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龙一向是中国的象征，“中国龙”的说法深入人心，可谓家喻户晓。可“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在自然界中却又找不到对应物，这可算是让“龙的传人”最感困惑而尴尬的事情之一。关于龙的原型，历来争论不休，迄今没有定论。
近代以来对此影响最大的是“古史辨”派，认为“龙”是由多种动物形象叠加而成的图腾符号。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通行说法认为它“是以蛇为主体演变而来，并改造鳄、龟之短小身形为蛇状蟠曲腾跃，但龙的头、四足、背棘仍不失鳄、龟（同为鳞介类）的本相”。《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主张“原型动物为鼍（Alligator）”，也即扬子鳄，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洋洋洒洒论证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郭静云则认为鳄鼍并无飞天能力，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主张“龙”的本源是昆虫。另一派学者则否认龙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如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中，认为上古的“龙”是一个集合名词，只能在神话学意义上得到理解，甚至也不能算是图腾。马小星《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则在旁征博引之后得出一个谨慎结论：“龙”在上古很可能确实是存在过的古老生物，但早已灭绝，成了一种“未明的生物”。
这各家的观点，分开来看，似乎都颇能自洽，言之成理，但合起来则显然矛盾重重。真如当年陈寅恪所言，由于古人“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因而如果不能代入古人“同一境界”的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当然，这一点极难做到，但如果不理解古人的神话思维，恐怕是无法窥见真相的。
晚至唐宋时代，人们在旱季时还常以蜥蜴求雨。唐代有无名氏作《蜥蜴求雨歌》：“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全唐诗》注：“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表青衣以舞歌云云。”这样的仪式在民间延续至宋代，苏轼作《蝎虎》诗讥讽这样向泥偶祈求：“今年岁旱号蜥蜴，狂走儿童闹歌舞。能衔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龙觅云雨。守宫努力搏苍蝇，明年岁旱当求汝”，意谓如果这能求雨，那外形相似的壁虎岂不也可用以求神致雨？但反过来说，这恰恰可以印证在民间巫术的观念中，蜥蜴是与龙形状相似的同类，符合“相似律”的原则——一如《金枝》所界定的，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事实上，李时珍《本草纲目》注引诸多文献发现，包括蜥蜴、猪婆龙（扬子鳄）、壁虎等一系列动物都因类似的外形并可祈雨而被称为“石龙子”，他将之与鲮鲤（穿山甲）、蛤蚧（蟾蜍）同列为龙类九种之一；而扬子鳄至今在皖南南陵、宁国方言中仍被称为“土龙”，说明鳄鱼是可以称“龙”的。
在中古时代，鳄鱼还有一个乍看十分令人费解的称呼：忽律，也作“忽雷”、“骨雷”。《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唐人郑常著《洽闻录》：“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其状类似壁虎（“似守宫状”），二是能变化（“秋化为虎”），三是具有神性，被用以作为神判。
当时有不少勇武之人，被冠以“忽雷”之名。文献可考最早的是唐代开国名将张士贵（586-657），虢州卢氏县人，《旧唐书》卷八三本传称他“本名忽峍，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峍贼’”。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因在雷州勇斗大蛇，而获得“忽雷”名号，被称为“欧阳忽雷”；五代时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有勇士名“樊忽雷”。《水浒传》里负责在梁山泊外面开酒店，打探情报的头领朱贵，绰号“旱地忽律”，即指他一如鳄鱼上岸，在水泊外面警惕守卫，兼顾水陆而又勇悍警惕。
