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与伤痛：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社会女性的角色开始被重新定义，以经济平权、妇女参与生产工作为内含的妇女解放开始提上日程。中共动员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城市女性进入工厂做工或从事街道集体事业，通过保障女性参与工作的权利来改善妇女的地位。五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女性们逐渐进入到传统男性独占的社会领域，田间地头、工厂、里弄，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遍布在各行各业的女性梳双辫、留短发、身着蓝色工装，“铁姑娘”们“战沙荒”“大战红石崖”，她们褪去柔弱、拥有钢铁般意志，定义着另外一种女性的美，展现出妇女的新风貌。195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下，各行业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大跃进运动。新社会赋予妇女更多权利的同时，她们也在经历着不可言说之伤。
“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
传统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很少离开家门，也很少从事社会生产，贤妻良母似乎是她们唯一的角色。民国时期以妇女下地为耻的习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直到建国前后，很多男性依然认为让他们的妻子下田劳动是他们没有能力的表现。很多乡村妇女也认为参加农业劳动丢人、没出息，认为劳动可耻。“如果妇女要辛苦干活，为何还嫁给男人？”
1949年，主政者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动员妇女参与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妇女》是建国后第一本全国性女性主义刊物，毛泽东为其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1950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提到，“组织妇女面向生产是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
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女性外出工作仍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建国之初大批军人复员、经济波动、政治局势动荡导致的失业潮席卷而来，大量城市工人失业，妇女就业问题并没有纳入官方的考虑范围之内。劳动部长马文瑞向妇女喊话，“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搞好了家务，同样是光荣的，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19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向激进化，一五计划的各项目标开始提上日程。乡村中大量男性外出，或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或进入城市工厂中成为工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有产的小农变为城市无产的一分子。农村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空心的农村开始寻找更多的劳动力。
1955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建设，以此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刘少奇、邓颖超等人在会上发言分别阐释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式和意义。
刘少奇说，“我们的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作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全党应当继续鼓励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邓颖超指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动员妇女从各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关键。必须有计划地吸收妇女参加各种社会劳动，应当按照整个劳动力调配的计划，根据妇女的特长和特殊情况，恰当地使用妇女劳动力，达到人尽其才。”
从此，妇女解放也有了具象化的衡量标准，即和男性同样从事集体劳动，“在妇女还没有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子总有一种事实上的差别，但她们一旦参加了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她的思想就会开朗起来，和男子一道走到时代的最前列。”国家通过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等传媒，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社会上普遍生长起一种支持和鼓励妇女同男子一道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的新风气。”
官方的提倡逐渐被妇女接受并成为共识，成为她们用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并成为自己参与集体化劳动时自我审视的标准。在一些地区，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的口号声中拼命地劳动。特别在冬季开展热火朝天的积肥运动中，有很多地方提出了“泥坑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为了完成任务一律不许请假”的口号。
