个不太拘于小节,说话比较随便,没有太多心机太多顾忌的人,因而对于体制而言,严复似乎又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时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小报告”送到他上司,甚至最高层。以致光绪帝见到严复,开头第一句就问当年夏被人举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光绪帝的问话不是很严谨,当年不是严复个人因为什么事情被举报,而是因为他和几位朋友合作的《国闻报》。《国闻报》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戊戌年正月十七日(1898年2月7日),《国闻报》率先公布《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中德关于胶州湾事件发生以来的全部交涉过程,特别是最后达成胶澳租借九十九年的理由、细节。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中外合作利用土地的另类思考,毕竟由此解决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某些安全问题,打消了外国资本不必要的忧虑,另一方面租借毕竟只是一个商业手续,不是割让,“略如各口租界办法,周遍以一百里为限,按岁输纳租钱,该地自主之权仍归中国”。这个协议的思路是维持中德之间的贸易顺畅进行,而又不使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受到更大伤害。这是一个并不是太坏的结局,否则此后中法关于广州湾的租借,中俄关于大连湾的租借,中英关于威海卫的租借等一系列后续谈判就不会沿用“胶澳租借”办法。但是,《国闻报》公布这个文件,却引起总理衙门“震怒严查”,《国闻报》所面临的“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总理衙门接二连三“封禁”《国闻报》关于外交问题的言论。作为《国闻报》主笔,还在体制内的严复理所当然被牵连进去。

《国闻报》同人从容应对各方压力,对于一些不实之词,也尽量给予解释,但是依然没有阻止住来自政治高层的压力。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1898年5月3日)上谕:“有人奏天津设有国闻报馆,咸谓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请饬查禁等语。国闻报馆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借外人为护符。如已归日本人经理,则不应用水师学生代为译报。著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事,据实具奏。”

遵照光绪帝指示,直隶总督王文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不止一次与严复等人面谈。四月十九日(6月7日),王文韶向朝廷报告调查经过与结果:“臣尊即檄饬津海关道李珉琛密查去后,此据禀复称:二十三年九月,天津紫竹林租界地面设有国闻报馆,系闽广人所开。今年三月,见报端有日本明治年月,询知该馆因报纸销行不广,资本折阅,售与日人。复函致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询问国闻报馆果否系日本人经理,并接自何人之手。旋据函复,前国闻报馆主李志成福建人,因亏本歇业,曾于中历本年三月初六日,出盘售与鄙国士人西村博接办,自行经理,已据禀明有案,即于是日在报端刊布告白,兼列鄙国年月字样等语。查该领事所称,前开国闻报馆者,系闽人李志成,今年三月接开者,系日人西村博,自行经理,皆确有主名,不言另有人合股。道员严复素日讲究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则有之,合股之说,即或因此而起,实未闻有勾串情事。至水师学生带代为译报一节,查水师学堂学生,遇有西报,皆当翻译,原以备考校而资练习。有足广见闻者,间亦付之报馆。或报馆人自向索取登入,尚非受雇代为译报,其刻载姓名,亦系报馆常例。将各等情查悉,具禀前来,臣复查无异。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盖该道曩年游历泰西,熟谙洋务,狃其书生之见,欲以危言耸论,惊动当世,以冀力振时局,其心尚属无他。今该道被参报馆合股,及与外人勾串各节,既查无其事,应仰恳天恩,免其置议。臣仍谕饬严复并学堂学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以自取戾。”读王文韶这段报告,可以体会对严复的爱惜、保护,但也能隐约感到严复尽管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也总是有一些小把柄、小问题。

这些小问题、小把柄对严复构成一点小小的影响,比如故事不断,传闻不停。但是毕竟严复思想、学识、才华、能力出众,赏识者亦多,因而也并没有因为那些闲言碎语过于耽搁其政治前程。七月十三日(8月29日),少詹事王锡蕃保荐严复为“通达时务之才”,建议清廷量才器使。七月十九日(9月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奉谕通知“北洋差委候补道严复”来京“预备召见”,严复启程进京时间“即在不日间”。

获得皇帝召见,对严复来说是莫大荣耀。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严复在赴京前夕不无得意写信告诉四弟观澜:“明日即须晋京预备召见,本属无闲作答,继念事有关系,此时若不直告尽言,日后必为吾弟所怪怨,故不得已百忙中作此回信。句句是真,惟吾弟亮察而已。”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严复乘火车从天津抵达北京。当天下午,严复前往郑孝胥寓所拜访。夜,两人详谈,郑孝胥对严复随身带来的《拟上皇帝书》赞口不绝,以为“文词深隽,诚雅才也”。

又过了几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严复“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悉”。据《国闻报》稍后发布的消息,光绪帝与严复的对话如次:

上问:“本年夏,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馆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

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

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

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次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

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

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

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

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

对严复这段解释,光绪帝微叹道:“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

此外闻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复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抓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

《拟上皇帝书》可能并没有进呈。因为在严复乾清宫召见第二天,风云突变,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据严璩说,“德宗命抄一份呈览,未及进而政变作,孝钦后垂帘听政。府君即日出都返津。”

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因一个意外而中止,严复也因此断绝了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可能。而且,由于他与维新党人的密切关系,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大致相同,与六君子中的林旭等人还有一层复杂的人际关系,因而使严复对于戊戌年秋天的政治逆转始终转不过弯来。他哭林旭的长诗,不仅抒发了他对林旭的惋惜与怀念,而且隐晦探究戊戌政治变革的利弊得失及其失败原因: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

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

投分欣倾盖,湛冤痛覆盆。

不成扶耎弱,直是构恩怨。

忆昨皇临极,殷忧国命屯。

侧身求辅弼,痛哭为黎元。

大业方鸿造,奇才各骏犇。

明堂收杞梓,列辟贡玙璠。

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

衅诚基近习,祸已及亲尊。

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

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

夫子南州彦,当时士论存。

一枝翘国秀,山峡倒词源。

荐剡能为鹗,雄图欲化鲲。

杨谭同御席,江郑尽华轩。

卿月辉东壁,郎星列并垣。

英奇相搘柱,契合互攀援。

重译风皆耸,中兴势已吞。

忽惊啼晚鴂,容易刈芳荪。

古有身临穴,今无市举幡。

血应漂地轴,精定叫天阍。

犹有深闺妇,来从积德门。

抚弦哀寡鹄,分镜泣孤鸳。

加剑恩牵犬,争权遇僓豚。

空闻矜庶狱,不得见传爰。

投畀宁无日,群昏自不论。

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

上帝高难问,中情久弗谖。

诗篇同乘杌,异代得根原。

莫更秦头责,休将朕舌扪。

横流看处处,只合老邱樊。

从甲午年“世变之亟”开始“辟韩”、“原强”,寻找中国富强之路,进而思想启蒙,传播进化论,推动并积极介入维新运动。短短几年,严复走完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变迁过程,救亡,富强,还是启蒙;如何在救亡与启蒙中寻找平衡,既不要让救亡压倒启蒙,也不要因启蒙而耽搁救亡,成为严复思考的题目,也成为中国必须回答的历史题目。

(本文摘自马勇著《觉醒与沉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