隋唐英雄秦琼（？-638）的坐骑名为“忽雷驳”（后世小说中或改为“呼雷豹”），他与张士贵是同时代人，忽雷/忽峍一词可想当时在北方广为人知。罗新近年在考订唐初骏马名号时，也注意到欧阳忽雷、樊忽雷这两例，推断“忽雷”之名“既可能源于北语（突厥语），也可能源于华南土著语言。如果是来自北方，那很可能是突厥常见名号küli/ külüg（阙/阙律/屈利）。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当然，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或间接从突厥而来。”不仅如此，唐代有琵琶之名也作“忽雷”，《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一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罗新认为，这是个外来词：“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忽雷、骨雷、忽律等写法则只是不同的“汉语音写形式”。
罗新此文发表不久，陈恳已撰文指出，将“忽雷”比对为突厥贵族名号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对音上的粗略近似之外”全无任何证据，而“其中列举的几个涉及唐代‘忽雷’一名流行的例子多与南方地域相关联，这正好与鳄鱼是南方动物相契合，那么作为鳄鱼别号的、显然是外来语音译词的‘忽雷’一名来自北方塞外的突厥语就显得不太合常理。”在此，他也以为“忽雷”并非汉语，但在质疑时却遗漏了一点：如果“忽雷”源于突厥语名号，那么这和琵琶之名又有何关系？
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汉语相邻的各族语言中找不出有将鳄鱼称作“忽雷”的。那么中国人为何要将鳄鱼称作“忽雷”呢？这恐怕不是通俗望文生义所以为的是因“忽忽有雷声”（这无法解释为何也写成“骨雷”和“忽律”），而极有可能是对“夔”（上古音*grul）的缓读——“骨”是古忽切，与“忽”很相近，而“雷”*rul与“律”*rud的区别只是后者作为入声，发音促化。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忽懔国可还原为Khulm，而汉译为“勃律”的葱岭古国在藏语文献中作sBrul-zhags，可见唐代“忽律”一词的读音，与“夔”字最初的复辅音声母形态仍可以完美比对上。
这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少见。先秦所说的“瓠”*ɡʷlaː，到中古以后改称“葫芦”*ɡaː* raː；今俗称“小猫头鹰”的“鸺鹠”，上古音* qʰu*m·rus，很可能来自“鸮”*ɦraw的分音。宋代江南农谚中，将“雷”称作“孛辘”，语言学家张永言将其还原为b’luk，推断与藏语的“雷”’brug相吻合。历史语言学中常引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汉语“笔”*prud，其缓读式是“不律”p-rud，《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它还有一个形式作ɦprud，变rud又变楚语lud，《说文解字》写作“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将“夔”读成“忽律/忽雷/骨雷”恰相类似，这可能是方言中的残余，也或许是对神圣事物禁忌而产生的讳称，但类似的分音词迄今在晋方言、福州方言中均十分常见，通常是在声母后插入一个弱化韵母，在韵母前插入边音、流音，形成两个音节，如元曲名作《哨遍·高祖还乡》中将“环”写作“胡阑”，“圈”则作“曲连”。晋语中至今以“忽栾”（圜）指“一块、一片”。
夔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神兽，被视为龙的同类（所谓“夔龙”），夔龙纹可说是青铜器上最常见到的母题。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同书《海内东经》又载：“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神话学家钟宗宪在系统梳理中国雷神形象的嬗变时，曾说《山海经》是“最早提及雷神或雷兽的典籍”，并进而推断：龙的出现必随云雨，雷电大作，“这是否就是古人关于‘龙’或‘雷’的原始图画？当然这样的猜测不一定准确，但是从传说中对龙的认知，以及雷神的龙身形貌来看，仍不得不说两者有太多的共通点。”
如果“忽雷”即夔龙，那么它被用以命名乐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舜帝命夔典乐，雅乐一贯即被称为“夔乐”，这是广为人知的典故。所谓“忽雷琵琶”（据《文献通考》）即胡琴，在西南一带也被称为“龙首琵琶”，这或许正是因为它饰有夔龙纹或被视为大雅之乐。不仅如此，鳄鱼的另一古称“鼍龙”也是鼓乐之神。据陆佃《埤雅》“鼍”条：“今㹠将风则踊，鼍欲雨则鸣，故里俗以㹠谶风，以鼍谶雨。……旧云鼍性嗜睡，目睛常闭，能吐雾致雨，力亦酋健，善颓坎岸。”此处所描写的嗜睡、力大、毁岸等特质与扬子鳄极为相近，《续博物志》也指出“鼍”一名土龙，正与扬子鳄现在的土名相同。上古有鼍鼓（以鼍皮制成的鼓），击打时有如鼍鸣，《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逄逄，矇瞍奏功。”“矇瞍”在先秦时兼巫师与乐师于一身，极受尊敬。当然，鼍鼓、夔鼓原是打击乐器（对应南方的铜鼓文化），而胡琴则是弹拨乐器（对应东方的弦乐器和凤鸟崇拜），但在古人看来两者相通——《诗经》中常有“鼓瑟鼓琴”这类语句，“鼓”这个击打的动作被用作指弹拨演奏，一如文人作画落款时作某某“写”而非“画”。