美国历史学家贺萧在陕西省进行田野调查时，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1957年冬到1958年春，妇女出勤一般占妇女劳动力的90%以上，许多地区已达100%。1958年以来，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十倍多。
工作中的女性与革命的庙会
对于生活在新中国的民众来说，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工人进厂做工既可以取得体面的收入，又可以作为历次社会运动中的护身符，对许多城市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眼热职工拎个包包上班下班”。她们希望能在工厂中学到实用技术、累积职业发展的资本，有时为了能学到实用的技术，甚至可以牺牲经济收入。有些工厂中的女性属于无酬劳的义务帮工，可是她们毫无怨言，抱着“长线放远鹤”的打算，盼望着能从中学到手艺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人做准备。
后来在面对60年代初经济危机带来的清退潮时，一些己经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妇女不舍得放弃手头的工作。1961年上海医疗器材厂的艺徒李娟梯被列为清退对象，可她不愿意，跑去《解放日报》报社反映情况，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保住自己的饭碗，她说自己可以不要工资，只要能学习技术。
而对于更多的妇女来说，经济收入是她们出去工作更重要的因素。在上海杨浦区宁国街道纺织用品加工场工作的129名女工当中，超过八成的妇女工作是为了用每月二十多元的收入来改善家计。倘若失去工作会影响她们家庭既定的开支计划，降低生活质量。“过去鱼票、肉票、布票，吃不起，穿不起，送人家，现在我的工资加进去，鱼肉票能吃到了，也可以给小囡做件新衣服了，想想这些，不舍得不做。”
有一些“成分不好”的女性希望借积极参加劳动来重新树立自身和家庭的形象。建国之后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被冠以污名，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资产阶级通过劳动实行自我改造”的实践慢慢浸润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上海卢湾区淮海坊有位工商业者家属直言，“不参加生产，人家总归要讲资产阶级好逸恶劳，很难受。”知识分子家属也是积极表现的一个群体，1960年同济大学讲师徐礼存的母亲周琢如是听到四平路居委会干部要大办里弄托儿所、食堂却缺乏设备后，连夜到火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超往苏州老家，自己掏腰包买来大竹笼、大锅等数十件送给干部们。她还辞去了家中的保姆，将孩子送进了里弄托儿所，自己也参加了托儿所的工作。
在传统农村社会之中，女性很少有机会离开家外出接触其他的人，每年只有在庙会那一天，她们才被允许走出家门，因而庙会也成为了她们一年中难得的聚会和最高兴的节日。对于女性来说，外出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她们对集体生活有一种渴望和向往。而集体劳动给了她们一个应对母亲婆婆和丈夫反对外出的机会，唤起了她们过去集体生活的美好回忆。这种集体劳动对女性来说有如“革命的庙会”，与回家后独自一人面对家务劳动形成强烈的反差。革命的庙会弥补了集体劳作带来的身体上的劳累，在日后集体公社取消后成为了她们的念想。
公社生活同时为妇女们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和娱乐活动，让妇女们乐在其中，成为日常贫乏生活中的新鲜感和全新体验的来源，也成为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愉悦的来源。大跃进时期的湖北，妇女们响应扫盲运动，参加班级学习或采用包教包学、认字小组、送字上门等办法学习文化知识。在太行山骥县，教歌、识字、检查卫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妇女们回忆起当时的娱乐，“大家加上个劲儿呀，呼儿咳呀”，可好听了，可红火了……那人家会唱的还可红火了，我不会那还可急躁的过于着了。”
荣誉与伤痛
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官方开始塑造妇女劳动模范，全国出现了大批“钢铁姑娘”“丰产姑娘”，灾难报道中的女英雄层出不穷，经由官方标榜的典型人物往往可以获得一夕成名的机会。她们从原本籍籍无名的地方小卒，一跃而成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全国性人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出国访问、进修或是成为干部的机会。这种隐形福利使得众多女性纷纷效仿。
在女性荣誉的另一面，是妇女们为社会建设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对女性生理现象的羞耻感、劳动指标以及经济因素都对她们形成种种制约，最终使这场“妇女大跃进”运动给她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
上海钢铁二厂许多女性由于缺乏卫生知识，经期或孕期常常满不在乎或难以启齿，不愿意去挂月经牌，加深了对自己身体的伤害。特别是一些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骨干，在生产中不能不带头”，所以即使身体不舒服也要赶在别人前头。省红旗手申小娥，经期也要和别人搞送肥竞赛，认为自己是红旗手不能落在人家后面，更不能提出请假休息。工厂中的妇女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期待着在日后能够转正，即使是在怀孕时也坚持做重活。在上海锅炉厂工作的周季云，怀孕己经六个月，同事劝她回去休息，她不愿意，“这又不是病，现在回家等到养下小孩，要停半年多的时间，那时是否还能回到厂里来呢？”许多妇女为了免于被工厂辞退争取长期留用的机会而隐瞒自身怀孕的事实，导致许多因工流产，更有少数人用堕胎、绝育等方式“捍卫”自己的工作岗位。据上海市杨浦区劳动工资委员会反映，1959年时该区用人单位招用的家庭妇女怀孕者占10%，有的甚至高达15%，她们大多数人选择硬撑下去。