这些细节可以证实：在唐宋时的人们看来，鳄鱼确属龙类。缅语“鳄鱼”me-kjong<klong也接近于古汉语的“龙”。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曾指出，汉藏语本出同源，但藏语发展慢，保留很多汉语在发展中已经丢失的信息，“因此许多古汉语的谜团往往要通过藏语来解开”。他在《龙字古音》一文中认为：从“龙”藏文声母ɦbr-判断，可推断汉语原来可能也是复辅音声母，“龙”的上古音很可能读ɦbrong；并进而指出一个演变规律：带ɦ头的，将浊化声干使之弱化消失。有意思的是，伯希和发现，汉文“龙”字，“突厥语译音作lüi或lu，而西藏文亦作klu（k字不发音）”；而“龙”在日语中没有后鼻音ng，读りゅう（ryuu，一如“中国”之“中”读tyuu），这变得和“夔”读“忽律”的第二个音节颇为相似。很可能“龙”和“夔”是被人遗忘的同源词。
“忽雷/忽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汉语中另一系列词：囫囵、葫芦、混沌、昆仑、糊涂、鹘突、骨碌、轱辘、辘轳、樚櫖；还有一组象声词：胡卢、呼噜、咕噜、咕咚、轰隆，发声器官“喉咙”，在吴语方言中也作“胡咙”。甚至还能倒过来：“胡咙”可作“咙胡”（“请为诸君鼓咙胡”），“胡卢”与“卢胡”则同表喉间笑声。“喽啰”既则指喧嚣，又指为人伶俐。清代经学家程瑶田的训诂学名著《果臝转语记》论证，汉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的庞大词族，其初均指圆形的东西。不过，他当时尚未意识到上古汉语有复辅音，从忽雷、夔、雷、龙这些字词的最初发音来看，似都指向一种模糊不定、圆滚滚、连排成串的状态，又或是沉闷、空洞又含混的声音。如果听过扬子鳄的鸣声，就不难发现它正是如此，而雷声也有同样的特征。也许这就是雷神“夔”和“龙”得名的真正原因。
如果鳄鱼被称为“龙”，还可以解开另一个谜团，那就是：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均可证明上古时中国人对鳄类很熟悉，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华北各地，张光直认为史前山东地区河流、湖泊、沼泽多，温暖湿润，扬子鳄在各地遗址中均可见到；但看起来很矛盾的是，如今汉字中的“鳄”字，却是魏晋时才引入的外来词，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人怎么称呼鳄鱼呢？
先秦无“鳄”字，直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有“左虫右屰”字，解释为：“似蜥易，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从虫屰声。吾各切。”当代权威字典《辞源》中，“鳄”的最早出处只能征引西晋左思（约250-305）的《吴都赋》；而另一字“鱷”甚至出现得更晚，始见于中唐时韩愈（768-824）的《祭鳄文》。这三字均读ngak，语言学家基本一致认为这是外来借词：邢公畹发现布依语、傣语等多种侗台语言中的“龙”均读ngek，认为这其实是汉语“鳄”的同源词，证明“所谓‘龙’就是当时人所见蛇与鳄等爬行动物而被神化者”；郑张尚芳也认为“称‘鳄’是依据东南亚的叫法借的：越南ngak，泰文ngɯak”。
如果“龙”就是鳄鱼，那问题就很简单了：上古时之所以没有“鳄”字，是因为鳄类就被称为“龙”或“夔”。其时声调尚未确立音位，而到东汉末年汉语四声齐备，复辅音声母已简化消失殆尽，于是隋唐时才代之以“忽律”或“忽雷”这样两个汉字来拼读原先的复辅音声母词。无独有偶，汉语用“干栏”这两个汉字来译写侗台语单音节复辅音声母词“房子”，也始于西晋张华，这与“鳄”字进入汉语同时。当时生态环境剧变，鳄类栖息地急剧收缩，罕能目睹，以至于从南方引入外来词“鳄”以称之。
不过，另一派也有自己的语言学证据：王维堤《龙凤文化》中，举证说布依语、门巴语、阿昌语、纳西东部方言，龙、蛇均为同源字。据《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这乍看似乎虫、蛇、鱼相通不分，十分令人费解，但语言学家张永言发现，这与现代各支台语对“蛇”的称呼恰好证合（identification）：泰语/傣语的ŋu、临高话的ŋja与汉字“鱼”的古音正相符合。郑张尚芳则认为，“虺”（小蛇）的上古音*hŋulɁ也与泰语“蛇”同源。如此推断，侗台语的“蛇”、上古汉语的“鱼”/“虺”很可能与侗台语的“鳄”系出同源，只有收尾音-k的差别。就像古汉语的“祝”本有祈祷、诅咒两义，上古仅尾音-k和-g的区别，后尾音脱落，才演变为“祝”和“咒”这两个同源词。
更有意思的是，藏语“龙”的声母ɦbr-看起来与藏语“虫”ɦbu很接近（试对比书面藏语蛇sbrul<*smrul，古藏缅语声母应是复辅音*sbr-）。甚至英语“蛇”（snake）所源出的原始印欧语词根*sneg-（指“爬行；蠕动的东西”，“to crawl, creeping thing”），如果词根声母之前的咝音成分s-脱落，看起来与“鳄”（ngek）竟然也不无相似。至于《洽闻录》说“鳄鱼别号忽雷……秋化为虎”，乍看费解，但或可参见《抱朴子》：“鼍之为虎，寿千年，五百年色白也。”巧的是，白保罗将“虎”的上古音拟为*s-khlo，郑张尚芳也认为其上古音声母是*hl-，近于“忽雷”。
这意味着，虽然“龙”可能与鳄类或蛇类有其相关性，但在古人眼里，这几类动物似乎都是相通的，甚至混淆不分。非要想从某一种动物身上找到“原型”，很可能会迷失方向，或陷入各执一端的窘境。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回到古人的巫术思维上来——因为巫术思维的特性，正是把“相似”看作是“相通”乃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