1958-1959年，妇女的平均工作日由1957年的166天提高到250天，相当于男劳力的3/4。长期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损害了妇女的健康，妇女患病、浮肿、失去生育能力等伤亡现象非常普遍。1961年3月河北省卫生厅调查，全省1100多万妇女中，闭经人数约有200万，特别严重的地区达到50-70%，患各度子宫脱垂病者162480人。
失语的女性与弱者的武器
女性解放仿佛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被各种压力席卷之下的妇女很难有自己的选择。很多女性想要走出家门，可是传统的家庭观念依然会对她们形成束缚。曾在上海黄浦区宝兴里工作的唐氏希望能有份工作，可是公公婆婆不允许她出去。唐氏公公对她说，你就把五个孩子教好，不要出去工作，家里他会养的。最后等到公公婆婆去世后，她才得以出去工作。杨浦区的王翠娥丈夫听到里弄干部动员妻子出去工作，威胁她说，“你如果去工作，我就和你一刀两断。”
更多的时候，农村生活的压力让女性不得已走出家门，通过劳动换取工分补贴一家人的生计。过去社会中的妇女在家庭经济拮据时还可以靠织织布、缝缝衣服等家庭副业收入补贴家用，而在集体化时代，手工业被取缔，在田地里做活挣工分是衡量她们经济贡献的唯一标准。男性劳动力工分的计算是根据他自己的工作量，而女性会被设定更多的条条框框。因为如果女性不去工作，孩子的粮和丈夫的工分都会减少。
5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工厂开始大规模清退工人，妇女成为最先被裁掉的群体。以1958年后上海的平炉、轧钢车间为例，1294名工人中有512个职工家庭参加了工作。自从1961年下半年以来，412名职工家属被精减，精减人数占4/5.这些职工的家庭收入，由每人每月平均18元减少为11.9元。由于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没有明确妇女用工的待遇标准，而各里弄在实际支付中往往各行其是。妇女收入中需要克扣里弄的公积金，有的高达50%。参加劳动的妇女还要自行解决吃饭问题，自己支付车钱。
弱者意味着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有更少的话语空间，他们的正当权利往往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予以保障，他们只能采取各种体制外的隐性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妇女工资低难以维持生计，并且分配不公，导致里弄妇女的缺勤率非常高。陈家头街道给办事处给房屋修建公司介绍的55名里弄妇女，不到半个月，只剩下20多个。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的里弄妇女很多适应不了工作的劳动强度，也成为缺勤率的贡献者，他们拿生产工具泄愤或是干脆自行退工。很多妇女被安排从事炊事和保育工作，每天需要起早贪黑上班，她们抱怨原本只是想从孩子和做饭中解放出来，没想到现在要照顾更多别人家的孩子。城隍庙福民街托儿所开办的第二天，五个人就跑掉了三个。
全国妇联曾对女性劳动者做出特别的规定，包括“四期保护”（经期、孕期、产后和哺乳期）、月经挂牌和“三调三不调”（月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等，但是在实践中并不能落实，有地方强调，“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有其一定的生理特点，忽视这个特点是不对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对她们适当地加以照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地夸大这个特点，那就是错误的了。”
男性的劳动仅限于社会生产，而女性回到家后还需要做家务活、做饭，照顾全家人起居。可是官方仍然强调，“参加生产是光荣的，担负家务劳动也是很必要的。”并且默认，家务活就应该女性来承担。有人针对农忙和家务如何协调提出了解决方案，“晨间与天雨时，准备好全家衣服鞋袜；农忙时，从事农业劳动。”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赚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同时在这背后，父权制家庭也使得女性的剩余价值被消耗殆尽。
1955年到1962年，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从走向高潮到渐入尾声，许多妇女也经历了从走出家门到失业回归家庭。不可否认，经济平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确实是男女实现平等的现实因素之一，可是当国家在场的妇女解放片面强调男女社会生产的同质化和劳动量上的均一，当男女平等以量化的形式出现，传统的尊卑、性别秩序、家庭权力结构、社会的显性隐性压力、女性面对的困境已然成为“妇女解放”话语下的灰色地带，家庭在保护女性的同时也在吞噬着女性。女性的无偿劳动被遗忘，她们成为失语的群体。“妇女只要参加社会生产事业，就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句话的背后，无疑暗含着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获得权利。当某一群体的权利有了附加条件，真正的平等和解放还有多远？
《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彻底消除性别差距还需要99.5年。回望那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补充劳动力为重要任务的妇女解放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可是没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国家希望通过均质化的经济平权来实现男女平等的初衷也最终没能如愿。激进的、乌托邦的美好愿望让妇女们获得外出工作机会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大时代下的女性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尝试突破社会性别结构之下的秩序，改变自己的地位。那一代人的实践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六十年前的妇女解放也与当下的男女平权发生了意味深长的互动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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